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殿奎（1964）

见到毛主席

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大庆的日子。我们清华民兵作为首都民兵师的一个重机枪方队，参加国庆大阅兵。9月份，我们每天在大操场上踩着音乐节奏练走步。五个人一组，前面三个人成倒三角形用肩抬着重机枪，其中二人扛机枪腿，一人扛机枪把，后面两个人肩背步枪。快到国庆了，每天晚上，我们要到天安门前去练走步。队伍拉到东长安街上，踩着音乐节奏从东向西行进，接近天安门时，听到号令变成正步走。那时学生都穿布鞋，每个人的鞋底子都钉了许多钉子，走起正步来“咔——咔——咔”特别整齐带劲。走到西长安街以后，再拉回到东长安街，如此往复数次。10月1日上午10点，建国10周年庆典开始，当我们走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心里充满着无限喜悦和激动。下午，我们在一所小学休息一下，晚上，又参加狂欢。我们清华大学的队伍在天安门前金水桥畔，一抬头就看见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禁闭”图书馆

我是一个“书虫”。考入清华大学以后，我这个“书虫”迷恋上了古老而藏书丰富的清华图书馆，每天都要进校图书馆或系图书馆。我是兜里揣着两角钱进京的，连绘图仪和丁字尺都没钱买的，自然是没钱买大型辞典。为了有一本专业俄语词典，一有空儿，我就钻进系图书馆抄录词典。那时候，精密仪器及机械系图书馆在原京包铁路西侧，是一个二层的小楼（现广播台楼）。那年4月30日，我在系图书馆二楼里间抄词典，一直抄到大约下午4点多吧，起身准备回宿舍。我从里间走到外间，里外屋没有一个人，连图书管理员也不在。我扭开暗锁拉开门，咔哧一声，拉断了门外门框上的封条！次日是五一节，图书管理员没有发现我还在里间啃书，已经把门封上了！幸亏是暗锁，我给图书管理员留个纸条，请她节日后查一下少了什么没有，然后走出来把门重新封好。不然，她要是用明锁从外面锁上，我就要被“禁闭”在楼上和万卷书共度五一节，我这个“书虫”真的要吃书来度过“五一”了。

“关公”来溜冰

时值“大跃进”年代，全国正在为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而战，我校师生自然要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也“请钢元帅升帐”，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原京包铁路东侧、八号楼对面那片土地上建了三座高炉，我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高炉倒班炼铁，我们决心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炼出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心。有一次，一座高炉的炉膛内壁剥落，我们也顾不得炉膛的高温，钻进去修复。我们的手、脸和衣服都被铁矿石染成了红色，尽管每天大炼钢铁累得够呛，然而到底是青年人，精力充沛心也盛，我下班以后手脸都顾不上洗，便“满面红光”地跑到荷花池去滑冰，同学们逗趣儿说：“关公来溜冰了！”

当把“女社员”

那是六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到郊区参加麦收。那天下午，我和一些同学去踩稻田。火辣辣的太阳在头顶上，为了擦汗方便，也为了减少日晒，我学着社员的样子，把白毛巾往头上一扎，卷起裤脚光着脚丫子下到稻田里。稻田里有很多蚂蝗（俗称“肉钻子”），一不小心，它就会爬到腿上来。为了不让它爬上来，我就像跳迪斯科那样在水中踩，其他同学也学我的样子。也可能因为我们干得如此欢，吸引来《新清华》的摄影记者，拍了一张照片。两天后，照片贴在了七饭厅前的玻璃橱窗里，下面有一行说明：同学们和女社员一起在稻田中劳动。同学们看了，认出那个“女社员”来，就来逗我。就这样，我当了一把“女社员”。

我们攻尖端

那时候，高年级同学除了上课学习，还要向科学技术进军。人手不够，我被分配到金相车间参与纯钛制取的研究工作。我们为有机会参加“攻尖端”而高兴，尽可能运用自己的物理化学知识努力工作。为了从钛的氧化物中提取纯钛，高年级同学把钛的氧化物放在玻璃管中加热分馏，急需一种可靠的加热分馏设备。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提出了一个制作加热分馏设备的大胆设想。在高年级同学的支持下，用耐火砖做炉体，用陶瓷管做炉膛，用镍铬丝做加热元件，制做了一台加热分馏炉，得到高年级同学的好评。纯金属钛和锆，球墨铸铁和输油管道等，都是那时候我们配合高年级同学一起研究攻关的。

教学搞“电化”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当时的教育方针。20世纪60年代初，一场教育革命在高等学校里轰轰烈烈地展开，同学们热情很高，每天都提出许多改革建议。我提的建议最多，被评为“运动健将”。学校大搞电化教学，那时没有投影教学设备，有的采取幻灯辅助讲课。当时，我利用物理学上光的反射原理，设计了一个小小映射暗房，请两个同学帮助制作安装在新水利馆的一间教室里。白天不用挡窗帘就可以直接放映，实用方便，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华表下“印刷”

1960年，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签定《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遭到日本人民强烈反对，各地先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60年5月9日，中国人民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斗争周开始，北京等33个城市的1200万人举行支援集会。同日，北京举行有100多万人参加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大会”。我们清华大学的队伍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前面，同学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我和清华文艺社的同学们在一起，文艺社同学就地写宣传材料，我将随身携带的手提油印机放在华表旁边，就地油印传单。当时，《新清华》记者将我油印传单的情景拍了下来，第二天，在阶梯教室前的玻璃橱窗里贴出了这次集会的一组照片，其中就有我在天安门前华表下油印传单的照片。

连夜画“海报”

青年人心盛，又赶上那个火红的年代，我们既要上课学习基础课程，又要参加科研生产劳动，业余还参加学校的社会活动。我进清华以后，被“清华文艺社”和“清华文工团”录取。我在清华文艺社做汇编工作，收集同学们创作的文艺作品，跑出版科印刷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前身）印刷和校对，将学生创作的《十三陵水库大联唱》等作品汇编成册，还先后出版了《清华文艺》第1期和第2期。刊物出来以后，要画“海报”宣传。记得，《清华文艺》第2期的封面是一幅黄色木刻画，一个头包着毛巾的人，双手握着鼓槌有力地擂动大鼓，那景象十分震憾人心。我连夜照样画好了两张大“海报”，第二天一早就贴到路东和路西的两个布告栏里。

听总理报告

在清华园里学习生活了六年。要毕业了，学校组织了毕业教育。1964年7月31日，学校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张报告会入场券，红字写着“首都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报告会，报告人：周恩来同志”。我们看到“报告人：周恩来同志”几个字，都很兴奋。当天晚上七点半，我们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和北京市其他高校应届毕业生一起，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我们以往届毕业生的事迹为榜样，联系实际进行了热烈讨论，明确了人生的目标、道路和价值。半个月的学习讨论结束后，我告别了清华园，走到了新疆戈壁大漠上，参加我国的原子弹、氢弹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