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卢肇钧，中国铁路路基土工技术主要开拓者之一。1917年11月17日生于河南郑州，福建福州人。194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4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并获科学硕士学位，1948—1950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力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1950年返回祖国，到唐山铁道技术研究所（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前身）工作。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8年成为首批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2007年12月28日去世。

　　1947年，卢肇钧拿着国民党政府给予的资助，离开北平，去到美国；1950年，他满怀对新中国的热忱，回到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北京。

　　“你别回去了。回去之后，共产党听说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就把你关在小黑屋里，你还搞什么科研？”1950年，与卢肇钧一起留学、工作于波士顿的同学经常这样劝他。

　　中共政权建立之初，因意识形态对立，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将中国看作“红色的敌人”。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人对“红色中国”心存向往，有人惧而远之。已经学有所成的卢肇钧最终决定回国，成为第一批返回新中国的36名留学生之一。

　　卢肇钧的父辈正是清末最早一批留法学生中的一员。卢家至今四辈成为了中国百年国门紧闭与开放的缩影。

　　“回到中国给我们写信！”

　　“共产党即将统治中国，我们今后只好流落异乡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垂头丧气地说。这是1949年春节的聚餐会，几十名旅居波士顿的清华校友在餐桌上聊起国内时局。有人反驳那位同窗，“列宁有赎买政策，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出高价聘技术人员回去的。”

　　卢肇钧插了一句，“关键不在于是否出高价。如果共产党真的要振兴中国，还是该回去。”没人把卢肇钧餐桌上的话当真。

　　那时，卢肇钧已到美国读书两年，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边做助教边读博士学位，甚至已经接手一项美国海军委托的地质研究项目。当时32岁的卢肇钧身穿西装，打斜纹领带，戴金丝眼镜，性情儒雅，生活舒适。无人将这个学者派头浓郁的年轻人与“红色政权”的革命联系在一起。

　　但那次聚会之后，卢肇钧开始与一些旅居美国的中共党员密切交往起来，以了解国内时局。很快，他与一些学生成立了“中国问题座谈会”，以学生团体的形式传播中国的消息。

　　1950年初，一些中共党员通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起回国号召，卢肇钧被选举为波士顿地区联络人。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带走大批知名教授，新中国急需大量知识人才，中共开始向国外留学生伸出橄榄枝。

　　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另一方面出于对科学人才的爱惜，对于大批中国学生极力挽留。挽留的手段软硬兼具，一方面给予更为丰厚的物质报酬；另一方面，在麦卡锡主义的背景下，将一些亲共学生和教授压制下去。回国，成为了一种斗争。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8月，卢肇钧还是辞去教职，与另外35名同学一起坐船经香港辗转回到北京。

　　离开美国之前，卢肇钧的房东诺威尔太太反复叮嘱，“回到中国一定给我们写信报平安。”但是，这位老太太直到去世也没能收到卢肇钧的信件。

　　1950年，卢肇钧回到北京。

　　上世纪30年代，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炮火，卢肇钧辗转于清华、辅仁与燕京，最终毕业于西南联大。上世纪40年代早期，卢肇钧曾以工程师身份在昆明等地工作，负责桥梁、公路的设计。抗日战争结束后，回清华大学任教并参与迁校回到北平。

　　1946年，随着抗日结束，留学欧美热潮升温，当年有730人走出国门。一年后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文化协定”再度激励学生出国深造。卢肇钧通过了公费出国考试，抱着到更先进的大学深造结构力学的计划，于1947年到达纽约。在曾经的清华导师刘恢先指点下，转而进入哈佛大学土力学专业。

　　卢肇钧的出国一方面由于求知的渴望，另一方面似乎因循了父辈自小留洋的血脉。他的父亲卢学孟曾被清朝廷送往法国留学，后回国报效。卢学孟曾任驻英通译官、京汉铁路行车总管等职，民国后任陇海铁路局局长、交通部参事，一时权重，卢家后辈中多人被安排到铁路系统工作。

　　日本侵华战争时，卢学孟放弃高薪，辞职还家。“那时候就靠卖东西过日子，典当衣服什么的。”卢学孟的儿媳、卢肇钧夫人陈善蕴说。

　　那时卢肇钧不过二十出头，受抗日思想影响，一度想投奔延安，但因家中需要靠他接济而未果。随后他考取国民党政府支持的公费留学名额，远赴美国。

　　最初一段时间，卢肇钧在美生活费用全部由国民党政府提供资助，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衰落，资助渐渐断绝。一年多以后，卢肇钧已靠在大学做助教的工资为生。

　　在哈佛与麻省理工学习工作3年后，卢肇钧归来。按照他的设想，仍计划回到清华任教。但新政权建立后，百废待兴，铁路建设急需人才。卢肇钧直接加入铁道科学研究院创办土力研究室。本应成为中西交流桥梁的卢肇钧无法预料，自己面对的是一扇逐渐关闭的国门。自此之后30年，自己与美国同窗音信断绝。

　　荣耀成为罪证的年代

　　回到中国，卢肇钧一边面对着缺乏基本科研条件的苦恼，另一边对新政权充满热忱。但由于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卢肇钧逐渐感到微妙的不安气息，本想按照承诺写信给美国师友报告平安，但都被同事好心劝阻。

　　50年代初期，中共新政权对于海外学子开放接纳，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亦逐渐发生变化。在反右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倒。就在反右运动正值高潮的1958年，卢肇钧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党员的身份并未让他逃过文革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国门紧锁、卢肇钧与美国无法取得任何联系。直到20年后，与美国同窗聚会时，对方才对他说，“当时以为你已经不在了。”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因为卢肇钧留学美国的背景、大量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每天早晨，排队训话。那大字报啊，多了去了。”卢肇钧夫人陈善蕴摇了摇头。由于卢肇钧平日性格内向，人缘好，所以小环境之内尚有同事加以保护。

　　“有个造反派抢了单位所有公章带在身上，他有权。有一天，他跟卢肇钧说，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我来管你。就把他带走了。”陈善蕴回忆。

　　那个造反派将卢肇钧带到废弃的实验室，告诉他，每天早早来，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离开，就此将其保护起来。而十几年前，他离开美国时，同窗无意的一句“把你关在小黑屋”一语成谶。

　　与此同时，卢肇钧的家人开始翻出祖辈的照片，一一销毁。卢肇钧的父亲卢学孟留学法国的那些照片，在文革中无异于罪证。

　　文革中，卢肇钧的大儿子参加红卫兵组织时，因父亲的出国经历而遭拒。

　　焚烧了家中照片，自己又被“雪藏”于实验室的卢肇钧熬过了文革。“即使这样对待他，他也没抱怨过早知道如此就不回国之类。”夫人陈善蕴摆摆手，低头不语。

　　文革前的1964年，卢肇钧曾陪同相关领导出访埃及。自那之后，中国关闭国门，被文化大革命席卷的中国人，无法找到任何与世界沟通的通道。卢肇钧再次出国，时间已是1980年。

　　“出去开眼界是对的”

　　198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再次对世界发出开放与接触的信号。彼时，卢肇钧与恢复活动的中国土木学会代表团开始出访工作。直到1992年，他再次踏上北美大陆，到达美国及加拿大。那一次，卢肇钧见到了40年未曾联系的旧日同窗。“同学有的都成了大资本家了，经济条件上没法比了。”夫人陈善蕴笑笑说。

　　卢肇钧恢复正常工作的80年代，他的子女也已长大成人。那时候，大批青年学生萌发出国热潮。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与清华大学负责人座谈时说道：“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是自然科学……”从此之后，“出国热”势不可挡，直到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80年代，中国科研单位以及大学纷纷提供公派留学名额，给予经济资助。以考试分数为选拔条件，又一批年轻人走出国门。

　　卢肇钧的大儿子于北京工业大学读书时，学校曾想派其出国，但因为需家庭支付部分费用，而未能成行。直到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去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现在硅谷工作。

　　卢肇钧的女婿曾在国内某科研单位主攻拉美经济，于1986年赴美读博。卢肇钧的女儿不久后即以陪读身份赴美，夫妻二人留在美国工作至今，丈夫成为经济学者，妻子在波士顿一所医院担任医生。

　　只有二儿子卢乃宽现在陪伴在母亲陈善蕴身边。1986年，子承父业学习铁路相关专业的卢乃宽考取铁道部公费留学项目，到麻省理工学院进修一年。父子两代成为校友，时间已隔40年。

　　卢乃宽回忆，当时他赴美进修期间，政府一次性给予一年生活费5000美金。

　　“生活挺紧张。但是当时国内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块人民币。”卢乃宽说。

　　被文革封闭10年的中国，再次与世界发生联系后，因经济水平、政治环境的差异，旅居国外的中国学生分化两路。一部分决意回国，将所学所见带入故乡；另一部分，排除万难各显其能留在大洋彼岸。时隔半个世纪，50年前海外留学生的景象和争论似乎再次重现，只不过这一次，国内早已换了天地。

　　卢肇钧在50年前的麻省理工已可获得美国海军方面的科研课题，而五十年后，其子卢乃宽的美国朋友想将其介绍到麻省的林肯实验室，参加美国空军某项目的研究工作时，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是共产党国家来的人”。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侨民表示敌意的同时，国内对于公费出国逾期不归者给予极大舆论压力。在那个电视机尚被列为奢侈品的时代，这些用政府资金出国而滞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成为了靶心。国内派遣单位纷纷给予压力令其回国，但对于心意已决的人们，似乎收效甚微。

　　随着时代变幻，中国逐渐开始寻求与世界同步的可能。从90年代起，“与世界接轨”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的美好愿景。国内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中西生活方式的弥合，使得中国公民出国不再成为难事。曾经滞留海外的一些人开始自愿选择回国创业。今年9月北美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的统计，77%的华人学者计划回国发展。

　　卢乃宽的哥哥及妹妹一家如今都在美国工作稳定，子女正在接受大学教育，还未有回国打算。而他本人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两年。去年假期，她与同学结伴到香港购物，今年十一长假计划前往泰国观光。

　　“如果她想出国，我们就提供方便。”卢乃宽笑笑说，“出去开开眼界还是对的。”

此时，卢肇钧已去世一年有余，从祖辈到孙辈，跨出国门的四代已逾130年。

　　1870年代，权臣曾国藩和李鸿章数次联名上奏，要求派人出国留学。他们在一份奏折中说：“(中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中国必须“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然而15年间，清廷不过派出百余人。

百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然面对人才奇缺的窘境。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对派遣留学生问题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真正拉开。

(杨时旸)

转自 中国新闻周刊 2009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