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汤佩松先生是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1925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9年改为清华大学），1927年赴美留学，回国后先后任几所著名大学的教授。1948年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革开放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外，他还担任过许多学术领导职务。他研究的领域实在是难以与大众的趣味对接。但我所感兴趣的是汤佩松先生的魅力。

汤佩松先生是一个杰出的运动员，以至于他的化学老师认为他高水平的实验报告是抄高年级同学的旧报告，理由是“一个在球场上出色的运动员，不可能是一个功课上的好学生”。这个无从辩解的冤案转变了汤佩松的研究方向，下决心学习生物。1938年，他受聘于清华大学之后，即表示“为战时和战后国家储备及培养一批实验生物学（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及生理化学）的科学人才”。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昆明时期，“为中国实验生物学，包括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应用生物学先后储备和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们在战后都成了各自学科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教于北大、中国科学院时仍是如此。

1948年，汤佩松先生在《清华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汤先生说：“最使我感激而兴奋的是一天下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家和系主任、大名鼎鼎的朱自清先生从清华园本校步行到几公里外的颐和园对面（昇平署）我的办公室（和宿舍）来，专门为了赞扬我这篇‘文学作品’！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幸遇之一。”汤佩松先生的散文发表于1948年4月27日，朱自清先生是1948年8月12日去世的。即他专门步行几公里去赞扬汤佩松先生这篇文学作品时距离逝世最多只有三、四个月，当时身体已经很弱了。

汤佩松先生写回忆录时已经88岁高龄，在书的开头，汤佩松先生说：“直到80多岁，我方理会到‘夫子大人’的所谓‘习’是‘用’而不是过去所理解的‘复习’，用现代说法就是学而用于实践方能达到满意的目的。这一段不可挽回的损失，对我在后期的教育上，对我在祖国古典经传的知识上，尤其是在处世为人的教养上，都未能达到本来应当达到的要求。在这些方面比起我当时的同学如老友潘光旦和闻一多，我差得太远。这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汤佩松先生于2001年9月辞世，关于他一生行迹的记录却很少。费孝通先生曾撰写过《清华人的一代风骚》描述了汤佩松先生，但这样的学者的高风是不应成为广陵散的。（徐晓村）　　

转自 人民政协报 2009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