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校史研究室 李亚明

学生在图书馆内自习

■ 历史篇

　　国立清华大学以培养“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为教育目标，实行“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自由教育”（即“通才教育”），要求学生在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综合的知识。学制4年，采用学分制。在教学上继承了清华学校时期严谨的教学作风，教师教学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与此同时，清华的教育实践还体现出相当程度的自由与灵活。一方面，因材施教的微妙变通，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补短获得最佳发展；另一方面，启发式的教学使学生在基础牢固的基础上，提高了能力与才干。这些都是通才教育理念在教学上的生动演绎。由此，清华毕业生的优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严谨为学

　　无论入学考试，还是每学期的大考、小考，清华的标准都是非常严格的。国立清华大学入学率很低，每一年的淘汰率又很高，学生不得不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上课和在图书馆自习。严格的教学制度成为清华的鲜明特色之一。

　　在清华上课，课堂上是常常点名的，学生不许无故旷课。下课以后五分钟内，就有工友将缺席名单送交注册组登记。因事不能上课，须先亲自到注册部请假，否则视为缺课，不得补假。病假须具校医证明。请假两日以上须经教务长允准。学生在一学期内无故旷课16小时者，由注册部先予警告；满20小时者，由教务长训诫；训诫后不听，仍缺课满5小时者，即令休学一年。一门课如缺课在三分之一以上者，就不能获许参加该门课的大考。大考成绩非常重要，如在工学院占总成绩的 50%，日常作业占10%，小考和月考占40%。主要课程小考频繁，一月一次，或每周一次、每两周一次。考试作弊则绝对禁止，一经发现一律开除，纵有侥幸心理的学生也不敢擅犯。因此养成了刻苦勤奋的学风。

　　至于考试成绩的计分方法，则更鲜明地体现出清华大学严谨为学的传统。当时清华仿美制记录学生成绩，称为“科学记分制”。学生成绩分为超、上、中、下、劣五等。每一等都被赋予一个系数：超=1.2，上=1.1，中=1.0，下=0.9，劣=0.0，凡等级附有“+”或“-”符号，如“上+”或“下-”者照上定系数增加或减少0.025，比如：“上+”代表的系数为1.125，“下-”则为0.875。学生每门课的学分，是用该课的学分乘以自己所得的系数而来。因此即使选修相同的课程，因个人所得等数不同，最终获得的学分也不同。这种计分标准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是一个相对的标准。

　　这种体制造成了很高的淘汰率，学生平时必须努力学习才能够顺利毕业。除了上课以外，学生们的课余时间往往用于在图书馆“开矿”，种种浮躁喧闹的娱乐活动和社会上追求时尚的生活方式，都不是清华学生所热衷的。在清华，对生活的热情和对国家命运的责任，都化为了钻研学术“自强不息”的精神。

　　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清华的教师们更是以身作则，许多老师非常敬业。有一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孙国封督学来查学，检查的结果是：机械系和物理系的所有教师，在一学年里没有缺过一小时的课。其他各系的教师，请假的也很少。由此可见，教师们同样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要求自己，严于律己，为学生们树立了榜样。

　　因材施教

　　清华注重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非常注重学生的天赋，根据不同人的差异进行有区别的教学。清华自1930年后，入学后大一新生不再分系，第二年选系；入系时还要对学生作第二次选择。有相当多的系在选择学生的时候规定，相关课程为中等以上者，方可入该系学习。如当时物理系的入系标准就很苛刻：“每班专修物理学者，其人数务求限制之，使不超过约十四人，其用意在不使青年徒废其光阴于彼所不能学者。”这一原则既可以集中力量，建立国内物理研究与教学中心培养拔尖人才，同时也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是一个务实的政策。

　　学生即使在入系一关已经受到严格的考察，在培养过程中还将对学生的特质秉性进行进一步的考量。比如在物理系，如果通过习题和考试筛选出力有不及的学生，系方即劝其转系。对于符合要求的学生，系方规定，“本系学生应选修之学程及其在各学年分配之分量，依个人之需要及趋向而定。入本系者应先与本系主任面商，以便拟定将来选修之程序”。对于学生未来如何发展，既考虑本人志趣，又考察其具备能力与天赋所在，因为“任何系之学生，其能继续做高深之研究工作者，均属少数”。物理系“第三、第四年级学生选课时，应由主任教员予以指导，凡学生资质和兴趣不宜做高深之纯粹学术研究者，以及毕业后拟在应用方面工作者，均应劝其选习应用科目。……若强其面壁攻读，一定劳而无功”。

　　清华的教师们大力鼓励程度不同、天分不同的学生在自学上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知识，这就为学生创造了自由发挥潜能的条件。因为当时所安排的课堂教学时间不多，课余时间就可以充裕地自学大量参考书，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或弱点的不同有针对性地进行积累和训练，遇到的课上时间没有涉及的问题，再有针对性地与老师进行个别的交流。在叶企孙看来，所谓名师的才干并不主要地体现在课堂讲授上，只有在指导学生自学时才能发挥其导师的最大作用。

　　启发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思维，锻炼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而且能够促进个性发展。

　　在清华，老师们在讲课时是按照学术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思维来讲，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引导学生，不断推进分析思考的线索，这样就可以启发学生们去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经过充分的自由讨论，课本知识就变成了学生自己的东西，从而使学生终身不忘。也有一些教授讲课诙谐幽默，妙语连珠引起学生们哄堂大笑，在一种轻松的气氛中将科学精神深深种植在学生的心灵之中。

　　课程设置上，清华坚持“重质不重量”的原则，那时不少系的课程安排并不多，只有一些精选的重点课。例如物理系，四年中一共只开设了普通物理、力学、近代物理等16门必修课程。这些课程大多是讲授物理的基本原理，使学生获得将数学方法应用于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并懂得理解物理现象所需的那些基础知识。到了高年级，就可以利用选修课的时间选读一些比较专门的知识，或选修工学院的课程。无论必修课还是选修课，每门课程第一次开课的时候，都会公布自学材料的书名和章节，为学生课外的自学提供指导。这种教学方式不仅使学生获得扎实的基础，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们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文科系，能力的培养同样是教师们所注重的。比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指导学生时很少进行观念的灌输，而是通过启发和引导使学生自己找到问题的答案。陈寅恪指导学生读书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从不评价学生谈得对不对、好不好，材料是否可靠，理解是否正确，只是静静地听。第二是从不在初次讨论某一史料时回答学生的问题，比如某个史料是否可靠，学生的理解是否正确。他只是让学生再去读某某材料，每一次学生读了新指定的一些史料之后，往往会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老师的回答。有时面对学生的提问，陈寅恪不回答却对学生反问，之后又追问，几问几答下来，学生竟然不知不觉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了。

另外，除教师课堂授课之外，一般的教学方式还包括实验、实习，以及演讲、参观和讨论等多种课堂外活动。社会人类学系特别强调社会调查，地理学重视旅行考察，理工学院各系则注重实验、实习与设计之教学，使学生具有应用基础理论知识的能力。课外则由学生看指定参考书、做习题，并由助教批改或回答疑难问题。对于各种课堂外的教学活动，大多也须学生们按时提交报告，汇报成果，以资评鉴。此外，学校还安排有毕业旅行，由学校发给旅费，以“游学”的方式增长学生的见闻。

■ 往事篇

　　以“对对子”做高考试题

　　1932年8月初，清华大学及研究所招考新生及转学生，考题中以陈寅恪先生所出试题“孙行者”的对子题最受瞩目。这道不同以往的特殊考题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关注和连串反应，北平《世界日报》在两周内即刊出14篇投稿。读者们反应热烈，有感兴趣者要求提供标准答案，也有批评者批判出题者的复古心态等。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因大学的入学考题引发媒体的特别关注与争论。

　　之所以受瞩目，主要盖因 “对对子”——出上联、求答下联是旧式私塾的功课，而民国以来的新式教育没有这个内容。所以，陈寅恪此举引起社会上不少批评，大多说陈是在“开倒车”。“五四”以来，文言、白话之争不断，尽管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在社会上和学校教育中，白话文已经占据上风并渐行推广开来。当时，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10年之久。

　　对于争论，出题者陈寅恪几番作出响应，不仅澄清出题的意义，且顺势提出一大套西方历史语言学和辩证法的道理，惟拒绝提供标准答案。在陈寅恪看来，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建立之前，中国语文不能简单套用西方语文文法。用“对对子”作为语文试题，不仅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有密切关系：首先，这道题目可以测验学生能否区分虚实字及其应用；第二，可以测验能否分别平仄声，因中国古文句读，多依声调而决定，若读者不通平仄声调，则不知其文字起迄，故读古书往往误解；第三，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文学知识之贫富；第四，可以测验思想之条理、思辨之敏捷。

　　周祖谟在《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一文中曾讲到，从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来，这个考生知道在中国语言中什么是实词、什么是虚词、什么是名词、什么是动词。这确实是一种很高明的测验。

　　而以“孙行者”为上联对答，确实是精妙而有难度，以谁应对最贴切，这已注定会是一个话题。当时，考生中有的人对以“祖冲之”，被认为是“绝对”。另外因为有“猢狲”一词，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

　　以“对对子”做高考试题，既考察了学生的学识能力，也测试了其基本功，是清华大学既严谨又注重自由的教学思想的体现。同时，此举也显现出陈寅恪对当时的白话文运动隐含的全盘西化的发展路径有一强烈的批判。

　　以新诗集作毕业论文

　　1933年秋，林庚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闻一多先生为诗集做封面，并由俞平伯先生写序。林庚的导师朱自清特别批准林庚以诗代文，作为毕业论文。新诗集《夜》收录了 1931年~1933年间的43首新诗。俞平伯在序言中说：“他不赞成词曲谣歌的老调，他不赞成削足适履去学西洋诗，于是他在诗的意境上，韵律上，有过种种的尝试，成就一种清新的风裁。”此语一语道破了林庚的努力方向。无论是如此一篇毕业论文，还是作者林庚在清华的成长过程，都将清华大学因材施教、不拘一格的教学风气展示得淋漓尽致。

　　林庚，字静希，我国著名的诗人、文学史家。1928年，他由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入清华物理系，曾一度醉心于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30年，由于受《子恺漫画》中唐诗的吸引，开始痴迷于“能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的中国古典诗词。于是，林庚于同年转入清华中文系学习，转而致力于诗歌研究和创作，“希望通过诗歌实现人生的解放”。转入中文系以后，林庚、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四位青年才俊时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方言高论、语不惊人死不休”（季羡林语），成为名噪一时的清华园“四剑客”。1933年毕业后，林庚留校任朱自清先生助教，同时担任《文学季刊》编委。

林庚的脱颖而出，与其导师朱自清的学术理念及教学理念密不可分。朱自清曾在日记中提出要把清华中文系培养成兼具“京派”、“海派”之长，即在手法上既要有浪漫的想象，又要注重社会现实，既要注重宏观的观念建构，又要关照微观的细节描写。朱自清先生富有创见又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始终令学生们感到敬佩。在现代中国文学讨论课上，他总是鼓励学生们有自己的看法，哪怕学生对老师所写的作品进行批判，他也乐于听取。而学生们那些有创意又扎实的观点，正是老师所期望的，并总能拨动老师兴奋的神经，使朱自清先生义无反顾地为学生的创造开道护航。

转自 清华新闻网 2009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