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杨苡原名杨静如，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曾任淮安知府，祖辈中有4位在晚清时考上翰林。父亲留学日本，在民国时期担任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杨苡的哥哥杨宪益、姐姐杨敏如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

　　在北京见过杨宪益先生，就想到南京见他的妹妹杨苡。

　　杨苡喜欢聊天。“吴祖光所谓‘生正逢时’，我就是生正逢时，生于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那一年。”话头一起，趣事傻事得意事一件件说来，还不忘告诫我：“你说我说的话有什么录头，就是讲故事而已。”这些故事里主角和配角可都是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在她的家中，哥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跨国爱情足以传世；在她的少女时代，和巴金兄弟的情谊可记一笔；步入西南联大后，师长沈从文和吴宓值得研究，而学友萧珊、王树藏和巴金、萧乾的爱情，一时也说之不尽。

　　墙上挂着杨苡的丈夫赵瑞蕻的照片。杨苡说：“如果人死后还有灵魂，这个84岁的老人已经得到了最后的快乐和满足，因为他毕竟走完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苦难的历程：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战争与和平，表扬和批判等等，有欢乐也有痛苦，从20世纪初到世纪末都是一言难尽的。”

　　每天，杨苡就与书为伴，不时与各地的老朋友联系。她好奇地问我在北京、上海采访过哪些文化老人，当听到还没有采访邵燕祥时，有些惊讶。我解释：“邵燕祥听了那些前辈的名字，说不敢接受采访。”她笑了：“邵燕祥真聪明！”又取出一札巴金的信，若有所思地说：“巴金有一个遗愿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们杨家出了3个文化人：你哥哥杨宪益、你姐姐杨敏如、你。

　　杨苡（以下简称“杨”）：3个都是废物。我父亲是搞银行的，我母亲非常希望我们3个人有学经济的。3个人连钞票都不会数，我哥哥数钞票更可笑，他把钞票一张一张地摆在台子上，比我还糟，我还可以数。我们只能学文。

　　记：杨家上一辈已经好几个人留学了？

　　杨：上一辈都不是真的留学，是游学。我父亲去了日本，我七叔去了美国，八叔去了法国。我祖父觉得应该让孩子出去看看。

　　记：杨宪益先生小时候写诗吗？

　　杨：我哥七岁就写古体诗。我哥绝对聪明，小时候老先生的教法就是写诗，我也想写，可是我不会写，我哥哥就启发我。那时候我跟他们两人比，我是最笨的，我姐姐也说她最笨，主要是因为杨宪益太聪明，就变成我们俩是最笨的。

　　记：小时候对新文学感兴趣吗？

　　杨：有兴趣。他们成天就笑我瞎读书，瞎捣乱。我哥我姐对西洋名著感兴趣。

　　我们读到初中，很多课程是英文的。我哥哥没有上小学，直接上教会学校。家里还请了一个女老师。

　　记：这个女老师叫“徐剑生”，你哥哥还专门做了一个对子？

　　杨：我哥哥对对子快，一看“徐剑生”，就对三个字“快枪毙”。你看过那个女老师的照片吗？

　　记：没有，长得好看吗？

　　杨：还可以。（笑，取出照片）她的先生是医生，很帅很帅的。

　　记：后来你母亲发觉她对你哥哥有意思，马上让你们兄妹三个认她做干妈？

　　杨：她和我哥没有恋爱！这个女老师也许有那个意思。这个女老师特别偏心，开始是我告诉我母亲：“先生偏心，就是喜欢哥哥，不喜欢我。”但是不可能有这个事情。后来我跟别人辩论，说他们没有恋爱，充其量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吧。

　　记：什么时候开始读巴金先生的小说？

　　杨：就是《家》出来以后，我哥哥给我看的。我十四五岁吧。他的作品可以说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

　　记：《家》中写的跟你们家像吗？

　　杨：完全像，因为我祖父也在四川做过官，就跟他们家的生活有点像。家里不是像书里写的那么大，那么讲究，也没有鸣凤。他们家也没有鸣凤，我们家倒有个来凤。他们家有老姨太，我们家也有一个老姨太。

　　记：你的母亲是姨太太？

　　杨：是的，但是我母亲是平常人家的，因为是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8胎，结果只活了两个，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没有儿子不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

　　哥哥杨宪益到英国留学、姐姐杨敏如到燕京大学读书后，16岁的杨苡非常苦闷，写信向巴金倾诉心事。巴金很快回信，后来告诉她，他的哥哥李尧林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文，她可以与他通信。杨苡和李尧林通信后见面，彼此相处了愉快的5个月。

　　记：第一次给巴金先生写信是什么时候？

　　杨：1935年。我记得是“一二·九”以后，因为苦闷嘛。为什么苦闷呢？因为我的好朋友可以参加游行，我们家怎么可能让孩子们参加游行呢？非常之苦闷！

　　记：你给巴金先生写信后，他很快就回信了？

　　杨：他都回信的，他有一篇文章还提到我呢。那时候他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几个人合开的。以前开出版社比较自由开放。

　　记：你母亲知道你给巴金先生写信了吗？

　　杨：不知道，但是巴金来信时我就告诉她了。来信时，我母亲要问的，我母亲也看了信，没有反对，她自己也看巴金的书。我母亲也看冰心的书，她们俩后来认识了。

　　记：你和巴金先生一共通了多少封信？

　　杨：我在天津的时候他给我10封信。后来就是66封，我都交给上海图书馆。那10封信放在一个箱子里，日本鬼子进租界前将箱子里的存信全烧了。

　　记：巴金先生什么时候告诉你，他哥哥李尧林在南开中学教书？

　　杨：1938年。我急于走，他劝我不要走，要忍耐。我说，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呢？当时我也害怕日本鬼子进租界。我家是住在租界里。

　　记：这时候就跟他哥哥李尧林通信了？

　　杨：通信，也见面了。他哥哥一跟我见面，就给我看巴金的信，他弟弟还以为我当时很小呢。年三十开始通信，7月7日走，就是5个月吧。我18岁，他三十几吧。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记：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谈恋爱？

　　杨：没有，根本就没有！就是有话就要说。过年人家给压岁钱，我母亲什么都管着，后来我母亲觉得我大了，就给12块钱月费，我买了3张唱片，是好的红心唱片，4块钱一张。李先生喜欢拉小提琴，还会唱歌，男高音。我们一起听过唱片，也看过电影。

　　记：你怎么考了西南联大？

　　杨：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教会学校有保送的制度，所有高中课程成绩平均80分可以上南开大学，我就报考南开大学中文系。那时候考文科只考中文和英文，如果考理科就加数学，那我就不行了。所以我一考就考上了。我是1937年考取的。1938年，我和几个同学一块走，就是属于流亡学生。我考的是中文系，读的是外文系，因为沈从文叫我去转系。

　　记：怎么跟沈从文先生认识的？

　　杨：我没有上联大的时候，我跟他们住在一个院子，他为人非常好。我租的房子。沈先生就住在楼上。

　　记：你有一段时间跟萧珊住在一起？

　　杨：曾经住在宿舍里，后来我就走了。1939年她到昆明，我到车站接她，是巴金叫我去接她的。巴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很像。我接她到联大宿舍，她进外语系，但是很快就转到历史系。

　　记：你们还跟王树藏住一块？

　　杨：我们在宿舍的时候同一个房间常开玩笑，萧珊给巴金写信，王树藏给萧乾写信，我给李尧林写信。

　　记：你在联大读外语系，有哪些老师？

　　杨：叶公超是系主任，谢文通教英诗，陈嘉教莎士比亚，冯至教德文，吴宓教欧洲文学史。联大教诗是教欧洲的诗，不像后来中央大学只教英诗，英国文学史面较窄。

　　记：吴宓上课怎么样？

　　杨：他上课的英文很难听，口音很重。

　　记：钱钟书说“吴宓太笨”。说过没有？

　　杨：我认为钱钟书也许会说，后来杨绛不是否认了吗？他们老一辈的事很难说。

　　记：当时联大很多人写诗，赵瑞蕻先生是青年名诗人。

　　杨：最有名的是穆旦。当时没有“九叶派”，后来王辛笛他们同时代的诗人凑成9个人的诗集才叫“九叶派”。

　　记：你怎么和赵瑞蕻先生认识？

　　杨：他比我高两班。1939年3月认识，春天认识，比认识萧珊还早一点。

　　记：第一次见面的印象如何？

　　杨：是我一个堂姐订婚，三叔家的，是北大外文系的，读书非常好。她跟外文系一个同学恋爱好多年，快毕业了，就订婚，也就是请大家来吃饭。就这么和赵瑞蕻认识。不过，我事先见过赵一次，有一个高原文学社，我自己贸贸然参加了，我觉得高原文学社的水平最好。加入嘛，无非是跟大哥大姐学习。

　　记：后来怎么发展？

　　杨：那时男同学追女同学，没有女同学追男同学的。

　　记：1940年就结婚了，当时在学校的学生可以结婚吗？

　　杨：没人管。随便同居也没有人管。

　　记：那时候你读二年级？

　　杨：二年级，1940年我母亲到了昆明，知道我有男朋友，不以为然，后来就打电报叫我到四川，转学到成都金陵女子大学。我没走成。我只在联大读了两年，后来生了小孩，耽误了两年。1941年生小孩，1942年暑假才上中央大学，就是借读。那时我如果不大学毕业，就没有办法找工作。

1941年春，赵瑞蕻、杨苡夫妇和大女儿赵苡在昆明

　　记：巴金和萧珊结婚的时候你在哪里？

　　杨：我在重庆。巴金在昆明时请我们俩吃过一次饭，不知算不算订婚。

　　记：抗战时跟李尧林先生通信吗？

　　杨：通信很多。

　　记：什么时候知道李尧林先生去世的消息？

　　杨：抗战胜利的时候，巴金的哥哥就打电报来，说：大病初愈，望速来。巴金就托人买飞机票，到上海待了3个星期，他哥哥去世了。他哥哥发低烧，到医院没几天就去世了。巴金非常伤心。有一次，大哭。

　　记：你哥哥和戴乃迭回国结婚后的处境如何？

　　杨：我哥哥在中央大学，罗家伦是校长，也是我们的二房东，请我哥哥杨宪益和嫂嫂戴乃迭去任教。他们俩就兴致勃勃地去柏溪一年级分校，两人非常活跃，跟同学办英文的墙报，讽刺孔祥熙。因此，中央大学有一封内部的信，说：戴乃迭估计是英国共党，施美人计。因为我嫂嫂漂亮，我哥哥是书生。

　　记：杨宪益后来怎么进了国立编译馆？

　　杨：我哥哥在中央大学被解聘以后，就到了贵阳师范学院。然后就到成都生孩子，也在教大学，后来就回重庆又到北碚，进了国立编译馆，这时候应该是我哥哥过得最好，因为跟梁实秋、梁宗岱、老舍在一起，成了好朋友。

　　记：后来你也到了国立编译馆？

　　杨：我是到了南京以后，1946年我是坐中央大学的船，他们是坐国立编译馆的，他们的船在路上翻了，所以书损失了一大堆。我们是先在中央大学住下来，我爱人是助教，先分配到实验室住。我是1946年进国立编译馆，我哥哥叫我到他那儿去，没工作不行，到1948年被解聘了。

　　记：为什么被解聘了？

　　杨：馆长是赵士卿，朱家骅的连襟，也不是坏人。我和同事在聊天，他在门口偷听我们讲话，门口漏了个缝。我哥哥上班迟了，他上班前第一件事是看报纸，看够了才来。因为我们这一组，我哥哥管得散漫得不得了，有人来我们就做样子，一个月才交15000字的翻译，对我们来说太容易了。我们聊天，我就靠着我哥哥桌子，聊物价骂当权政府。我看见门开了一道缝，就走近把门一踢。赵士卿进来了，脸红得跟猪肝似的，然后就问最老实的一个老头刘先生：“刚才谁关的门？”刘先生站起来，不敢说是我关的。我说：“是我。”他就说：“下次关门不要那么重。”后来他们就跟我哥哥详细讲，我哥哥不说话。我晓得我哥哥不会骂我。我哥哥就说：“他们要勘乱总要勘一个人，还是勘我妹妹吧，因为我妹夫根本不赞成她出来工作。”后来馆长让我哥哥去，我哥哥装作不知道。过几天发聘书了，我一看，没有我。我哥哥就生气了，因为讨论的时候明明是有的，他觉得我搞翻译没有问题。于是我就失业了。

　　1953年，杨苡开始翻译《呼啸山庄》，1955年6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1956年，杨苡到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方语文学院任教。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一言难尽。

　　记：什么时候看《呼啸山庄》的原著？

　　杨：1943年在重庆时看的。老早就想翻译了。我想翻译的目的就是我要证明它比《简·爱》好。

　　记：相比之下，读《简·爱》的人可能会多一点。

　　杨：读《简·爱》的人多是因为巴金的出版社先出了。

　　记：1957年你的处境如何？

　　杨：我在莱比锡，7月回国。

　　记：怎么去的民主德国？

　　杨：上面派去的。因为我们“政治清白、历史清楚”啊。1953年第一批派我们去的，当时高教部部长跟我们说，你们夫妇都去，孩子也带去，到那儿去受受教育。结果是一个孩子也去不了，说带孩子出去会影响革命工作。我不听这一套，我又不是党员。他们说，你放心，孩子我们都会安置好的。我说我不去了。结果我就回来，带着孩子。

　　记：后来总共在民主德国待了多少年？

　　杨：我爱人待了4年，我只待了1年，因为我带小孩回南京，不肯去。后来争取带了两个孩子去了1年。1957年暑假回来的。

　　记：“文革”的时候有巴金先生的消息吗？

　　杨：不知道。

　　记：那时候跟沈从文先生有没有联系？

　　杨：有联系。我们不是写信联系，后期是到北京去看他。反正能到北京，就要去看沈从文。

　　记：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萧乾到底结过几次婚？

　　杨：第一次是王树藏。总共是三四次吧，但是恋爱就不止了。巴金说：要不是1957年，他还要结婚的。文洁若跟他共患难嘛。

　　记：萧乾跟沈从文不和是怎么回事？

　　杨：我觉得两人都没有错，有些误会。不是都倒霉了嘛，萧乾住在一个美院的传达室，就是一个小屋。我去看沈从文，再走就是萧乾的屋子，我没去看他，因为觉得两人不对头，我想两人是有误会的。

　　记：李辉在沈从文临终前对他说：“你们老也老了，和好不行吗？”准备安排萧乾来见沈从文。结果还没有见成，沈从文已经去世了。

　　杨：我觉得很遗憾，这只是误会。1957年大家都不好受，沈从文可能对萧乾就有些误会。后来张兆和一说到萧乾就很生气，沈从文就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觉得这只是误会。

摘自《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三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