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朋友知道我曾和傅冬菊在人民日报记者部共过事,便向我打听她的近况,但是,昔日的幕后英雄已于前年作古了。
傅冬菊和天津有不解之缘。她1941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中共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她利用特殊条件,把了解到的有关国民党、蒋介石的一些机密情报,及时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交到周恩来同志手中,对我党同国民党的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6年夏天,从西南联大毕业,她就来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先后编辑过“时代青年”和“妇女”副刊。1948年秋,辽沈战役紧张进行时,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遣干部秘密进入天津,指示她做好父亲傅作义将军的工作。这些传奇往事,在电视剧里已经得到艺术的表现。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傅冬菊又回到天津《进步日报》,笔名就一直用“傅冬”了。她为人低调,积极工作但不显山不露水,别人不知她就是立下奇功的傅冬菊。傅冬二字,是当初她父亲对她的昵称。《进步日报》停刊后,傅冬随二野南下做战地记者,跋山涉水,还参与剿匪,后在昆明工作。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时,陈赓将军带她回北京准备去朝鲜战场做翻译,中组部帅孟奇大姐看她身体不太好,就把她留在人民日报社,比我早到人民日报30年。
1981年夏天,她和陈柏生、孟晓云来津旧地重游,一起到我家吃便饭。这三位知名度颇高的女记者,陈柏生有史学家的深沉,孟晓云有文学家的敏感,傅冬菊有韬略家的豁达。她们事先提出,要吃天津的贴饽饽、熬小鱼、棒渣粥,我老伴又略备一点小酒儿。几位吃得有滋有味,谈得趣味横生。
一开头,我说,傅大姐,您对我可算有救命之恩!她吃了一惊,谢从何来?我说,1948年暑假时,我化装去解放区泊镇冀中城工部学习,并在那里入党,8月6日回学校。党小组长熊浦云紧急通知我,立即出去躲几天,国民党特刑庭819要搞大逮捕!那几天警笛呼啸,一片恐怖气氛,40多名大中学生被抓。您从国民党北平行辕那里秘密转来的信息,使我脱过一劫。这不得感谢您吗?傅冬菊说,这算什么?咱们记者部的刘时平,解放前在北平地下搞信息,当时与国民党军队里一些“狐朋狗友”交往热络,得知国军就要偷袭西柏坡,回来立即通过地下渠道报告周恩来。结果,来犯之敌被早有准备的我军,打了个丢盔卸甲,那才叫立下大功!傅冬还鼓励我的俩小孩好好学习,我说,我是晚婚模范,32岁才结婚。她说,我也够模范的,1952年30岁才与新华社记者周毅之结婚。她一共生了三千金,都很有作为。
言至此,我问傅大姐,在这些年的风风雨雨里,您还平安无事吧?她喝下一口酒,咳,我岂能不沾点光呢?原来,“文革”时期,作为傅作义的女儿,她被定罪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受反复批斗、拷问。
后来听说,1982年至1995年,她被借调新华社香港分社,在担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新闻工作同时,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各种渠道联络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变化,1995年,她在《人民日报》社离职休养。
报社的人都知道,傅冬家风朴素,生活简单,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的家具。她身体一直不太好,退休金除大量用于吃药,还要支付保姆费用,房改时,她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钱来买房。解放后,傅作义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国家了,但她没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晚年她深居简出,还和弟弟傅恒一起攒钱捐给“希望工程”,并联系各方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设了两所希望学校。进入风烛残年时,因病情特殊,急需精细治疗,但院方坚持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进干部病房,几经交涉未成。人们引以为憾。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傅冬菊:“在保护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和无数灿烂文明以及两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促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傅冬菊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就是一个革命者忠诚而洁白的一生。(肖荻)
转自 《今晚报》 2009年10曰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