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陆 璀（1936）

写在前面：这是我1935年12月的一篇旧作。

一九三五年春陆璀摄于清华大学

陆璀手持话筒向群众宣传

1936年3月初陆璀在斯诺家中隐蔽期间，斯诺摄影。

1952年春，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和陆璀及女儿兰沁合影于西花厅

我在“一二·九”运动中“爬城门”被捕，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可是，由于当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在现场，他跟踪我到派出所，在警察的包围中，对我进行了采访，并对外发出了一篇专题报道，用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标题，叫作《中国的贞德被捕了》^①，在美国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登出,这就使这件事名传遐迩。到后来，各种传说就不一样了。同志们常常问我，我无法一一加以解释。后来发现在《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的《“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中，登载着我当时用笔名“林”写的一篇《一段插曲》。这是在事后不久，在清华同学的积极鼓励下，写的这段事情的经过。当时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曾将此文单独印发，后载于《觉民报》第2期，1935年12月27日。由于是当时写的，故比较确切，也很真实具体。可惜文中前面和中间有些地方，因当时的特殊情况，给删去了，而用“……”代替。现根据其他史料，略加补充，仍保持原貌，作为一份真实的记事。

1935年12月16日的下午。

我们清华、燕京等校的游行队伍，在用我们年青的血肉之躯，轮番排队，撞倒了已经有点腐朽的西便门之后，便欢呼着直奔天桥。在那里，和城内部分学校的同学和市民一起，召开了一个万人群众大会^②。然后，我们又排起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游行到了正阳门（即前门）。只见正阳门前有重兵把守，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我们派代表前往交涉。几个站在前面神气活现的军官模样的人一口咬定，正阳门内是外国使馆区，就是不能让学生队伍进入。因学生队伍坚持不撤，他们最后佯称：如果我们分成几队，从不同的城门进入，那就可以答应。没有旁的办法，代表们只好告诉同学们，并决定分队。我们清华和燕京等校，是分配从顺治门（即宣武门）进城的。

但是，从前门走到了宣武门，看到那两扇紧闭着的铁皮包着的城门，我们方明白受了欺骗。很多同学愤怒了，叫着：“代表出卖了我们！”“我们根本是示威来的，讲什么交涉，谈什么妥协！”群众的情绪沸腾了。然而，面对着那两扇巨大的坚固的城门，大家只有愤怒，毫无办法。

我是站在队伍的前面的。我看到群众的愤怒，也看到了代表们的苦脸。我明白我们受了统治者的欺骗，我恨透了他们，我尤其恨他们那“各个击破”的策略。然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焦急地想。

突然，我看到有几个同学伏在地上往门里张望。我也伏到地上去望了一下——呵！原来城门底下有那么一条缝！那是原来有个门槛的地方，现在门槛没有了，留下一条缝，和城门一样宽，但上下很窄。

“我可以从这儿爬进去开门！”简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喜了。我回过头来问前面的同学：

“如果我能爬进去，这城门开得开？”

“那当然啦！”

“那我就从这儿爬进去，把城门打开，让大家进去，好不好？”

“好！”

兴奋极了。虽然我已从门下缝隙中望见城门里面大街上有成群的军警在巡逻，但这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爬进去，把城门打开，让同学们进去。想象着大队冲进城时的热烈的欢呼，我心里暗自充满狂喜。我毫不踌躇地就把身子伏到地上，平贴着地往里爬，后面一位同学帮助把我的身子往里推。我爬进去了！迅速地跳起来一看，两扇铁门是给一根不粗不细的铁闩拴着的。我极快地就把它抽掉往地下一掷。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背后一二十个巡警已在向我飞奔过来了；同时我又在极快的一刹那中，看到那两扇门的铁环上还牢牢地纠缠着一根铁丝。我已没有一丝念头来想到自己的危险，只是一面极快地用手去解铁丝，一面竭力对着两扇城门中间的缝隙叫喊：“冲呀！冲呀！冲进来呀！”

巡警脚步已经奔近了，我全身像一根拉紧的弦。我唯一的希望，不，应该说是我全部生命渴求，就是：那两扇城门往我这儿推动了，大队同学在震撼天地的呼声中冲了进来，然而——杂乱的脚步声已猛逼过来——我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对着门缝再叫一声：“冲呀！”

“硼！”沉重的拳头已打到我后脑上。我往旁边一跳，第二拳，第三拳，前后左右……数不清的黑色的人直奔过来……硼！硼！眼前迸着金星……

“都是中国人，干吗打中国人？”我对他们怒喝。没有答理，只有沉重的拳头和枪柄。我又叫：

“别打！你们这么多人，打我一个女子，不觉得可耻吗？有本事，打日本鬼子去！”

“走！”后领一把，往前就一推，我眼前一晕，“托！”一记枪柄打到我左边的太阳穴上。我忍住疼痛，被推拉到派出所。

无数雄赳赳的军警在屋子里，都用轻蔑的眼光望着我，我也用轻蔑的眼光冷冷地望着他们，到屋子里，我被命令站在靠窗的墙角。一眼看到前门对我们横行霸道的那个家伙——一个巡警头儿，正扬着脸打电话。

“不是你答应我们进顺治门的吗？”我大声责问他。

猛的就是一腿，“你撒谎！”他吼着。

“你才撒谎！”我说。

要不是他手里拿着电话机，准得又是一拳了。我愤愤地咬着嘴唇站着。

城门外的骚动隐隐可以听到，我想象着同学们的焦急，谁知道我要在警察局呆几天呢！

就在这时，一位外国记者（后来知道他就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尾随着被警察推搡着的我，也来到了派出所，在警察的包围中对我进行了采访。

“走，出去！”几个警察吆喝着，把我推出门去。斯诺无可奈何地跟在后边。

在警察所门前，我给推上了一辆敞篷大卡车。三个特警看守着，一个拿大刀站在我对面，两个拿枪，站在我左右。怕我跳车，命令我坐下。车动了，站在车旁的斯诺向我挥手致意。我举起右手向斯诺叫道：“再见！”右手马上被抓住了；我又举起左手，左手也马上给抓住。我轻蔑地笑了。我昂起头对斯诺喊：“再见！”车开动了，它载着我迅速离开了顺治门，也就离开了城外的同学们。我不知道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不去想这，反正都一样。我只望到那热闹的西四牌楼，望到我身边那三个如临大敌的特警，我被高高举起双手——这情形严重而又滑稽，我傲然地笑。

到了，一看，是内二区所。

问过姓名、地址等等（当然，我用的是假名），就叫我在一个屋子里呆着。几个警察看守着我。一坐三四个钟头，慢慢地跟那几个巡警聊上天，居然在那儿谈了半天话。我从学生和巡警并无仇恨讲起，讲到当局的卖国，讲到日本鬼子的可恶，讲到社会的不公平，讲到他们的爸爸妈妈劳苦了一辈子还吃不饱饭的事实。慢慢的，那些巡警们的脸也不长了。先是连走近他们办公桌烤烤火都不让的，后来是一再地请我喝开水了。

“你讲的话呢，是没有错，”他们说，“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有办法！只要我们老百姓团结起来干，什么日本鬼子，什么卖国贼，都得完蛋！”

我又给他们讲到清朝帝制怎么会变成中华民国。

“你们都是卅岁光景的人，这是你们亲眼看见的，不是？”又讲到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的时候，老百姓又怎么起来把洋鬼子和军阀赶跑……

一个个凝神地听着，有时点头，似有所悟。

被欺骗着的人呵！

七点钟光景，我又被用敞篷卡车送回顺治门派出所。在玻璃窗上，我照见我自己脸上焦红，而且眉心间破了皮，有干了的血。把手一摸脸，这才感觉到从颊部到额部、头部，没一处不痛，身上也痛。挨了打，人似乎更倔强了。我用眼冷静地望着屋里每一个人，想要记住他们每一张脸。

那时候，我已知道大队还在城门没有散。我把耳贴到玻璃上，努力要听取他们一些声音，即使是一些极微小的声音，只要是从我们自己队伍来的，对我都显得非常亲切，非常需要。

“现在你走吧！”听到这句话，我站起身就走。押到城门边，只见二十几个巡警围在那儿。我一眼看到城门底下已填上石块，其中一块大的搬在一边，我明白了他们要我怎么回去。

“你照原来的样子回去！”巡警对我说。

“那不行，”我说，“刚才我从这儿爬进来，你们把我毒打一顿，现在你们自己怎么也叫我那么干了呢？”

“你不想走？”不耐烦的回答。

我听到城门外我们的队伍的声音了！一个马上要见到他们，马上加入自已队伍的强烈的愿望在我心中燃烧起来。我用拳头捶着铁门，叫：“陆璀回来了，你们听见了吗？”

那边寂静了一下，于是几个声音抢着从下面传过来：

“是陆璀吗？你回来了？”

我迅速地伏到地上去，叫：

“他们还是要我那样爬过来，你们赞成不赞成？”

“你来吧！你来吧！”这次是更加宏大的一片呼唤了。那呼唤是那样的热烈，那样的亲切，我突然眼中涨满了泪。“你来吧！你来吧！”这呼声一直黏在我的心坎上。

迅速地，我爬过去了。立刻，我被拉了起来，只听见一声“陆璀回来了！”四处起了欢呼。泪水已蒙住了我的眼，我只看见在模糊的光线里，极目都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自己的人。我被挟着往前跑了几步，然后被举了起来。除了把手举起来挥着以外，就只有感谢的泪和笑来回答这热烈的欢迎了。

（选自陆璀《晨星集》）

①贞德（Jeanne d’Arc，英文译名为Joan of Arc）是法国15世纪著名的民族女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国学生，斯诺用这个称呼加在我头上，是一种过誉。

②参加这个大会的，除学生万余人外，还有无数的市民。大会情绪激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大会一致通过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等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