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1月10日，北京万寿路两侧高大的乔木下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们一路前行，胡木英家就在前方。

　　胡木英，胡乔木之女、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干部。

　　在一排排中直机关的住宅楼里，胡木英家并未显得特殊。墙上的胡乔木伏案照高悬，仿佛告诉我们并不为人所知的父女往事。

　　“父亲不健谈也不很爱聊天，散步时也不大理我们，总是自己想自己的事情。”69岁的胡木英快人快语，不似传说中乃父的沉默和内敛。

　　被誉为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的胡乔木，从毛泽东秘书到“党内一支笔”再到“新闻大管家”，经历了怎样的宦海沉浮？除了新华社的千字文简历，外界对其所知甚少。

　　毛泽东点名招秘书：“乔木是个人才”

　　对于胡乔木来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我是1941年1月23日生于延安。我出生半个月左右，父亲就去给主席当秘书了。”胡木英说。

　　此时，胡乔木和夫人谷羽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父亲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这一年的1月上旬，皖南事变爆发，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为此，中共高层通宵达旦地开会，毛泽东更是异常忙碌。

　　2月上旬的一个清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突然来到胡乔木所住的窑洞。对于当时的场景，胡木英说，“母亲亲历了这个过程。”

　　王若飞对胡乔木说道：“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他那里做秘书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于是，陈伯达将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

　　1941年秋天，杨尚昆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认识了给九月政治局会议做记录的胡乔木。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回忆说，“他不到三十岁，一介书生，清秀文雅；在会上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胡木英对父亲的延安时期知之甚少，一方面当时年纪小，一方面是“父亲忙着工作，并不在家里待着，在家的时候就是写东西。”不停写东西的胡乔木有件事情让女儿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延安的窑洞家里伏在桌子上写东西，桌底下放了一个炭火盆，脚踩在炭火盆边上，暖和一点，结果有一次他写着写着就忘了，就把鞋子给烧了。”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说《沁园春·雪》是你父亲写的？

胡木英：不是。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不会写出主席那样的气魄。

创作党史中的《史记》

　　1949年6月，毛泽东离开香山双清别墅进驻中南海丰泽园，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亦随之搬进中南海。

　　8岁的胡木英跟着父亲进了中南海。胡乔木的家在春藕斋西边的静谷，同住在静谷的，还有由胡乔木推荐当了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当时我们家就住在进入静谷门内左手那排房子，三间厢房，包括了父亲的办公室和全家住处。我记得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部分人，当时也在静谷办公。”

　　胡乔木虽然仍是毛泽东的秘书，但是工作内容开始发生变化。胡乔木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后又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胡木英至今记得1954年的一天去毛泽东家看电影时的情景。“那天傍晚，家里的电话铃响了，父亲接电话才知道是主席打来的，邀父亲到他家看电影。父亲带上我去了丰泽园”。

　　放映的影片名叫《葡萄熟了的时候》，这是一部刚刚摄制完的国产片。

　　胡木英跟父亲去毛泽东所在的丰润园“菊香书屋”看电影这是仅有的一次，更多的时候是胡乔木接到电话后就去领任务。于是，胡乔木参与了共和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胡乔木的名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被称为党史中的《史记》。

　　这是在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胡乔木为中央写的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父亲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写”，由于胡乔木对党的30年的历史非常熟稔，“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

　　杨尚昆回忆说，“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 195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此书再版多次，每次再版父亲还要‘精雕细刻’一下。”胡木英说。

　　1950年下半年到1954年，胡乔木家又搬到了怀仁堂南面的颐园，与彭德怀住的永福堂正好是前后院。

　　胡木英对彭老总家的地图记忆深刻，一次她随父亲到彭老总家，看到办公室一个巨大无比的地图，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县、区、公社，甚至更小的区域单位，都标得清楚细致。“我后来才知道，军事地图才是那样详尽的”。

　　《中国经济周刊》：胡乔木被称为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胡木英：他在世时从来没人提。我也没听说过有这个说法。文革后邓小平提出，党内几十年文件都是通过胡乔木的手，他确实是党内第一支笔，因为对他这么多年的了解，还是用他合适。邓小平也有理由，因为过去毛主席、周总理都说过，“有乔木就有饭吃”，就是能写出东西。

毛泽东探视后没再被迫害

　　1961年6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长期病休。

　　“父亲的患病和他的特殊工作状态有关。毛主席喜欢晚上工作，有些事想起来了，就一个电话把父亲召去。特别是后来，父亲神经衰弱，睡眠要靠安眠药，有时刚吃下安眠药，主席电话来了，又得把父亲弄醒。到主席那里常常是一谈两三个小时，谈完回来，却再也无法入睡了。”

　　胡乔木从而离开了党内的理论核心，因而也就未参与“文革”前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等工作。胡乔木幸运地没有卷入“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中去，“文革”后可以“旁观者清”的身份为毛泽东下结论。

　　“1966年6月父亲从杭州回来，匆匆忙忙的跟主席见了最后一面，主席让他到北京后‘多看、少说’。”毛泽东知道，胡乔木是“一介书生”，一旦说出不合时宜的话，结果定然惹火烧身。

　　然而，病休的胡乔木在“文革”初期还是受到了冲击。

　　1967年1月17日上午10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们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

　　第二天，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颅从墓中取走！

　　之后就是持续的揪斗、抄家。持续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到1967年的“五一”才峰回路转。这一天，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去看望胡乔木。

　　据说，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贴着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所贴“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五一看烟火，主席路过南长街来我家，之前汪东兴先来看路线、周围环境。那天晚上全家很兴奋地等着主席来，结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陪着主席，到一个常年不开的门前面按铃，最终就错过了。”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主席。张耀祠见无人开门，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总理抓住这个机会，让中办下了个文，说以后不准揪斗胡乔木了，有问题在家里提问。要没有这一下子，父亲可能就不行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好”。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说你父亲给江青写过效忠信？

胡木英：他跟主席这么多年，对主席有很深的感情。主席去世后，他想最后与主席告别，四人帮不让去。他就给江青写信，但江青还是拒绝了。文革后，这又成了他的罪状，被人抓住，说“你给江青写效忠信”，反对起用他。

“没读过四大名著，不算合格中国人”

　　“我小时候不是特别爱学习。父亲也不要求我们拿什么第一，只要肯学就行了。只是有时间就向我们推荐一些中外名著和讲自然、历史等优秀科普类文学等作品。”

　　胡乔木说，没读过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不能算是合格的中国人。“我那时候不太喜欢《红楼梦》，就爱看《水浒传》、《西游记》里打打杀杀的很是过瘾。父亲从不干预我们看什么，就让我们多看书。”

　　胡木英对父亲说，自己只读过《水浒传》和《西游记》，只能算半个中国人。

　　胡乔木告诉女儿，“主席把《红楼梦》读了几十遍，对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和细节，都非常熟悉，常信手拈来其中的故事加强说服力”。

　　胡乔木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他把看书当做了最大的乐趣，读书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父亲的生活很简单，不工作的时候就看书，各种方面的书都看，历史、自然、哲学、文学，古今中外的书都看，还有政治方面的书也看”。

　　胡木英回忆说，父亲看书很快，挺厚的书没两天就看完了。也有看得慢的，比如思想史、哲学方面的。有时候父亲是几本书同时看，比如床头、桌头扣下来，折起来的，就是看到半截的。

　　“父亲只要一去外地，从不去逛街，就去旧书店淘书，每次回来都带几摞书。”胡乔木的藏书最后达到了4万余册。1995年12月，胡乔木生前藏书分别捐赠给当代中国研究所和江苏盐城市。

　　胡乔木的藏书一度成为负担。“文革”期间胡乔木从中南海搬出来，要找房子，“他别的条件不要，只要书能装下来。后来费了好大劲，特意找了南长街123号的房子，那里有大房间，可以放书，为此还特意把地板加固，把书搬过去”。

　　胡木英：父亲总在奋笔疾书

　　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从我刚有记忆，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写着；进北京城后，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座灯前，不停地写，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出了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他记错了日期……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得出来了。

　　他不健谈，不是很能聊天。如果能够跟我们聊天，就是讲一些自然知识，比如看见树，就讲一下树的名字、特性，还有讲讲这些花叫什么，给我们增加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如果他不说话，那一定是在思考。虽然我们就在他身旁，却好像不存在一样。

“文革”期间，我和父亲分开了很长时间，父亲一个人在家，我们孩子每次回家，都能强烈地感觉到父亲喜悦的心情，他虽然嘴上不说，神态、语气都显得很高兴。我们心里清楚，他受了很多苦，很寂寞孤独，但父亲从没在孩子面前表露过。我帮他换床单、洗衣服……收拾收拾，父亲会说“这才像家啊！

（周海滨）

转自 《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