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钱钟书从出生之日起就似乎与学术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父亲钱基博是我国近代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用在钱家是再恰当不过了。而后又有一大批卓越的学人出入钱钟书的生活，在其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们或意气相投，书信酬唱；或相知相助，共度危难，既有生活中的交往，又有学问上的砥砺，这些交往为近代学界增添了不少佳话。

钱钟书与吴宓

吴宓(1894-1978)，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人、诗人。曾经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典文学和浪漫诗。“文革”期间，他被当做“资产阶级学术反动权威”而遭到批斗。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起吴宓，《吴宓日记》公之于世，至此，一个正直刚强、独立自守的知识分子；一个在新旧文化之间挣扎的诗人；一个追求幸福而不得、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激情的悲剧人物渐渐为世人了解。用钱钟书的话来讲，吴宓“孤标高格，而伤心人别有怀抱，尤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主角之资格”。但在钱、吴交往中，两人却彼此赏识对方的才学和人格。

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风景优美的藤影荷声馆里，和学生谈心的吴宓突然感慨地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钱钟书少年英才，吴宓慧眼识英雄，两人在文学方面也确有不少心有灵犀的感受。吴宓曾经说“天理人情一定而不变，古今东西，曾无少异”，而随着时光变迁的只是疆界、部落、风俗、文物之类的细枝末节。这和钱钟书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几乎如出一辙。他们同样怀抱着人心事理相通的信仰，搜求于古今中西的文学世界，用自己的灵魂去体验、去聆听超越时空地域的心灵共鸣，得出许多真知灼见。吴宓说柳宗元的诗“一身去国六千里”，目的在于写尽放逐孤臣的悲愤之意，写尽长途的艰难险阻，所以才用了“六千”这样一个数字形象，感情深挚激切之时说出的话虽然与世情常理相悖，却让人觉得非常逼真。这就涉及到了诗歌的真实性的问题。吴宓坚持的是情感的真实，而具体言辞则可以有所伪饰；这也正是钱钟书深有所感的，他在《管锥编》中写道：“文辞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诗歌要求的是心“诚”“不伪”，但言辞构思却可以极尽虚构之能事。吴宓也曾说“做文贵诚，做诗尤贵诚”。每一句话都要像从自己心里“爬剔而出”。作为诗人的吴宓也正是这样实践自己的理论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空轩》的七言律诗，当时很多人对此评价不高，但钱钟书却很喜欢其中极其质朴美丽的一句，那句诗是吴宓有感于自己的爱情不幸而发一“未甘术取任缘差”，钱钟书说，这句话的质朴中蕴涵的哀婉沉重已经足以弥补吴宓诗歌中的任何错误了。

吴宓去世时，钱钟书的《管锥编》已经交给出版社排印了。而多年以后，钱钟书为吴宓的《文学与人生》一书“敬署”书名时，对这名亦师亦友的学者心中必定是充满了敬意。

钱钟书与冒效鲁

如果说钱钟书和吴宓的交往更多带有对吴宓人格的尊重和敬佩，那么他与冒效鲁的友情则更多是青年才子惺惺相惜的意气之交。两人同样才华横溢，狂狷相类，在由法国返回故土的航船上结下一段友情。冒效鲁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馆，曾经出使苏联担任外交官秘书。他擅长做旧诗，是个大才子，很年轻的时候就颇有名气，但后劲不足，晚年诗作大都不佳。1938年，在法国邮船上，冒效鲁见到了钱钟书，想起来在莫斯科曾读到一本英文杂志，其中一篇文章就是钱钟书写的，就和他攀谈起来。当谈到苏东坡的诗时，冒效鲁说：“他还差一点。”钱钟书大惊，于是两人对坐在甲板上侃侃而谈，越谈越投机，冒效鲁作诗赞美钱钟书说“邂逅得钱生，芥吸真气类；行穿万马群，顾视不我弃。”这夸赞钱钟书神采高逸飞扬的气质；又说“言诗有高学，造境出新意”，“君诗高过我，嘎嘎填难字”，这足赞赏钱钟书的诗作境界高明；冒效鲁又有诗写钱钟书斜倚船栏杆的神态，“凭栏钱子睨我笑，有句不吐意则那。顾妻抱女渠自乐，丛丛乱发攒鸦窝”——身后是满船的灯光歌舞和醉态，钱钟书凭栏斜睨，只管自乐，恃才傲物、举世浑浊而我独清的才子形象呼之欲出。而钱钟书也赞赏冒效鲁说“翩翩肯来顾，英气挹有芒”，称他的诗“独秀无诗敌，同声引我怆”。两人邂逅的友谊持续一生，在钱钟书湘行前夕，冒效鲁还作诗赠别，追述往事，感慨世事，劝勉好友。

钱钟书与陈寅恪

钱钟书和陈寅恪都是学贯中西、通晓多种文字的学术大师。陈寅恪要比钱钟书大出三十几岁，在年龄上讲理应算是钱钟书的长辈。钱钟书与陈寅恪的实际交往并不算太多，但两人在学术上、在文字里却有不少交道，并且是同为大师，相同之处居少，而相左之处居多。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看重的是考据的研究方法，并且发明了“诗史互证”的史学方法，把诗歌看做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和保存，用诗歌中描写的细节作为历史研究的佐证。既然陈寅恪的研究涉及到了诗歌，钱钟书就不能保持沉默了，即使面对的是这样一位长辈大学者，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对用材料考证和实证主义进行文学研究。

其差异主要是史学和文学研究的不同性质和领域造成的。对于历史和文学，两位先生其实都不乏科学的理解。陈寅恪在他的多部著作中指出：“小说文人故作狡狯之笔”，因此历史学家不必过分拘泥于此；而且文人的狡狯虚构之笔也是“伎俩可喜复可畏”，如果有人非要用考据方法读诗，结果把诗里的佳句都读成了对现实亦步亦趋的死句，就是犯下了大大的错误。而钱钟书也不完全否认艺术作品可以用来验证历史事实，因为它们毕竟是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的，只是他认为诗歌反映历史的情况多种多样，有的可以和史实参照，有的则是通过想象和艺术加工传达出那个时代的一些更加本质的东西。他说：“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但是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X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可见，钱钟书所不满意的是陈寅恪没有为“史诗互证”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结果造成了对一些诗歌的误读，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审美性质；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钱钟书理所当然要起来捍卫文学的独立领地了。

西装革履、落拓潇洒的钱钟书和终年长袍着身、一副学究模样的陈寅恪却是同样洞达世情、超俗特立的，同样努力捍卫着独立的学术品格，给后人树立起一座文化的丰碑。

钱钟书与张荫麟

张荫麟和钱钟书同为清华学人，又同样是吴宓的学生，而且两人同样渊博睿智，被人们誉为“南能北秀”(佛教的两大宗师：北宗神秀，南宗慧能)。张荫麟是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以历史研究见长，但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涉及，而且见解高明。他善于把各个领域的知识融会相济，并在治学中富有现代批判精神，被鲁迅称为“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他与钱钟书在吴宓的藤影荷声馆的饭桌上相遇，钱钟书曾写诗道：“同门堂阶让先登，北秀南能忝并称；十驾难追惭驽马，千秋共勖望良朋。”称赞张荫麟的学问和名声都高过自己，但这位大学者逝世时只有37岁。

钱钟书和张荫麟的交往更多地表现为学术中的交流。张荫麟曾经在名作《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中写道：“周作人氏在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我国文学上有两种思潮之交互循环：其一为‘诗言志’的观念，其二为‘文以载道’的观念。吾人若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下列诸时期：一、晚周；二、两汉；三、魏晋六朝；四、唐；五、五代；六、两宋；七、元；八、明；九、明末；十、清；十一、民国，则单数诸朝悉为言志派当盛之世，双数诸朝悉为载道派当盛之世。”当时只有22岁的钱钟书却不同意这个观点，著文批驳。而事隔几十年后，钱钟书仍然感到有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他在《七缀集》里解释说，其实“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是针对不同的文体而说，“文”通常指散文或者“古文”，以区别与“诗”、“词”。一个作家可以用“古文”来阐明道统，用诗抒写自己的志向怀抱，用词来抒写更加私人化的情感世界，这些文体好比平行而不平等的台阶，“文”的等次最高，但在一个时代里这些文体可以同时存在。打个更形象的比喻，这两句话好比是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而按照周作人和张荫麟的理解就成了“一日三餐全吃面”了。

但是，研究历史的张荫麟却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和钱钟书“英雄所见略同”，那就是“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的观点。张荫麟说，历史就是一部宇宙的戏剧，当世界苍茫壮观的历史在我们面前展开时，足以涤荡人们的心胸，陶冶人们的性情，让人流连忘返，产生面对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时才有的惊喜之情。而钱钟书也曾经指出“古史即诗”，一切典籍都可以当做史书来读，因为真正的历史不是具体的事实记录，而是文字记载下来的人类精神和心理蜕变的痕迹。张荫麟以为艺术和历史的共同目的是“显真”，一个显示真理，一个显示真相，“小说和历史之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采之境界”。但艺术只要“传神写心”就够了，历史却必须在此之外加上“传真写迹书事”的功能。钱钟书则在《宋诗选注》里明确指出，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克己的美德，文学创作则要深挖事物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就没有尽到艺术的责任。

钱钟书作为一名专攻文学的学者，能以他的睿智和慧心洞悉历史和文学的秘密同属于人类和生命的秘密，比普通的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高出一筹。而英年早逝的张荫麟也许没有看到钱钟书的这些见解，否则他必定会为世上多一名知音而感到快慰了。

摘自 阿涂著《听钱钟书讲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