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深切怀念梅祖彦学长

唐绍明(1952)

惊闻梅祖彦学长逝世，令我无限哀悼，深切怀念！

我和祖彦学长应当说是老相识了，因为同是在清华园里长大的。他是梅贻琦校长的公子，家中唯一的男孩，照出相来神采奕奕。稍长，他那挺俊的身体，文质的仪表，优雅的风度，更是引人注目。

但我真正和他交往，还仅是十年前的事，是在一次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我见他认识很多科教界朋友，和美国人也很熟，总是热情地和他们交谈，流畅地说着英语。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于是一同进入对过去的回忆。那时在抗战的昆明，为躲避日机空袭，一部分清华教职员眷属疏散到昆明西北郊的梨园村去住。我家和他家有一短时期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同住在一个木楼上，他家住一层，我家住二层，上下正毗邻。那时我们都在城里上学，他由高中升大学，我刚进初中，很少见面，真可谓“比邻若天涯”了。

记得四十年代中，正当他在联大念书时，日寇发动大陆交通线攻势，进逼我西南后方，形势危急。他积极响应号召，投笔从戎，报名从军。当时规定从军的限于大学四年级，是去军中当翻译，而他只是三年级学生，本不在应招之列，而且他又是家中独子。但他终于说服父母，直接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直到胜利复员。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五十年代中他在美国留学。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在国际上尚处于被包围，被孤立的状态中，他却毅然抛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排除种种阻挠，机智地离开美国，辗转欧陆，经过苏联，回到北京，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当然，回国的留学生不在少数，但他全家人除一最小妹妹外，全都定居海外，像他这样情况作出这样决定的还不多见，这事在当时曾引起不小的震动。

我有时会问：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吗？我觉得不是。这正表明他具有时代的敏锐感，爱国的责任感和特立独行的性恪，而这正是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精神的体现。这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令我钦佩不已！

我真正和他有较密的过从，是近年在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工作期间，其实只有半年。2002年夏，他当选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从此把主要心力倾注到校友会工作中来。是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成立65周年纪念日，他和其他几位负责人沈克琦、李晓等学长积极推动和组织各项纪念活动。我作为“纪念特刊”的一名责任编辑，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指导和支持。

他带头为特刊撰稿，很早就交来一篇纪念父亲梅贻琦校长的文章。他说，他以前也发表过一些有关他父亲的文章，但多经编辑过多地删改不合他意。这次写得比较客观，全面，希望在刊物上能全文发表。我们尊重他的意见，一字未改地给登了。听说他退休后写过很多文章和随笔，这篇可能是他写的最后一篇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应该无憾了。

他积级为特刊准备相片资料。先后交来庆祝杨振宁学长八十诞辰的合影。还专程前往天津看陈省身教授，拍下陈教授的近影和合影。他还转来多篇海外来稿，并向我们详细介绍各位校友作者的情况，帮助我们处理稿件。他推荐一些已在别的刊物上发表过的有关联大的重要题材的文章，并在事先征求过作者同意转载。他把多年收集的西南联大有关资料，全提供给我们选用。他对工作总是认真负责，细致周详。

尤为感人的是，他积极协助沈克琦学长完成西南联大校友中的院士名录。名录初稿的3/4部分，约5万字，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从手抄稿打印出来的。他说：“沈先生已经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了，他还专程来我家送过两次稿子，这次不能再让他跑了，咱们把打印清样给他送去吧。”他冒着炎热，挤上公共汽车，把清样送到了沈家。他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无名英雄的工作。我曾向校友会办公室曾骥才先生建议，应当给他发点劳务费，虽然明知这是价不抵值的事，听说被他拒绝了。我也曾当面对他谈过这个意见，他说：“做校友会的工作嘛，本来就是无私奉献”。

为商定特刊稿件事，在去年下半年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他给我发过三十多封电子邮件，电话往来就更多了。我的住处离南沙沟他家不远，收送稿件本来可以通过邮局传递，但不知何故，有时一封信要走一个星期，我怕误事，索性把稿件送到他家里去。他很客气，执意要把稿件送到我家里来，这怎行呢？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各走一段路——在三里河邮局会面，互相交换稿件。每当我跨进邮局二楼大厅时，总见他已端坐在长椅上，起身和我招呼。他就是这样谦虚、平易。

他对西南联大校友一向怀有深情。曾积极推动联大校友结合自身的成长和成就，回忆西南联大所给予的教育，撰写弘扬西南联大精神的文章。他指导并参与《西南联大启示录》历史纪录片的制作。他不辞劳苦地把杨振宁学长万余字的长文《父亲和我》译成英文，交《北美清华校友通讯》发表。而对一些背离联大史实的宣传，他会抱着对联大负责的态度，多方澄清。我因工作范围所限，只能从编辑特刊的角度追忆他的工作和为人，他实际上还为联大、为清华做了许多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不用我在这里一一记述了。

2002年12月底，他主持杨霖校友给西南联大教育基金会捐赠巨资的颁奖仪式。未出一月，又出席《西南联大启示录》的审阅，两次会都在北大举行。第二次会散会后，李晓学长邀他和我搭便车返城。此时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明显地消瘦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是不是前一段工作太累了？他解释说：“最近身体不大好，正想去医院检查；本来约好上午去，现在改下午了，一会儿直接去医院。”他尽心尽力为联大校友服务，可谓鞠躬尽瘁矣！大家都希望他平安无事。谁知这次我和他的分手，竟成永别！

几天后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已住进医院做检查，但还有件事放心不下，就是在离家前收到两封联大校友的信和稿件，已交代他夫人刘自强学长设法转给我。我收到后给他回了电话。他平静地向我讲述了住院检查经过和医生意见，表现出坦然和乐观，使我相信，也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出院。过了几天，他又打来电话，说还想起有一组相片，是去年11月校庆后他参加昆明一次抗战时期译员聚会时拍的，其中有些人特地从海外赶来与会，资料珍贵，希望《校友通讯》能登一登。我去取相片时听自强学长说，在作放疗第二天，他出现高烧和昏迷，后来才降下来。现在《简讯》中登出的黄楠森等学长的相片和许渊冲学长的文章、姚秀彦学长的信，就是遵照他在重病中所作嘱托办的。这里面寄寓了他浓浓的情意，睹物思情，令人悲怆！

今年2月下旬，我来美探亲。行前想去医院向他辞行。自强学长很客气，说不必跑了，她可替我转告；再说，他过两天要回来休息一段。可我等不及了。到美后的第三天，我给他家里打电话，知道他已回家正在休息，情况好多了，还能出去走一走。我衷心为他高兴。两个月后，非典肺炎肆虐京城，我去电话询问会不会受到影响，才知道他深受非典肺炎影响，但治疗过程又得了败血病，情况不太好。自强学长说她会把我的来电告诉他的，而我只希望能给重病中的朋友带去多少一点点安慰就好。我多么希望他能战胜病魔，挺过来，我有不少患这种病的朋友是这样挺过来的。

以后，我几次拿起电话想问问病情，却又迟疑。终于从北京传来他不治的噩耗。病情发展得这么快，结果这么突然，令我震惊不已！我不禁想起不久前和他交往的日子，眼前浮起他栩栩如生的形象，宛如昨日。想起他还未满八十，在联大校友中还算比较年轻的。他总是那么朝气蓬勃，和蔼可亲，正可为教学科研，为国际交流，为西南联大校友活动做更多的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可现在一切都不能实现了。这真是他的不幸，他家庭的不幸，也是西南联大的不幸！

人生自古伤离别，更何况生离死别！今夏乔州多雨，我得此噩耗时正是此间午夜，窗外风雨交加。我哀思难平，辗转反侧，只听得雨声淅淅沥沥洒了一夜，天若有情，也为人垂泪到天明！

梅祖彦学长虽然走了，但他那渊博的学识，爱国的情怀，高尚的品格，将永远留在西南联大校友的心中！

2003.7.2于亚特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