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记张荫麟

(公元一九O五——一九四二年)

在九年苦战中，倒下去无数千万的战士，是他们的血和生命，换取了民族的解放。这些战士，他们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功绩被少数人所篡窃了。

在九年苦战中，倒下去另一些值得后人纪念的人物，他们坚守着岗位，忍饥受寒，吃下去的是草，却用奶来养育下一代的成员。他们被贫穷，被疾病所侵蚀，放下笔杆，永远不再说话了。如今，这些人的名字也渐渐在湮没中。

在后一类人物中，我的朋友张荫麟是其中的一个。

荫麟死去已经四周年，十月二十四日是他的四周年祭。

在他死后的两星期，在昆明的朋友曾经有过一个追悼会，此后几年似乎大家都不想得起这个人了。

在他死后的一个月，我曾经写信给浙大张其昀先生，表示愿意替荫麟整理并出版遗作。张先生回信说，这些事浙大都在做，无需重复了。不久之后，张先生去美讲学，隔了两年，张先生回国，荫麟的著作似于毫无消息，到今天还是如此。

荫麟生前已刊的书，为青年所爱读的《中国史纲》，被某书店所盗印。这书店的主持人似乎还是荫麟生前的同学。为了这个问题，我和贺麟先生曾几次去信质问，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到如今还是悬案。

最痛心的一件事，为了给荫麟留个永远纪念，我和贺麟先生、冯友兰先生一些朋友，在那生活极端困难、教书人无法撑下去的年代，一百元二百元地募集了一万元基金，决定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合设一个荫麟纪念奖学金，以利息所得大约每年二千元来补助两系的高材生。因为金额少，而萌麟又兼两个系的工作，因之决定两系轮流，隔年补助。这笔钱交由冯友兰先生保管。可是，如今，不但每年两千元的补助无济于事，即连基金总数也不够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想想当年，从一个穷教授口中挖出的一百元，却够他一家一星期的生活费！

去年我得到消息，荫麟离婚的夫人又结婚了，两个孩子也带过去抚养。浙大复员回杭州了，荫麟的孤坟被遗忘在遵义的郊外，冷落于荒烟蔓草中。联大复回平津了，荫麟生前所笃爱的藏书，仍然堆积在北平东莞会馆。

这个人似乎是被遗忘了。

为了他生前的工作和成就，为了他的书仍然被青年所喜爱，我想，这个人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虽然，就我个人说，恐怕终我这一生，也很难对这样一个人失去记忆。

我愿意向社会，特别是学术文化界，尤其是历史学部门的朋友，提起张荫麟这个人，他的一生。

荫麟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病殁于贵州遵义浙江大学。致死的病症是慢性肾脏炎，距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享年仅三十七岁。

荫麟是广东东莞人，由于早年求学和中年作事都在北方，说一口普通话，相貌和眼神也看不出来是广东人。晚年脸色老是苍白，到死后，我们才明白那是患肾脏炎者所特有的一种病态。

荫麟自号素痴，投稿多用为笔名。这个号是相当恰当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那种专心一志，心不外骛的神情，是合寸“痴”这个字的意思的。

他天分特别高，聪明、早熟，在清华学堂当一年级生时，就被同乡学者粱任公先生所赏识，以为将来必有成就。他在报纸和国内第一流专门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位教授呢!

1929年毕业后到美国斯丹福大学学哲学。1933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35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初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芦沟桥变起，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日山的浙江大学。不久，返东莞原籍。由北大南开清华三大学所合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开学，又来昆明执教。1940年应遵义浙江大学之聘，到贵州讲学，一直到死在他的讲座上。这是荫麟一生的学历和履历。

荫麟早年在清华就学时代，对中西文学、历史、哲学都曾下过功夫，经常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代思潮》、《学术》、《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发表著作，文笔流利生动，才名震一时。从美国回来后，治学重心一变，专门研究历史。他常说只有国史才是一生志业所在，过去弄哲学，社会学，无非是为历史研究打下根基。学哲学是为了有一个超然的客观的广大的看法，和方法的自觉。学社会学是为了明白人事的理法。他的治史方法是从作长编下手，以为宋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搜罗史料多，辨别标准严、不苟且、不偏徇，是历史上最科学最有意义的大工作。

他创编高中本国史的计划，第一步是拟目，先把四千年的史事分为数十专题。较量轻重，广征意见，修改了多少次才定局。第二步是分工，汉以前由他自己执笔，唐以后归我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例如千家驹先生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先生写中日战争等等。第三步是综合，稿子都齐了，编为长编，再就长编贯通融会，去其重复抵牾，不重考证，不引原文，尽量减少入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笔，画出四千年来动的历史，目的在使此书可读，使人人能读此书，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这工作前后搞了两年，长编完成了大半。卢沟桥战起，荫麟先走没有带走一个字。四十天后我也到了昆明，设法誊录长编成稿已经发表的一部分。不久荫麟也到昆明来了，住在我家，见了这录稿，高兴之至，立刻补撰第十章改制与易代自序，作为国史大纲第一辑，也就是现今坊间刊行的本子。不知怎么弄的，也许是荫麟的不小心，作者署名是杨荫麟，我见到这书时，荫麟已去了遵义，没有去信问，荫麟也就听只，不去更正了。

《自序》指出这本书的标准有四，一，新异性的标准，史事上有“内容的特殊性，”可显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在每一阶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者。二，实效的标准，史事上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之苦乐者。三，文化价值的标准，即真与美的价值，文化价值愈高者愈重要。四，现状渊源的标准，追溯史实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而不取过去史家所津津乐道的“训诲功过的标准”。以为近代学术之分工，通史的任务不在着重鉴戒和模范，和别的学门重床叠屋。经过这四个标准的取材，还得贯通于四个范畴来驾驭“动的历史的繁杂”，第一是因果的范畴，第二是发展的范畴，这两个范畴是并行不悖的。发展的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一空间发范畴，二、演化的范畴，三，矛盾的范畴，兼用此四范畴，期于将历史中认识上的“偶然”尽量减少，才能圆满完成史家的任务。

他又以为过去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小学有一套国史，从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初中又有一套，也是从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高中再有一套，到大学还有一套，譬如四枚镜子，大小虽然不同，可是所显出的还是一模一样，原人、原地、原事，这实在是浪费青年的精力和时间，被虔婆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相同的杂凑的机械的事实。而且，人名地名数量之多，也使人疲于记忆，懒于翻读。要矫正这缺点，必需从根本来改变各阶段课本的内容，第一、小学国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选出国史上可以代表每一时代精神的人物，譬如说吧，由孔子到孙中山，用写故事的体裁，烘托以每一时代，应该知道的大事。第二、初中国史以大事为中心，分两册，一、民族篇，述中华民族之形成和先民的业绩(摒弃大汉族主义一套的理论)。二、社会篇，述社会、政治、经济。一切典章制厦的演进，生活的进步，事为首尾，互相沟通。第三、高小国史，以时代为次，综述人、地，事，融会而贯通之。这三套有一个共通原则，就是要求其可读，文字和内容都要通俗生动，能够吸引读者，使之愈读愈有味，才算合于标准。

荫麟的治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大体上就是如此。

荫麟不是一个世俗的收藏家，不大讲究版本，可是生性喜欢收书。限于财力，收藏的书其实不够多。留美时省吃省穿，剩下的钱全给弟妹作教育费。到在清华服务的时候，才能有一点点剩余的钱收买旧书。开头装不满一个书架，慢慢的有好几排书架了。到离开北平前，他的小书房架上、桌上、椅上，地板上全是书，进出都得当心，不是碰着头，就是踩着书。所收的以宋人文集为最多，大概有好几百种。又在厂甸、隆福寺各冷摊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几十种，打算继续访求，期以十年，辑为长编，来写民国开囤史。1937年春天，我们一同跟着清华历史系西北旅行团，到长安、开封、洛阳游历，我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的，传本颇不多见。荫麟一见便据为已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种对换。我看着他那贪心样子，只好勉强答应。萌麟高兴极了，立刻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回校后我去讨账，他在书架上东翻翻西翻翻，翻了大半天，都不大舍得，只拿出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两种塞责。几个月后，清华园成天成夜听见炮声，荫麟也在日夜蹀蹀书房中，东摸摸，西靠靠，看着书叹气，最后才一狠心，告诉我尽量搬吧，尽量寄出去吧，只要你搬得动，寄得出去。到他离平后，他夫人一股脑儿给搬进城，到今天，他的书还寂寞地在原来的地点，无人过问。

收书之外，清谈也是他的癖好。凑巧我们两人在图书馆的研究室之隔了一层墙，他懒散惯了，书桌永远乱糟糟一大堆，便成天到我房里，又不肯规规矩矩，一屁股坐在桌上，或者斜靠着圈椅，两只脚平放在桌上，一面大抽其纸烟，随吸随吐烟圈，喷得满屋子乌烟瘴气，一面敞开谈锋，从大事到小时，从死人到活人，从生人到朋友，从哲学到历史，无所不谈。谈必谈到兴尽，有时甚至忘了吃饭。有时我厌倦了，他觉得无聊，拿起笔就替我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糨糊，贴来贴去不厌其烦，搞完就拿去给《大公报史地周刊》，凭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全不管。有时他改窜地生气，吵开了，还是不管。我常笑他好为人师，他笑着说去年你假如选我的课，我还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

也许是哲学书念得太多吧，喜欢深思，在大庭广众中，一有意念，就象和尚定似的，和他谈话，往往答非所问，不得要领。生性又孤僻，极怕人世应酬，旧同学老朋友碰头也不会打招呼。肚子里不愿意，嘴上就说出来，有时还写出来，得罪人不管，挨骂也不管。读书入了迷，半夜天亮全不在乎。有几次我去看他，在沙发上把他摇醒，原来一夜全没睡，不知读到什么时候，一迷糊就在睡在沙发上了。

晚年研究重心又一变，专意宋史了，已写成的论文有六七篇，都很精警，有独到之处。

荫麟的性情、兴趣就是如此。

荫麟生活的俭朴，在朋友中也是知名的。从美国回来，有春动两套衣服，结婚时也没添置新的。不能喝酒，可是偏爱吸烟，烟不论好坏，只讲究越便宜越好，因为横直是吹，不吸的。在昆明住在我家里的时候，在护国路桥头买百寿纸烟数百包，一包值洋三分。房间里满地板全是纸烟头。好几次吧，忽然看见有好烟，居然吸了半支，一会儿便撑不住了，说是醉了，一而再，再而三，也满不在乎。胃量极大，一顿能吃半斤肉，常时吹牛，在留美时学会了烹调，在我的北平寓所，自己买了两只子鸡，亲自下厨，弄得满头大汗，半身油腻，到吃饭时，却咬不动，嚼不烂，毫无滋味，大家笑了半天。买了一顶新呢帽，出去作客丢了，下次再买一顶鸭舌帽还是丢了，从此只好不戴帽子。结婚后第二天出去拜客，回来走到隔壁人家，看见主人，连忙说对不起，累你久候了，主人莫明其妙，过了好一会，才明白他自已是客人。下午我去看他，正满手是泥，蹲在地上抟土做假山，说是把朋友所送的花圈的花来布置花园，好极妙极。我更正说是花篮，他也觉得不对，可是口头还是倔强，掉口文说，“圈与篮虽不同，而其为花则一也。”朋友闹他给起一外号，叫张长文昏公，他无法赖，也一一给朋友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之类，把人家书桌上窗纸上全写满了。他还挖苦我，如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之类，一概负责到底；当然，我也照样还他一嘴。到今天想来，真不禁热泪盈眶，谁又能料到十几年前的恶谑竟然成为语谶，这四年来我几次为他写哀悼追忆文字呢?

荫麟死后的一个月，《大公报》替他发表一篇遗文，大意是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天下为公恰恰是反面，选贤与能呢，选的是不贤和无能，举出实证，文笔很犀利。王芸生先生似乎还加了一点按语，大意说是因为是死者的文字才能发表吧。

荫麟早年即患心脏病，一登高就心悸，同游华山时，攀登铁索，那闭目摇头的情形，惹得游侣齐声哄笑。死，不料偏死于肾脏病。平时营养坏，离婚后心境坏，穷乡僻壤医药设备坏，病一发就非倒下不可，非死不可。假使没有这战争，假使这战争不能避免，而有一个好政府，或者是不太坏的政府，能稍稍尊重学者的地位和生活的时候，荫麟那样胖胖茁壮的身体，是可以再工作二十年以至三十年的。

中国的学者如此的希罕，已有成就的学者如此的被糟踏，被淘汰，萌麟就如此寂寞地死去，寂寞地被人遗忘了。

但是，我仔细想想，从荫麟身后发表的文字来看，假如这一年他不死于穷病，再多活三四年，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己。

呜呼!我又能再说什么话呢!

转自《吴晗文集》（原载 天津《大公报》1946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