百年清华

●校史研究室 王向田

陆璀手持话筒向群众讲话

■ 历史篇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日寇加快了侵占华北的步伐。1935年的平津，笼罩在沦亡的气氛中。国难当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风暴中，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清华学生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国民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此后，国民党的党、政、军纷纷从河北省及平、津撤走。日军得寸进尺，策动建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汉奸活动猖獗，日军耀武扬威。1935年11月25日，通县出现汉奸殷汝耕的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也盛传开来。而国民政府却一面颁布“睦邻令”，严禁民众抗日活动，甚至不许报刊上出现“抗日”字样；一面适应日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平津危急，华北危在旦夕！在这民族危亡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5年秋，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传到国内。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党的号召得到了爱国学生的热烈拥护。11月，中共北平临时市委成立，把发动学生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壮大抗日统一战线作为中心工作。

　　30年代，中共北平党组织曾遭严重破坏。在困难的情况下，清华地下党组织一直在坚持斗争。党组织通过 “左联”、“社联”、“语联”、“现代座谈会”等群众团体，组织进步力量。1935年4月，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正式成立，清华大学设立了分会，成员有蒋南翔、牛荫冠、姚依林（姚克广）（括号内姓名为当时用名，下同）、孙兰（韦毓梅）、吴承明、黄诚等，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学生。1935年初，进步学生掌握了校内重要的宣传工具———《清华周刊》，地下党员蒋南翔当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清华周刊》刊载的爱国进步文章吸引着广大学生。

　　1935年七、八月，黄河泛滥成灾。北平地下党发起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为黄河水灾募捐。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会”成立，负责人有郭明秋（郭桂英）、姚依林、彭涛、黄敬（俞启威）。清华学生会代表姚依林任秘书长。学联总部设在远离城区的清华园。

　　12月9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这实际上是实现日军图谋已久的“华北特殊化”，爱国学生无不痛感华北沦丧已迫在眉睫。北平市临委决定，12月9日这天由北平学联组织学生向政府请愿，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案”和“联络平市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案”，并拟定12月9日为行动日期。11月27日、12月3日，清华学生会和抗日救国委员会两次召开全体学生大会，经过激烈争辩，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并接受北平学联决议，参加全市统一请愿。

　　12月6日，包括清华在内的北平15所大中学校学生组织发表宣言，严正声明：“吾民誓死反对断送领土及主权之自治行动以及任何变相之独立阴谋，以其纯为暴敌所一手造成者也。凡有倡言自治之人均为汉奸，民族之蟊贼，人人皆得而诛之。”“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12月7日，北平学联在清华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正式做出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的决定。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

　　12月9日，北平的学生行动起来了。这天，北风呼啸，气温骤降。早7时，刺骨寒风中，清华学生在西大操场集合，由黄诚、吴承明等带队，沿铁路步行向西直门进发。姚依林等坐镇西单亚北咖啡馆，参加运动的指挥。上午9时，清华队伍到达西直门，但城门紧闭。游行队伍在西直门外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清华社会学系女生陆璀手持话筒慷慨演讲的场景被摄下，刊登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上，成为“一二·九”运动中的经典画面。

　　另一部分游行队伍奔向阜成门，受阻，转向广安门，亦受阻，再转到西便门，又是大门紧闭，城头站着全副武装、如临大敌的军警。同学们含着热泪呼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傍晚时分，队伍回到学校。此时城里的游行队伍遭到大刀、水龙袭击的消息传来，同学们义愤填膺。学生杨述（杨德基）当天夜里写下了一首诗，表达愤慨的心情：“义旗高举在今朝，烈火冲天百丈高。甘冒风霜为救国，宁遭斧钺不降曹。汉奸卖国真无耻，学子争存恨未消。他日偿还流血债，工农蜂起似钱潮。”

　　12月10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国民政府决定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市临委决定在这天再一次发动游行示威。北平学联成立了示威指挥部，由郭明秋、姚依林、黄敬、彭涛等人参加。计划各校到天桥集合，召开市民大会；而后入正阳门，经天安门，向东经东单，再到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举行总示威。清华和燕京等校学生为避免再次被阻于城外，预先派了一部分学生进城接应。

　　12月16日拂晓，由清华、燕京率领的城外学生大队出发，但在西直门、阜成门均受阻。转到西便门，仍受阻。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用血肉之躯冲开了城门，一拥而入。途中几经军警阻拦，部分学生终于到达天桥。数万市民和学生在天桥举行了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并按原计划到外交大楼示威。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以清华大学为先导，10人左右为一排，绵延一公里。游行队伍在正阳门受阻，遂转宣武门，又受阻。在相持中，同学们发现城门底下有一条缝隙，身材娇小的陆璀平贴着地面爬了进去，敏捷地把门闩抽下，高喊“冲进来呀！”但还没有来得及把城门打开，十几名军警猛扑过来，拳打脚踢将她逮捕。军警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慑于声势，军警不得不释放陆璀，并开城门让清华、燕京队伍穿过城区返校。途中，游行队伍又遭到军警镇压，受伤者数十人。

　　“一二·九”、“一二·一六”后，举国震动，各地学生群起响应，社会各界亦纷纷声援。

　　12月25日，清华学生高原（高葆琦）、彭平（裴昆山）、罗清（郝威）、凌则之（凌松如）、钱伟长等20多位同学，出于爱国热情，组织了清华自行车队 （后名为 “北平南下自行车宣传队”），奔赴南京，沿途深入民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南下扩大宣传

　　“一二·一六”后，南京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平津学联，并宣布平、津各校提前放寒假，以使学生分散，孤立进步学生。北平党组织和学联干部黄敬、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高慧如等商定，要想办法把学生集中起来，组成宣传队，南下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抗日救亡。1936年1月2日，平津学联组成了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分4个团，其中第三团以清华为主，包括燕京、朝阳、辅仁等校，团长是黄华（燕京学生）和蒋南翔。

　　1月4日，第三团由西郊蓝靛厂出发。全团分三个大队和一个先遣队，共150多人，其中清华学生50多人。先遣队的任务是侦察、选择路线和安排食宿，任务艰巨。清华学生李昌（雷骏随）、杨学诚、于光远（郁钟正）等都在这个队里。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经宛平、涿县、固安等地沿途宣传、演出，并帮助地方成立抗日群众组织。学生们一路上“吃的是大饼咸菜，睡的是冰冷的土炕，只铺着薄薄的棉织军用毯”，“用刺骨的冷水洗脸”。他们深入群众调查访问，“所见所闻，都是人压迫人的景象，于是感到现在的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不只是抽象的为着单纯的民族，而是开社会解放的先河！”

　　1月14日，南下宣传团在高碑店遭军警阻挠、袭击，15日被监送回北平。16日下午，在燕京大学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会上蒋南翔提议成立 “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以便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得到热烈拥护。“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会章明确提出：该团 “以认识及把握正确理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宗旨”。

　　与此同时，南下宣传团第一、二团到达保定后，亦为军警所阻。为了继续奋斗，他们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2月1日，南下扩大宣传团一、二、三团联合在师范大学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将 “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随着“民先队”总队的建立，在清华以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为骨干成立了“民先队”清华分队，第一任分队长吴承明。3月间改选，李昌任分队长，杨学诚、凌则之、纪毓秀、钟烈錞等任分队委员。清华民先队员曾达到180多人。8月，李昌被选为北平市民先总队队长；1937年2月6日，在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昌被选为全国民先队总队长。在抗日烽火中，民先队员浴血奋斗，很多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天津、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等地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由北平“一二·九”游行开始的全国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毛泽东精辟地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 往事篇

　　蒋南翔奋笔疾书起草《告全国民众书》

　　1935年12月3日，清华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接受北平学联决议、参加全市统一请愿的议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工作的清华学生何凤元得悉消息，非常高兴，从城里赶回清华，找到中共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

　　蒋南翔回忆，他“当天晚上就独自躲到清华一院大楼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杜门谢客，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写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这篇宣言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当时痛感华北人民面临亡国的威胁，地处国防前线的北平学生，已在上着‘最后一课’，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我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己地泪流满面，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宣。”文章被油印出来，在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还刊登在12月10号出版的《怒吼吧》第一期上，名为《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文中“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赶快大家联合起来，……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等语，澎湃激越，表达了青年学子们的共同心声。

　　“一二·九”运动走向世界

　　1935年 12月 16日，游行队伍受阻于宣武门。陆璀试图打开城门，遭到军警的逮捕、殴打。一位身材修长、面容清癯的美国记者注意到这一幕，他就是后来写下《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斯诺跟随陆璀到警察所，对她进行了采访。第二天，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独家新闻：“5000中国人奋起反对日本统治，警察击倒60——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把陆璀誉为中国的贞德。这一报导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

　　1936年秋，陆璀作为全国学联代表到日内瓦出席第一次世界青年大会，并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宣传，当地媒体竞相采访“中国的贞德”，对中国抗日救国、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主张作了广泛宣传，“一二·九”运动就这样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