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闻黎明^*

抗战初期，长沙临时大学280余学生和11位教师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三千里湘黔滇长途跋涉，无疑是西南联大校史上极为壮观而感人的一页。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回忆与撰述越来越多，而且文中都必然提到旅行团团长黄师岳中将的名字。

不过，对于黄师岳的记载，除了旅行途中忠于职守、与师生同甘共苦等外，其他的情况鲜有所闻，以致参加当时旅行团的余树声先生说“黄将军以后消息杳然，但时隔六十个春秋，现在每忆及这位长者还是使人油然起敬”（见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26至327页）。我想，许多人大概都有同感。这里，披露一封1938年6月2日黄师岳致蒋梦麟?梅贻琦两联大常委的信,相信有助于对黄师岳人格的了解?

下面是该信全文：

孟、月公校长钧鉴：寇氛未已，坚决抗战，为民族复兴大业计，迁文化于后方，储材备用，实为当今之第一急务。在师岳不过奉张主席文白兄命，率领贵校学生旅行团步行到滇开课而已，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为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到滇承招待慰劳，反使内心感与愧，并所赐纪念簿谨什袭珍藏，永远存念，以纪念此行。至捐送金表一只及川资五百元，在公等为诚意，在师岳实在无受法，均原璧交来人带回矣。今已于六月一日回抵长沙复命，知关廑注，谨此奉闻，专函布臆，敬颂钧安，诸维亮察。

黄师岳启　六月二日

这封信，是我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查到的。1988年冬，为了编辑《闻一多年谱长编》，我到清华大学档案馆查阅资料。感谢当时的负责人陈兆玲教师，她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将所有材料搬了出来任我选择，使我获得了大量宝贵资料。就是在这里，我看到了黄师岳的这封信。

从黄师岳的信中，知道联大当局为了表示他为湘黔滇旅行团做出的贡献，特派人送给他一只金表和五百元旅费。这些礼物，大概是联大领导精心考虑的。黄师岳作为军人，掌握时间当然是最重要的，故而送上一只金表，以表心意。至于五百元现款，不过是略补旅行途中的开销罢了。记不起是哪篇回忆中，说某次路遇土匪，亏黄师岳留下300元买路钱，旅行团才得无恙。如果说这是孤证不足为据的话，那么许多人都记得，旅行团到昆明后，黄师岳曾在有名的“海棠春”饭馆举行告别宴会，招待旅行团全体师生，这笔开支想来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吧。

可是，黄师岳谢绝了这些礼物。他认为自己和大家一样，不过为复兴民族大业做了一点工作，不足挂齿。作为一个旧军队的军官，能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这也是在当时全民抗战形势影响下才可能出现的新气象。

黄师岳拒收礼物的事，感动了我。1989年8月5日，我在《团结报》“民国史谭”专栏中发表的《抗战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中，特别介绍了这封信。那篇文章结尾处，我是这样写的：“在本篇将结束时，笔者特别想介绍一下旅行团团长黄师岳中将。黄师岳时已五十开外，身材魁梧，和蔼可亲。他与团员日夜相处，同甘共苦。旅行团安然抵昆，黄将军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更为可贵的，是他在事后表现出那种忠诚的爱国廉洁的胸襟，这从笔者新近发现的他给蒋梦麟、梅贻琦的一封信中可以体现出来。”文末，我用了“壮哉！湘黔滇旅行团！壮哉！黄师岳将军！”这样两个句子，但它还是难以表达我对黄师岳将军的感佩。

其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到两则黄师岳的资料，尽管语焉不详，却反映了这位东北军将领的曲折人生。

第一件，是黄师岳在东北军的事。1928年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完成重新编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第三军团总司令阎锡山，主持沿京汉线北上的军事行动。12日，冯玉祥下达攻击磁州命令，控制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急忙布防。3月12日，张学良、杨宇霆令安国军（奉军）第29军戢翼翘部之黄师岳、何柱国两师迎战冯军（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4辑）。由此可知，黄师岳当时为第29军的师长，参加了抗击北伐军的行动。但是，这些自然不可能挽救北洋军阀的覆灭下场。

第二件，是关黄师岳的结局，这可能是参加过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们更为关心的。黄师岳完成湘黔滇旅行团使命后，回到湖南，其后情况无从获知。我再次见到他的名字，是在姜廷玉《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上将和中将》（《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12期，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印）一文中。该文说，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期间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上将有4名、中将128名，在这个名单中，出现了“黄师岳”三个字，其职务为“国防部派驻东北‘剿总’部员”，军衔为“中将”。姜文没有说明黄师岳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被我军俘虏，但从他的官职来看，则无疑是辽沈战役时期。黄师岳没有像滇军184师那样参加起义，而是参加了内战，最后作为国民党正规军的中将被我军俘虏，这个结局肯定是联大师生不愿看到的。另外，抗战八年，国民党军人不知多少人晋级，可黄师岳的仍为中将，毫无升迁。黄师岳的国防部部员，与抗战初期的参议，都属于闲职一类，没有军权，这说明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一直寄人篱下，虽在军界，却已淡出。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清楚，即黄师岳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时，究竟是什么身份。有的回忆说，他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高级参议，那么他是怎样到了张治中的麾下呢。张寄谦先生（她是我在北大历史系时的老师）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的“序”中说：“黄师岳据说是安徽人，原来在东北军。东北军自被迫进关后，军队大量缩编遣散，张学良嫡系奉命守西北与红军对峙。黄师岳则赋闲下来，任中将参议，闲居在北大沙滩附近，经常去北大旁听课程，因此思想颇能跟上时代潮流。张治中主湘，他就投于张治中帐下。长沙临大请求张治中派遣高级将官沿途指导，张就找到了黄师岳，黄师岳也极愿承担。”

还有一种说法，即高小文先生在《行年二十步行三千》中所写：“成行之前，我们就已听说三位校长在重庆通过当时的军事委员会请来了一位该会的中将参议担任我们旅行团的团长。上路后才得知他原是东北军的一位师长。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软禁，东北军被改编，他被调到军委会任中将参议。”（文载《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

对黄师岳身份的这两种记录，都是“据说”，难有定论。不过，我估计黄师岳很可能是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里担任高级参议，并不直属湖南省政府。抗战初期，负责全国抗战的实际上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长沙临时大学的湘黔滇旅行团也是由军事委员会批准的，因此很可能军事委员会在批准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时，便派任黄师岳为团长，只不过由张治中具体领导罢了。我推测张治中是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身份而不是以湖南省政府主席身份领导黄师岳。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