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仁(1947经济)
在抗日战争时期激励着我们学习和战斗的《西南联大校歌》,在它的左上角本已写明“罗庸词,张清常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也说明校歌歌词“出自罗庸之手是毫无疑义的”。可见,罗庸教授是校歌歌词的作者,是不成问题的事实。
可是近年来却往往有人将歌词的作者说成是别人。如《北京晚报》1998年3月16日《铭记他们》一文中,说歌词的作者是罗常培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2月30日朱子善在《读者短笺》中,引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联大校歌“这首词是我作的,调寄《满江红》”。他还引用冯友兰先生所写的“附记”,说明冯友兰先生是1938年联大校歌校训制定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我(冯友兰)就凭我的记忆说是我作的”。
那么,究竟谁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呢?罗常培先生是否它的作者?冯友兰先生又是否它的作者?这不能光凭个人的叙述或记忆,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这里涉及的几位教授都是我敬爱的老师,我有必要就我所知加以说明。
调寄《满江红》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是罗庸教授于1938年受联大制定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委托而写的,并于1938年10月30日被该委员会开会接受。1939年7月11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该校歌。
罗庸教授(1900—1950),字膺中,江苏江都人。1932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1938年他随学校迁到云南,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讲授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课程。1938年10月他为西南联大写作校歌歌词,调寄《满江红》,充分抒发师生们的爱国热情。1944年起他代理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北返,他留在昆明云南师范学院任国文系主任。1950年病故。现在知道他的人已经不多了。
罗庸教授创作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在有些印本中有印刷错误,现将正本抄录如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罗庸教授和罗常培教授,虽然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但绝不是一个人,罗常培教授并没有写过西南联大校歌的歌词。
罗常培教授(1899—1958),字莘田,北京人,满族。1934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1935年起兼任中文系主任,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代理系主任、系主任。1944年赴美讲学。1948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解放后,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首任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8年病故于北京医院。
多年前,冯友兰教授由于年老记忆错误,曾误认为《西南联大校歌》的歌词是他写的,并引起《北京晚报》上的一场争论。实际上,在征集校歌歌词的过程中,冯友兰教授确实也曾写过一首校歌歌词交给校歌校训委员会,但那是一首新体的诗歌,而不是调寄《满江红》的旧体诗词。
冯友兰的词为: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瀟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这首诗作为老师对同学的勖勉之词,是比较恰当的,而作为校歌歌词则不见得适合。所以,这首诗并未被校歌校训委员会通过为校歌歌词。
抗战胜利后,张清常副教授将西南联大校歌等修改成《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于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结业典礼上由他指挥演唱。《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包括以下内容:
(1)“引”,冯友兰作。词为:“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愿同心同德而歌唱。”
(2)“校歌词”,罗庸作,调寄《满江红》。词见前。
(3)“勉词”,冯友兰作。是一首新体诗。词见前。
(4)“凯歌词”,冯友兰作,是从他1945年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结尾部分的“铭词”节录而成的。文字如下:
“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冯友兰教授主持西南联大制定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工作,对于1939年7月17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罗庸教授作词、张清常副教授谱曲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是有积极贡献的,他在《西南联大进行曲》中写作了“引”、“勉词”和“凯歌词”三个部分的歌词,也是有积极贡献的。但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毕竟是罗庸教授,而不是别人。这是无庸置疑的。
2006年元旦于北大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