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赵德尊*（1937外文）

“大愿得偿、生死以之，抗日救亡此其时！”这是我在“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一二·一六”罢课后由师大同学王仁臣介绍入党后在日记上写的一句话。

赵德尊学长

赵德尊学长于一九三七年毕业时

在那个年代，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实行对外“亲善妥协”，对内集中全力“剿共”，言抗日者杀无赦，对共产党的嫌疑犯更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在北平何应钦专门成立一个搜捕共产党的宪兵第三团。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东北三省的统治并逐渐向关内挺进，北平已危在旦夕，大部分人员、物品纷纷南运，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书籍也由木匠师傅钉钉装箱。这声声钉钉声直敲在我们同学的心上。正像蒋南翔在告全国同胞书上说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宁静的书桌了！”就这样，在北平地下党市委和半公开的市学联发动下，北平8000大中学生参加，在12月9日举行大规模学生上街请愿游行的救亡运动。同学们一起冲向北平国民党市政府请愿，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当然得不到反动政府的满意答复，这以后接连发动了“一二·一六”、“二·二九”、“三·三一”等一系列运动。这时进步同学之间秘密借阅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等。学习这些著作，使我从此奠定了我的革命人生观、世界观。一个老同志在讲述党的基本知识后，讲了一个故事说：古时有个很聪明的皇帝，一天和文武百官在大海边散步，看到海上不少南来北往的船只，皇帝问各位大臣共有多少只船在海上，大家有的说80只，有的说90只。皇帝说都不对，就两只。大家愕然！皇帝说这两只船一只是“名”船，一只是“利”船。这位老同志最后庄严地说：“要作共产党员，就不能在这两艘船上！”这给我的印象很深，终生奉行！

1935年12月9日发动大专院校和某些高中学生8000人在即将成立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这一天，华北实行“特殊化”的历史时刻，向北平国民党市政府请愿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恢复东北失地”、“爱国自由”、“反对内战”等口号，向广大北平市民宣传“华北危亡在即，民众奋起救国”的道理。我们的大队同学，包括燕京大学同学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了。我们当即聚会，向市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散发蒋南翔起草的宣言。记得陆璀同学站在高桌上用话筒宣传，并被《生活周刊》记者摄入镜头，作为该刊封面广为宣传。这次活动一直进行到傍晚返校。记得章安淳同学曾和蒋南翔开玩笑：蒋南翔是南方人，喊口号“打倒二（日）本……”东北同学喊“打倒一（日）本……”章笑问二位：“究竟是一本还是二本？”

第二天才得知，城里同学请愿，国民党政府拒绝，于是又作了进一步斗争的部署。

其次就是12月16日示威，历史称之为“一二·一六”。因为“一二·九”请愿学生在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碰了一鼻子灰毫无结果，同学们更加愤怒，再次发动“一二·一六”示威游行。12月16日那天，我随清华、燕京大学队伍受阻于西直门外，随后转至西便门，之后同学们用身体冲破西便门冲进市区到达前门外，警察开枪，同学们坚持不走，并向市民宣传，揭露政府的反动政策。这次游行规模更大，近万人，一直坚持到天黑。领导传达学联指示：西郊清华、燕京同学路远可以回校。次日才知道我们走后不久，城里拉闸停电，军警大打出手。于是我们便组织发动募捐钱、物到城里各大医院慰问受伤的同学。随即全市罢课抗议政府暴行。

再后是进行南下宣传。清华救国会召开时事座谈会。市委何凤元、市学联代表姚依林（校名姚克广）参加讨论，决定发起组织南下宣传。城里由东北大学、北京大学为主力，组织第一、第二分团，清华、燕京、辅仁等校为第三分团。各分团步行经廊坊，以后到固安与二十九军联欢。我们在回高碑店住宿时被军警绑架，上了火车押送回北平。参加这次活动的，我记得有蒋南翔、吴承明、黄诚、丁则良、杨述、王作民、魏东明、李昌、郭建、叶方、于光远等。我为三分团的宣传队长，赵正楹任先遣队长。回校后，我感到将学生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借三分团在燕京大学联欢之际，倡议组建“中华民族救国先锋团”。城里一、三团回校后，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随即统一名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推向全国。

再说1936年“二·二九”。

国民党政府已对各校学生进行镇压！1936年2月29日清晨，大批军警入清华园逮捕学生，我们已有准备。我当时任左联支书，将党内文件转移别处收藏。我们护校队首先发现军警乱窜，随后，我们呼啸而出，解救了已被逮捕的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三位同志，并砸了军警带来的三辆大卡车。夜间又遭他们包围袭击，斗争直到第二天清晨。军警一无所获！

再说说“三·三一”抬棺游行和“监狱大学”。

各校学生受到镇压后，组织上借助十七中同学郭清枉死在国民党狱中的事件，于3月31日组织了“抬棺”游行，向全社会声讨，进行反击。当时组织考虑这次行动比较危险，为了保存领导力量，当时西郊区委方琦德告诉我（此时我已接方琦德职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我可以不参加这次活动。但我感到要同志们代我去冒险觉得说不过去，便毅然参加了。我于当晚进城，住在北大同学处，第二天一早即到师大女附中操场参加抬棺。当时我们游行队伍已被大批军警包围，当我们努力冲出时，队伍已被军警打散，我也被抓进拘留所，在这里我见到了燕京大学的黄华同学。当晚我们就被大卡车转移到北平陆军监狱！我们这些学生被分挤到监狱里的各个“号子”。除个别同学在途中被捕喊冤，绝大多数都十分坚强。

“监狱大学”，这是狱友们的戏称，以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在狱中，同学们之间互相交流经验。如为防止脚镣链子在行步时磨脚脖子，就用一条布袋从中间挂起，挂在腰带上。我在狱中还新编了《牢狱之光》小报，分为好几个栏目：如“狱中生活困难要求”栏，“时事新闻”栏，“世界语入门”栏，同时有早已被捕同监的张申府先生每期撰写的“哲学讲话”栏。

在狱中，我还发展了两名狱友入党，其一在建国后任广东省汕头市第一任市委书记。这时国民党市长已圈批枪毙一批，但后来在中共地下党市委和社会各界声援、营救下，不足一个月，我们都被无罪释放。救国会组织了欢迎座谈会。我将狱中生活的种种情景用钢笔画描划在纸上，送给出席座谈会的同学看。

除此以外的斗争还有：组织高保琦、吴翰等同学组成自行车队赴南京请愿；由吴承明、韦毓梅等代表赴天津、南京、上海各地大城市的大专院校串连。总之，在全国各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全国学生爱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成为全国性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救亡运动。

总之，“一二·九”运动是在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党在“一二·九”运动中，在后来北方局少奇同志正确方针指引下，把这一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并在1939年得到壮大发展。毛主席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讲话中说：“有人说‘一二·九’不如五四运动，这是不对的，我认为两个运动意义同样重大，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不可能的。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为抗日战争做了准备，推动了‘七七’抗战，从而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就是党对“一二·九”运动的评价。

以后，我调为蒋南翔领导的大学学委秘书工作。“七七事变”后，我又调为全国民先总队秘密党团的组织委员。

（摘选自《赵德尊回忆录》）

*作者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