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校史研究室 李亚明

■ 历史篇

　　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为了发展科学、培育中国自己的学术精英，清华逐渐形成一套独特的教育理念，其中以通才教育的思想最为重要，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地给我们以启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尚有大学应该培养“通才”还是“专才”的不同观点。清华则明确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理念，即通才教育。通才教育提倡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先广泛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并使其融会贯通，再深入专业学习，以博带专，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这也是如今所提倡的素质教育的前身。

　　梅贻琦曾在 《大学一解》中明确表述了其推崇通才教育的观念：“今人言教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需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

　　这一时期，清华各学系的教学都体现了通才教育的特色，并藉此将人才培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文学院强调 “知识广博”、“中西兼重”，教育的目标是 “博通”中外的“通才”。中文系“注重新旧文学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外语系要培养 “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博雅之士”，历史系则提出“中外历史兼重”，社会学系提倡学生有广博的基础知识，认为“基础知识越大，则成就越大”。国学研究院的课程，更是兼具广博与精深，不少课程即使在今天，仍然属前沿性质。刘梦溪指出，研究院讲授内容已经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学的范围。清华的国学研究是与西方汉学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学，如王国维、陈寅恪的学问途径与西方汉学的方法多有一致之处，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也属于现代语言学的范畴，李济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更直接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

　　清华理科生的培养同样贯彻这种各科汇通的理念，以厚重广博为基本指向。在理科各学系之间，有很多彼此取用的选修课，甚至是必修课。如物理系学生除本系必修课程之外，还必须修习化学系的几种基本课程，系主任叶企孙甚至鼓励学生去选修机械、电机和航空等课程。这种课程设置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抗战时期中国的第一张红外照相片，就是物理系学生结合物理和化学两方面知识而获得的。

　　三育并重的全人格教育

　　“德、智、体三育并重”是清华教育理念的又一典型特色，也是通才教育思想的延伸。

　　不仅重视智育，而且重视体育教育是清华的传统之一。在清华，体育不及格的学生是不能出国留学的。体育不仅可以强壮体魄，而且是人的意志的磨练，将使清华学生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不畏困难勇往直前。1925年，清华体育教师马约翰赴美进修期间，完成了在中国体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硕士论文《论体育的迁移价值》。这篇论文对于体育在德、智、体三个方面的教育功能，特别是在培养人的思想品德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同时认为体育将对整个民族和社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德育更是早已被提到了与专业学习并重的位置上，自从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这一校训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再艰苦的环境也没有削弱他们对科学的热切追求和对民族使命的担当，这种全人格培养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潘光旦在清华时曾撰文论述“全人格”教育，力陈“专门教育”与人格陶冶相分离的弊端。他认为，“教人做人是第一位的，教人有一种专业还是余事”，教师最主要的职责在于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指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就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有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从知识、修养、人格这三个方面平衡发展，其人才必有大的发展余地。

　　文理相互渗透

　　通才教育在清华的进一步发展，还表现为文科与理科的相互渗透。清华大一、大二的共同必修课涵盖文理两个领域，包括：国文、英文、社会科学（政治、经济、社会、西洋通史择一）、自然科学（逻辑、化学、物理、生物择一）。

　　学校明确规定，理科的学生要选修社会科学课程，如国文、哲学或心理学等，还为理科学生开设了科学史的课程，这对同学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是有帮助的。掌握三门外语的叶企孙曾建议自己的学生多结交一些文科的朋友，因为他的法语就是跟同宿舍的一位法语系同学学习的。与此同时，文科学生也是不许落下理科功课的，文科生必修课包括了生理、物理、化学、高等算学、平面几何等基本的自然科学课程，选修课程还有立体几何、三角、高等生理、分析几何、算学总论和高等代数。由此，文科生也开拓了视野，培养了逻辑思维的能力。

　　注重基本知识

　　基础扎实既是通才教育的重要前提，又是通才教育方针的具体内容之一。梅贻琦对于工学院的课程设置就突出体现了注重基础的观念：“工学院各系的政策，我们应当注重基本知识。训练不可太狭太专，应使学生有基本技能。”庄前鼎也认为：“我们所需要的工程师，不单是仅仅一个工程专家，而希望他对于一般的常识，都有相当的认识，对于基本的功课，应该重视，就是要求得一般的普通常识，在国内当工程师，最好对于一般的普通工程上的学识都知道一点。”

　　清华各个学系都设有系统的、全面的基础课程，各种理科基础课程还设置了相应的实验课作为必修科目。物理系主任叶企孙曾经提出，“本系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使能于毕业后，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应用，或从事于中等教育，各得门径，以求上进。科目之分配，则理论与实践并重，重质不重量”。清华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对于学生的考核成绩严格把关，通过这种训练，学生获得了较为稳固的专业基础。

　　叶企孙常对学生说：“我们物理系是不给学生用好仪器做实验的。”这一点与麦克斯韦创建卡文迪什实验室时用自制仪器训练学生的做法相似，目的是使学生得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培养了能力和爱动手的习惯。经过这样的训练，“那个时期，清华物理系鼓励青年学生自己动手，动脑筋，形成了一种学风，因此培养了一批人才”。　　

　　为社会、人群服务

　　“为社会服务”的教育理念是历史赋予清华大学的内在特征。自从清华建校之初，伴随着庚子赔款、日本侵华的外侮以及军阀倾轧的内乱，清华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救民族于危难、为社会服务为中心展开的：从清华改制大学、到组建理工学科、再到工程系的变迁和工学院的建立，以至派遣留学的专业规划等等，无不以国家需求和填补国内科技空白为指向，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始终齐头并进。

　　罗家伦校长在当年所作的就职演说《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中曾指出，国民政府把清华改为国立大学，这之所以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是因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他在《知识的责任》中指出，知识的责任，就是对社会的责任。大学中，科研应与社会事业相互推进，为社会服务，就是大学的重要功能和责任。清华时刻不忘输送急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为社会、人群服务”。

■ 往事篇

　　物理系由建造车间开端

　　清华物理系开办之时，中国其他大学物理系的课程都偏重于课堂教学。正如吴有训一针见血所指出的，“这种高调的课程对于具有谈玄传统习尚的中国人，非常适合口味，结果学生对于试验常识，一无训练，惟日谈自由研究不知研究为何事，以科学工作空谈便算了结”。

　　1925年刚到清华大学筹建物理系时，叶企孙一扫只会空谈的陋习，首先抓的就是建造车间。他一到校就在科学馆内筹建金工间和木工间，接下来就是物色聘请技术工人；并将金工、木工和制图三门工科学生必修课，也列为物理系必修的基础课，除清华之外还不曾有哪个大学物理系这样做。理论与实验并重，在高校领域开创了边教学边科研的风气。到1931年，清华的实验室已具相当的规模，在如此学风的影响下，学生们自觉培养动手能力，提高实验技术。

　　叶企孙还曾为物理试验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由此引导教育方法的创新，有力地推动理科与工科的结合。他认为，物理试验可分为两类：说明试验和研究试验。“所有说明试验的目的是将某种现象以学生可以将它与适当的科学观念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在感觉之中，当他掌握了这个观念时，说明这个观念的试验就达到了目的。”另一种试验则是研究试验，其“最重的目的是测量我们看到的某种东西，得到某种大小的数量估计”。测量正是做出精确的发现和提出新理论的前提。科学实验应该拥有不容轻视的位置。

　　“叫苦连天”的考试生活

　　自清华学校时期以来，教师们始终坚持教学严格认真的传统，为夯实学生的基础，设置了频繁、严格的考试。这样频繁、严格的考试造成了很高的淘汰率。

　　教师记录学生的平时成绩，使用E、S、N、I、F五等，E相当于95分，S相当于85分，N相当于75分，I相当于65分，F则为不及格。当时的学生们给E、S、N、I、F五等都起了绰号，管E叫 “金齿耙”，管S叫“银麻花”，取其贵重之意；管N叫“三节鞭”，而管I叫“当头棒”，管F叫“手枪”，都是触霉头之称。

　　对评分较严的教师，同学间曾戏谑说，某某教师是“军火商，手枪给得太多了！”每逢学期大考，为期一周，六七门功课全考，几乎没有复习时间，有时一天考试有多至二三门的。每堂考试一般为两小时，到时交卷，迟交扣分。所以一般学生在考试期间十分紧张。有学生描写考试生活是：“叫苦连天地忙着，昏昏沉沉地迷着，提心吊胆地怕着，咬牙切齿地忍着。”这样严格的考试虽造成很高的淘汰率，却也培养了学生们严谨认真的考试态度并使之打下扎实深厚的知识基础。　　

　　抽象的数学和生动的文字

　　华罗庚于1931年破格受聘到清华算学系任助理，后又破格受聘为教授，他在国内外数学界享有崇高声誉。然而他的风采并非局限于数学专业之中，同当时清华很多教师一样，他知识渊博，能吟诗作赋，而且文笔优美。

　　在很多人眼里，数学是死板、抽象的。的确，数学虽然是理学各科中最抽象的一门，但这最抽象的道理却跟形形色色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其实，死板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生动、形象的东西，而图形正是转化的桥梁，数形结合是数学里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华罗庚说过：“数缺形时少直觉，形缺数时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好，隔离分家万事非。”寥寥数语，把图形之妙趣说得淋漓尽致。

　　在华罗庚看来，学习数学，除专业理论和技巧的掌握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这对于提高领悟力及思维的灵活性大有裨益，会使学生受益终生。就算学生毕业后不从事数学领域的工作，这种能力对培养学生理解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表述各门学科的原理都会很有帮助，甚至数学的能力对于文字的把握和运用也大有好处。

　　华罗庚曾以一首小诗在教师聚会上助兴，生动体现了数学家对于文字的独特把握：

　　两火成炎，

　　此炎非咸盐。

　　既非咸盐之盐，

　　为什么加水又成淡？

　　两土成圭，

　　此圭非乌龟。

　　既非乌龟之龟，

　　为什么加卜又成卦？

转自 清华新闻网 2009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