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学昭

重返母校清华

　　1948以后，日子过得比以前轻松多了。可是她总觉得疲乏，病恹恹地打不起精神。每天午后三四点钟总有几分低烧，体重每月减轻一磅，医院也检查不出病因。锺书嘴上不说，心中万分焦虑。无论如何，杨绛不能倒下，她可是他的精神支柱呀！刚好清华大学吴晗到上海招聘，锺书想着换换空气，杨绛或能病好，就与杨绛商量一同应聘到母校清华外文系任教。

　　1949年8月24日，杨绛和锺书带着女儿登上火车，两天后到达母校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锺书一家初抵清华，先落脚在杨绛堂姐杨保康家。

杨绛

　　按照清华旧规，夫妇不能同时同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兼职教授，授《英国小说选读》，私下庆幸可以逃掉不少会议：自称“散工”，不参加系里组织的一系列会；借口教课，不是“家庭妇女”，妇女会学习也就不去。这样省下不少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后来清华的旧规矩取消，系主任赵诏熊来找杨绛商量，请她担任专任教授，杨绛只因不愿开会、学习，推说身体不好，宁可领取微薄的兼任教授工资，不肯当专任。她太怕开会，名目繁多，议程冗长，费掉许多宝贵时间。保康姐姐跟她不一样，很积极，爱开会，所以清华人说：“一个杨保康，无会不到；一个杨季康，什么会都不到。”

　　锺书在清华很受重视。外文系每次更换系主任，教务长周培源总要征求锺书的意见，对他说：“Let’s profit by your superior wisdom．”（让我们从您卓越的智慧中获益）。锺书还被请去参加校务会议，有一次讨论一位政治表现极左而业务并不很行的女讲师提升副教授，锺书随众投了赞成票。会后校务会议主席叶企孙先生竟问锺书：“你想过她该得这一票吗？”锺书因此十分敬重叶先生，对杨绛说他“正直，有清华精神”。他自己感到惭愧，未重视那一票。她竟通过了。

　　锺书和杨绛初到清华，“行客拜坐客”，去胜因院拜访过费孝通夫妇，也进城看望过沈从文先生和张允和女士，受到款待。杨绛因为锺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觉得应该修好。那时女同胞还未统一着短装，杨绛穿着比较讲究，上海裁缝做的旗袍合身得体，有点洋气。钱伟长因杨绛不学习政治，不肯说一句有关政治的话，曾当着杨绛的面对费孝通说：“咱们来改造她！”费孝通知道杨不肯，连连摆手：“勿要，勿要。”

　　在“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以前，人际关系比较正常，礼尚往来，说话无多顾忌，有时相互还开开玩笑。据当时清华外文系的党员助教严宝瑜回忆，外文系的学习会空气相当轻松，从未像法律系那样有时发言剑拔弩张。钱锺书先生发言常说点历史掌故之类，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钱先生还曾一一指出苏联《英文简明读本》语法上的错误，引起哄堂大笑。

　　林徽因先生表示要好，常请锺书夫妇过去吃饭。他们和她比较客气。锺书养了保康姐从城里抱回的一只小花猫，猫儿闹春，两家的猫争风吃醋，在房顶、树上打架，怪声嚎叫，锺书痴气，早春天气还很冷，他不惜从温暖的被窝里出来，披衣出门，拿起特意备用的竹竿为自家的花花儿助威。杨绛劝阻，说林先生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也要看主人的面呀！幸好他助猫打架，林家不知，所以并未为了猫儿伤了两家和气。

　　潘光旦夫人赵瑞云，张奚若夫人杨景任，虽只比杨绛年长十三岁，却母亲般的关心她，使她感到温暖，相处如家人，能说心里话。入冬腌菜，两人都说已替她腌上二十斤，一冬天有四十斤，吃不尽了。

　　温德有段时间不高兴，用当时的流行语说，“闹情绪啦”。清华校领导因锤书夫妇都是温德的老学生，锺书还和他一同负责指导研究生工作，就要他俩去给温德做点工作。情况很快就弄清楚，原来老温德背了“进步包袱”，不满意对某些苏联教员礼遇太过，说他们毫无学问，倒算“专家”，待遇特殊，月薪比他高出几倍。杨绛笑说：“你怎么跟他们比呢？你只能跟我们比呀！”这话，他倒也心服，他算不上什么“外国专家”，他只相当于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温德对老学生的关心显然很高兴，什么体己话都说，他甚至孩子似地发牢骚：“我都很久没吃鸡啦！”杨绛就炖了鸡，请老师到家里吃年夜饭，同时祝他生日快乐（温德12月30日生日）！

翻译《毛选》

　　锺书在清华只教了一年书。l950年仲夏，乔冠华来清华找他翻译毛泽东选集，要借调。

　　1950年8月，钱锺书奉调进城，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翻译毛选。委员会主任是清华l924年毕业的徐永，担任过美共中国局书记，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曾协助董必武老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工作，l947年奉调回国。

　　毛选英译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锺书就住在城里，每周末回清华指导他所负责的研究生，直到他们毕业。

　　徐永很器重老学长、哲学家金岳霖，《实践论》、《矛盾论》翻译中遇到重大疑难，往往请他定夺。金岳霖有次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怎么翻译是好，便请教钱锺书。锺书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道：

　　A fall into pit，

　　A qain in your wit．

　　对仗工整，押韵也很巧妙；形音义俱备，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

　　锺书当初被推荐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消息刚一传出，一位住在城里的老相识，清华校庆时过门不入，现在却马上雇了人力车专程来祝贺了。锺书惶恐地对杨绛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件事确实不那么好做，一次，在翻译中发现有段文字说孙悟空钻进庞然大物牛魔王肚里去了，觉得不对。他很喜欢《西游记》，看过多少遍，内容是读得烂熟的。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请示上级，胡乔木从全国各地调来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钱锺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成小虫，被铁扇公主吞进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锺书虽然没有错，但也够“狂”的。胡乔木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那时一般人的着装已改为中山式制服，只他仍穿长袍。

　　锺书认为毛选英译委员会的最大好处是人少会少，搞运动也没有声势，有时间读书。

　　钱锺书在清华指导的研究生黄雨石（在校名黄爱），毕业后也来到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给老师打打下手。据黄雨石回忆：“钱先生不看电影不看戏，似乎除了读书，没有其他爱好或任何消遣的玩艺儿。中南海的宴会请帖，他从来未去参加。他总把时间腾出来用在读书上，从不肯轻易浪费一点点。

　　“钱先生常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称为Miser of time（时间的小气鬼）。

　　”在翻译毛选的三年中，钱先生晚饭后常和我们几个年轻人大街，逛旧书店。解放初期，北京到处有旧书店，两三间屋子各式各样的线装书摆得满满当当。走进一家书店，钱先生说：‘雨石，你在这儿如能找到一本书我没读过，我就不算你的老师。’我们出于好奇，便在店里专找那种从没听说过的冷僻书问他看过没有？他立刻说出此书哪朝哪代何人所作，书中讲些什么内容。屡试不爽，从来没错过。说来惭愧，我真不配做钱锺书的学生，钱先生却百分之百地有资格当我的老师。”

“洗澡”

　　杨绛在清华教课，较长时间未到系里开会学习，有点心虚。钱锺书借调进城后，她不去开会，情况更加隔膜。听说思想改造时有人提出，杨季康怎么不来开会？杨绛说：“因是‘兼任’，怕没资格。”既然要她去，她就每会必到。随众学习周总理报告，到北大、北师大去看大字报，以后又旁听各系所做示范报告、各系“洗澡”者检讨。陈岱孙、费孝通做了全校性的“示范报告”，杨绛没听。袁震告诉她，费孝通检讨他“向上爬”的思想最初是“因为他的女朋友看不起他”。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首先从京津教育界开始。对杨绛和她的绝大多数同事来说，都是第一次经受这样的运动，因此印象特别深刻。思想改造，最初的称谓是“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的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于是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方所谓“洗脑筋”。

　　“洗澡”按职位分大盆、中盆、小盆；职位高的，参加的人当然也多。在清华，讲师以上都得“洗澡”，一般教职员只帮助“洗澡”，自己不洗。

　　经过“洗澡”，杨绛才弄明白什么是“背靠背，面对面”：背着洗澡者搜集他的问题材料；当面批判他的错误，评价他洗的澡。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态度的对立，口气的严厉，分析的上纲上线，却是够吓人的。洗澡者只要没有检讨到人们背后所凑的那些问题，便过不了关，还得再洗。

　　洗澡前有人“帮助”，杨先生对此记忆犹新：“来‘帮助’我的二人，一人显然友好，想暗示我的问题所在，一人显然怀敌意。他问我所写剧作的题目，我说出了《游戏人间》剧目。那晚锺书适回家，见那人赶快记下题目，就知不妙。我也觉得态度可怕。第二天该我做检讨，我站起来说，我有‘过关思想’，当再好好挖挖再做。”

　　运动期间，为了避嫌疑，要好朋友也不便往来。杨业治在人丛中走过杨绛旁边，自说自话般念叨“Animai Farm”，连说两遍，杨绛已心里有数了，这就是她的“底”。她在课堂上介绍英国当代小说时，讲过Animai Farm是一部反动小说。检讨中杨绛做了说明，“洗澡”顺利通过；专管“洗澡”的全校学习领导小组还公布为“做得好的”检讨。潘光旦太太听说，表示祝贺。潘先生是校务委员，已检讨三次，尚未通过，潘太太正着急呢。他们是忠厚长者，热情好客，常常做了好菜，请客吃饭。有一对常去吃饭的夫妇，运动中却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拉拢。潘太太说：“杨季康，侬晓得格，屋里有点好小菜统统拿出来待客，潘先生回家不过吃碗蛋炒饭。冤枉哦？”她觉得委屈。杨绛虽已“触及灵魂”，有些事自己也没有想通：一些平时看来挺有理性的人，怎么运动一来，就跟通了电的机器人似的，用同一腔调说些同样非理性的话。这是改造好了吗？

　　听说杨绛的检讨受到表扬，保康姐特地过来和她握手祝贺，并邀她晚上同去大礼堂开大会。当晚的大会主要由学生控诉教师们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的深重毒害。参加大会的除了师生员工还有家属，大礼堂楼上楼下挤满了人。

　　大同小异的控诉内容，听得保康姐直打盹儿，终于打起鼾来。忽然有个杨绛从没见过的女孩登台控诉。她不是杨绛班上的学生，可是她咬牙切齿、挥手顿足地控诉杨绛说：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听众都很气愤，这简直太不像话了！保康姐戛然停止打鼾，睁大了眼睛。主持大会的费孝通料想杨绛不可能这么说，递了张纸条给女孩，请她简短点。女孩正在兴头上，索性略去旁的教师不提，更加慷慨激昂、无比愤恨，专门控诉杨绛。这番控诉的确非常动听，可是杨绛却被编派得简直不堪了。天哪，原来想搞臭谁，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可如此肆无忌惮！多么冤枉啊！旁边坐着的保康姐已不知去向。

　　散场了，群众拥挤着走出礼堂大门，杨绛周围却出现一圈空白，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看来比瘟疫更令人害怕。杨绛听到空白之外的纷纷议论，声调里带着鄙夷。有女的慨叹：“唉，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的呢！”

　　忽然外文系主任吴达元走近前来，悄悄问杨绛：“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

　　“你想吧，我会吗？”杨绛答道。

　　吴先生立即说：“我想你不会。”

　　杨绛很感激系主任的理解，但还是谨慎地离他远些，免得连累他。她默默地独自一人回家。

　　明早起来，特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拎个菜篮专到校内菜市人最多的地方去转悠，看看不敢搭理她的人怎么避她。有人及早转身，有人假装没看见，也有人照常招呼，还和她说笑。

　　一周后，她从大礼堂开会出来。人丛中看见一位老朋友老远躲开了她；一位平时并不很熟的女同志却和她有说有讲的并肩走了好一段路，她很感激。避她的，她觉得在情理之中，并无怨尤。当时校园内外，大小社会空气的沉重，她感受深切。

　　锺书在城里早已经“洗澡”完毕，单位小，人少势弱，远不如清华的运动声势浩大。学生们要求钱先生回校洗中盆澡。杨绛忙进城替他请假二星期，徐永很爽气，一口答应，还用自己的车，亲自把他们两人送回清华。

　　锺书和杨绛很认真地把大中小盆洗澡观摩个遍。锺书洗了个中盆，一次通过，他就回城里工作了。至于组织清理，钱杨解放前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也不参加政治活动，杨绛代锺书把需要交代的问题、情况一一说清，“忠诚老实运动”也顺利通过。

　　杨绛松了一口气，心里问自己：我们洗干净了吗？她始终认为，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人需要改造自己，但必须自觉自愿。

初到文学研究所

　　高等学校院系的大调整已成大家关注的中心，人们只听说一点传闻，苦于语焉不详，不具体。所以当l952年6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方案公布实施，并限于同年9月下旬全部完成，教职员工莫不感到突然和吃惊。

　　我请杨先生谈谈院系调整前后的情况。

　　杨先生轻叹一声：“唉！我们一到清华，觉清华已不复旧时清华，就想回上海。但不久就知道今非昔比，工作不由自主了。

　　“经历了运动，谁都怕教书了。l952年春我已设法少讲文学而注意语法，发现文句中可发挥处，我称‘捉虱’，细讲语法，学生有兴趣。

　　“运动后期，锺书留在城内工作。我一人随众开会。同事都灰溜溜，只觉清华解散了，我们都被逐出清华了。这年夏天，被召参加文学研究所筹备会，周扬主持。听周扬说，要精选部分教授专门研究文学。入秋，我们已知夫妻俩皆将调入文学研究所”

　　1953年2月22日，文学研究所假座燕园临湖轩开会成立。

　　成立会由郑振铎主持，周扬、茅盾、曾昭抡分别代表有关部门来致贺辞，北大教授杨业治、图书馆长梁思庄、外文系副系主任吴兴华等也到会祝贺。

　　周扬要杨绛坐他旁边，杨绛辞谢不敢，他就和杨谈天，聊起了中国小说，周扬说唯独《三国演义》不谈恋爱。杨绛说，“吕布和貂蝉呢？”周扬没想到杨反应那么快，说，“那是‘政治’。”他很想谈下去，但是开会了。

　　会后大家由走廊去餐室赴宴，周扬放慢脚步回头等杨绛。杨只作没见，缓缓走到赴宴处，许多人聚谈，她就和梁思庄并立说话。

　　席设三桌，周扬坐第一桌，锺书、余冠英亦同席，郑振铎主持此桌。杨绛负责招待第三桌，都是清华、燕京教授。来宾就席，她走过第一桌时，郑振铎做主席正致辞，他的座位在周扬旁边，空着。周向杨绛点点头并用手拍拍空座，招她坐。杨绛觉得不理无礼，就侧身暂坐。与周闲聊。

　　杨绛在第一桌侧坐着不安，直想找个借口抽身，听见主持第二桌的何其芳说：“这边桌上还缺一人！”知道是唤她回第三桌，但余冠英见周扬在和杨绛谈话，杨不及起身，他就去第三桌占了她的座位。杨绛回也回不去了，只好一身冷汗，坐在周扬和郑所长之间，尴尬之至！

　　第二天，周扬来文研所与研究员谈话，何其芳独不招杨绛参加；杨绛以后读到《简报》才知此事。周扬接见文研所部分研究员的《简报》，逐一写明了研究员的姓名，所谓“部分”，不过是除了杨绛一人之外的全体（钱锺书次日已进城工作）！杨绛明白这是何其芳因昨天入席的事怒她。“我入所就犯了一个说不明白的错误，成了个媚首长的资产阶级女性！”杨先生自嘲说。

　　“何其芳一直把您和钱先生当外人吗？”我问。

　　杨先生答：“没有。或许经过一段共事，也了解了我们的为人，后来就不见外了。彼此尊重，相处融洽。何其芳曾托我去问毛选英译委员会徐永讨还钱锺书，徐笑说‘与虎谋皮’”

钱锺书的“历史问题”

　　党组织通过思想改造和忠诚老实运动考察，也考虑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入党。传闻周扬就曾问过何其芳：“为什么不发展钱锺书入党？”钱杨夫妇初闻此说惴惴然，思想不无负担。虽然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书上看到的苏联共产党大不相同，而且亲身体会到新中国的种种进步，感到党的巨大作用，但他们是free thinker，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不愿过问政治，解放前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解放后也绝不入党。两人正暗暗发愁如何应对党组织召谈；突然，发展钱锺书入党的传说消失得全无影踪，上上下下无人再提此事。

　　钱杨夫妇私下庆幸锺书这回得以“逃脱”，免予不识抬举，却始终没有弄清此事急煞车的缘由。两人虽极尽“格物致知”之能，未能解开谜团。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示意文研所发展钱锺书入党后不久，正在有关方面酝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提名之时，不早不迟，一份反映钱锺书“思想反动”、“政治历史复杂”的黑材料，摆上了文研所党政领导的案头，材料未与本人见面，举报未经查证核实，就不明不白地装进了钱锺书的人事档案口袋。不仅如此，钱锺书还被当成北大反动教授的典型，写进《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由高等教育部报送中央。l956年1月1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将北大这份典型调查材料收入“会议参考资料”，印发与会者参考。钱锺书的反动名声，亦由此而越传越广。

　　编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的《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当时是具有一定密级的内部资料；改革开放后，却在北京潘家园的旧货摊上也能淘见。请看该《调查材料》是如何认定钱锺书是反动教授的。原文如下：

　　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1952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

　　李克和沈学潜（《材料》居然连名字都搞错了），钱锺书在解放前并不认识。李克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管子》，钱于解放后在清华任教时，李克曾由锺书的清华同事周一良先生的介绍，来请教关于《管子》的问题，如此而已。

　　至于“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纯属无中生有。清华大学师生中并无沈学泉其人。

　　钱锺书于抗战胜利后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期间，仍居上海，每月到南京汇报工作。有一次，蒋介石要接见政府文化部门有关人员，锺书得知晚宴将会见“极峰”，他不愿见，饿着肚子不赴晚宴就溜回上海寓所。

　　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见过蒋介石的知识分子不知有多少。如果按照《材料》的观点，凡见过蒋介石者即属“思想反动”或“政治历史复杂”，那可真要打击一大片了。

　　英文版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书上明明写着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Wang Chong-hui（王宠惠受权翻译），与钱锺书何干？

　　“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钱锺书l945年12月6日在上海美军俱乐部用英文演讲《谈中国诗》，本人从未讳言其事。倒是举报者似不知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军此时称谓盟军。为盟军介绍本国文化，何罪之有？

　　钱锺书对毛选的“污蔑”，据说是出自北大西语系一名助教的举报，但当调查者询问时，这位助教感到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此事，何从举报？再者当年编辑中的中文版《毛选》前三卷与英译系同步进行，尚未最后定稿的主席著作根本不准许带出办公室，这也正是钱锺书等必须在城里坐班办公的一个重要原因。谁人有胆敢叫他拿回家去翻译？

　　至于《材料》所列举钱锺书对党的政策和揭批胡风的那些所谓“反动言论”，钱先生的清华同事和熟悉他的人，听着都觉得好笑。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如解放前，钱先生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从学术角度提出过批评。解放后，对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将探春丫鬟的名字由侍书改为待书等等，也有意见，但在1954年那场轰轰烈烈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虽经组织领导再三动员，钱先生未置一辞。

　　钱先生有自己的处世原则，他说过：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i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

　　不可理喻的是上述“参考资料”以及其他一些内部材料前些年不知怎的流入社会，散落到了旧书店和废品回收站。有人淘得一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如获至宝，津津乐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国各报刊撰文宣扬，引用发表。尤其是关于钱锺书的所谓“反动言论”，明明是些无中生有、强加于人的诬告，竟被作者当做实事广为传播，反复介绍，并把这些曾使钱先生深受陷害的诬告，说成是“钱锺书的内心世界”，“钱锺书的直言的一面”，甚至“是关于钱先生人格和思想的一个重要材料”。

《管锥篇》

　　1977年7月24日，何其芳去世。他是文研所所长——钱杨的领导，由领导而成为要好朋友的。他俩同去为他送行。在告别仪式上，他们见到胡乔木、周扬、夏衍等老同志全部到会了，感到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了。

　　胡乔木知道钱锺书病喘，在他们蜗居办公室期间，寄过几次治喘的药方。他们不知他的通讯处，也就没有致谢。胡乔木和钱锺书虽是清华同学，在校时互相并不认识，不过锺书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胡是上层领导，对他并无好感，还不点名批评他身穿长袍，服装守旧。

　　胡乔木第一次来访，是向钱锺书请教一个问题：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究竟是怎么说的。锺书搬出他刚修订完毕的一部《管锥编》手稿，找到某册某页，指出问题的答案。

　　胡乔木一见这部手稿，大有兴趣。他翻阅了部分手稿，就着急说：“这么多外文，不及早出版，将来谁能校对呀！”锺书忙说，“还没有誊清呢。”胡乔木究竟先进，懂得新事物，他说可用xerox，钱杨二人闻所未闻。1979年11月，《管锥编》全部手稿，在胡乔木指示下，交中华书局用繁体字出版，并指令中华书局从上海调来编辑人员，由傅璇琮主持排印出版。钱锺书交出了全部手稿，如释重负，因为偌大一份手稿，誊清一过，煞费精力，他还没想到出版呢。

　　1979年8月，《管锥编》出版，共四册。

　　“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锺书比较冷漠，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锺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他猜想，一个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受了委屈，吃了苦头，会心胸宽厚。

　　胡乔木也关心杨绛在干些什么，杨绛说，从西班牙文重译的《小癞子》已定稿。胡乔木一向称赞杨绛文笔优美，曾说他是杨绛的忠实读者，读杨的作品是一种享受。他愿做杨绛任何一部新作的“第一读者”。胡乔木对杨绛说：“你有部分读者” 。大概指知识分子，特别是中老年知识分子吧。胡乔木往往从杨绛的谈话里，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

《干校六记》

　　我请问杨先生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杨先生说：“我没有满意的作品。较好的是《干校六记》和《洗澡》。锺书认为《“大笑话”》最好。我总认为小说应写出活脱脱的人物，而故事必须自然逼真，感情动人，格调勿庸俗。”

　　我又请杨先生谈谈《干校六记》创作的经过。

　　杨先生说：“干校回来，我很感慨，想记下点干校的事。《干校六记》是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才写的，是读了《浮生六记》才决心写的。我的题目和六记都照《浮生六记》的样。我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写成的，自信这部《六记》，超出我以前的作品，所以，我动笔前告诉锺书，我要写一篇《干校六记》，他泼冷水说：‘写什么《六记》！’他说没用，我还是把我想好的写了出来。我写完后给他过目，他不声不响，立即为我写了一篇‘小引’，我就知道他这回是真的觉得好，不是敷衍。平时他矢口否认敷衍，我总不大相信，因为他经常敷衍人，我对他的称赞都不相信了。他对我请看文章，总很为难。他若说我好，我不信；如果文章不好，他批评不好，又怕伤我。”

　　这部《六记》当时在大陆不好出，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他自己又不敢用。后来香港《广角镜》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你再不寄，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范用只好寄出稿子，李国强亲自下印厂，一星期内就出版了。

　　“《干校六记》，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不会出版的。他不知怎么看到了，就叫邓绍基传话给文学研究所许觉民，说这本书大陆上也该出。同时，在领导人宴请赵元任的会上，又对赴宴的锺书如此说，并说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虽然如此，书出版后，只在柜台底下卖。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这些事今天听来会觉得可笑，当时却确实这样，“伤痕文学”还被斥为“缺德文学”呐。然而读者毕竟有自己的鉴赏眼光，这部书在许许多多人的心里蓦然唤起对干校生活的回忆，把人们感到而不能说出的感想充分而深切地表现出来。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了此书向作协提出要见杨绛，杨绛见了他们夫妇。以后美使馆请茶会、请看电影、请吃饭，不断拉拢。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末后这位夫人又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杨绛婉言拒绝了。

　　摘自《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