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国鼎*（1947 土木）

期待北上

历史上的1945年8月15日是值得长期备受日本帝国主义欺压蹂躏的中华民族子孙牢记不忘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饱受颠沛流离、家破人亡、巨大牺牲的中华儿女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七七事变”神圣战争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

李国鼎先生2000年荣获第四届“地球奖”

李国鼎先生（右）1946年7月在沪滞留期间，曾和级友余常昭（左1）同去杭州观光，在西湖柳浪闻莺公园与46级（机）殷缅曾（中）留影。

李国鼎先生1946年秋摄于新斋311室

这一天适值学校暑假，又是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我正漫步在昆明市中心的正义路上，在呼啸声中听到从一辆在马路中疾驶而过的吉普车的扬声器里传出这个消息。接着四处发出跳跃的欢呼声，紧接着从不同方向传来相继不断的鞭炮声，人们拥挤街头，额手称庆，果真是日军投降，我们胜利了！

我快步奔回宿舍——拓东路联大工学院盐行宿舍，还不到门口，就听到宿舍内通道四面八方的敲打面盆、牙缸、木栏杆等混杂不清的声响，连带着欢呼和掌声，闹成一片，抗战胜利画了句号，大家喜形于色，忘乎一切了……

这一年的9月3日，学校按照校历开始了1945—1946年度第一学期的正常上课。可是在学生们的心底存放了半个多月的悬念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抗战胜利国家前途会如何?学校走向会如何?对我们的安排会如何?在这三个问题中，最为切身的自然是后二者，在私下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两方面。

实际上我们后来得知校方对此早已有所考虑，在日方宣布投降一周后的一次常委会上就决议设置三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委员会并聘任人选筹划三校迁移平、津事宜。

此后，不断有新消息传出：先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渝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我校（西南联大）梅贻琦常委前往参加并返校已向校务会议作了报告；继而是教育部下令西南联大就地解散，原三校各自复员北返；陈岱孙教授奉派赴平建立并主持接收清华园委员会，处理接收清华大学和复员工作；后来又听到确切消息：联大工学院的班底中除化工系来自南开大学外，其他各系包括师生员工统由清华大学负责有关迁移和复员事宜；施嘉炀院长飞赴北平照料复校建设工程；更受关切和欢迎的消息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每间住三人，每人配置铁床、带斗书案和座椅，并且每个房间都有小的储藏室；等等。

复员！多么动人心弦，多么令人神往！

然而，就在我们心态渐趋平静，专注攻读之际，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由“反内战、争民主”揭开斗争序幕、发展成继“五四”、“一二·九”以后值得光辉纪念的“一二·一”学生运动。这次运动前后经历了近四个月之久，其必然结果是反动派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随着学生运动浪潮的起伏，这一年的12月27日即罢课后的第32天（其中包括教师罢教7天）之后，开始了有条件的复课，直到次年3月17日四烈士大出殡的最后一次活动才是这次运动的结束。

接着，学校先后召开教授会和常委会讨论和决定有关校历后推（原订这学期上课12周后考试）的日程安排，以及学校结束等问题。学校昔日紧张而宁静的学习气氛逐渐地恢复起来，而迁移和复员部署正有序地进行着。

1946年初夏，本学年期末考试的前一天下午，学校梅贻琦常委专程来到工学院（由于这里距离校本部过远，这天上午他曾在校部召开了同样内容的学生大会）特意向我们住在这里的学生们报告了有关迁校事宜，并宣布5月4日为学年结业日，开始复员，会场响起一片欢腾声。

我们期待已久的长途跋涉、丰富多彩的北上生活就要来到了！

复员之旅

这年（1946年）的5月1日，学校依据学生志愿公布了分至三校肄业生名单，我们工学院各系（化工系除外）在校生全部列入了清华大学学生花名册。

此前于4月16日校方专设的“迁移委员会”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商妥，由该署在5月内提供车辆，先期集中运送联大离校学生分别到长沙、梧州两地。

不久，学校告知发付旅费办法及旅程安排，大致是（原件已无从查对）：1.复员学生每人支给赴平旅费法币15万元（据清华大学档案资料，此数相当于当时昆明大学教授的薪金约数，实值约合1937年上半年薪金国币30元）；2.暂定下学年在北平原校址的开学日期为10月1日，学生可自行离昆，依据本人的能动作用按时前往报到，也可依照既定的北线（由昆明至长沙）或南线（由昆明至梧州）自选其一，等候通知，搭乘专车以赴；3.由校方与相关省、市清华校友会商定届时设置联络站，为复员师生等人提供生活、交通的协助或指导。

同年5月4日，清华第一批北线复员学生百余人离昆北上。接着在10日又有另一批210人分乘“善救署”调来的7辆敞篷卡车（每车各载30人）由昆明开赴长沙，而我就是这批被运送的学生中之一员。

记得当天上午，我是带着个人行装按序号乘上停在盐行宿舍门前马路旁一辆卡车的。等卡车汇齐并清点完毕后，我们这批学生就由此向东沿滇黔公路朝贵阳方向驶去，离别了昆明。

此段公路计程651公里，途经曲靖（当日晚间借宿地），于第二日上午过小街子（今胜境关，乃滇黔交界处）进入贵州，再向东经盘县、普安、安南（今晴隆）、关岭、黄果树、镇宁、安顺市、平坝、清镇市直达贵阳，此程连续行驶约计4日。途中有记忆的事项包括：1.我作为“车长”曾在离昆的前晚向同车“车友” 收集法币每人5000元作慰问金，于次日晚一并付与正、副司机（乃缘例统一行动，非独创）以示我们对其劳累的谢忱；2.当车暂停在黄果树时，大家曾下车前往观看该处瀑布风光，并分别拍照留念；3.此路段群山叠翠，走势奇险，路面曲折迂回，车队首尾相接，竞向前驶，蔚为壮观。而远望道旁景色，尽收眼底，益增旅游乐趣。我们每日晓行夜宿，行李随身不离，相互照应，沿途但听车轮蹭地声响，四周环境宁静，世外桃源之意油然而生。

在贵阳滞留数日后，我们继续随车沿东段行驶。途经贵定、甘粑哨［平越（今福泉）县属］、炉山（今属凯里市），北上经黄平、施秉、向东经镇远，南下经三穗，继而再北上过玉屏，进鲇鱼铺（黔湘交界处）而入湖南境内。然后再向东沿新晃、芷江、洪江市、洞口、隆回、邵阳市、双峰、湘乡市、湘潭市，转北上抵达此程终点——长沙。此二段公路（即黔省贵东段和湘境320国道）里程近1100公里，由于湘境地形较黔省平缓，卡车行驶增快，历时共约五六日。较重要的记事有：1.卡车到玉屏，我乘暂停之机去附近专卖店购得铭牌“玉屏龙凤箫”一付，迄今尚有一支幸存； 2.在贵阳，我们7个“车长”推定由我负责全队对外联络； 3.自贵阳开始，各车上乘人不断“减员”，同伴逐渐减少。

我们是在离开昆明近半月后的一天午前抵达长沙的，在那里的汽车站附近，很快会见了当地清华校友会的学长，在分别与调来运送我们的司机们话别并致谢之后，得知这里已代为安排了休息处所，并已联系搭乘赴武汉火车车次，建议当晚前往。我们同意立即在驻地重新登记人数并组织队伍（与离昆时比较，约减去近四成），于傍晚时分随带行装去长沙北站办理进站手续。

晚间乘座的是“四等”闷子车，我们百余人挤进一节车厢里，“见缝插针”地摊开铺盖卷偎卧一起，好在我们已多日疲倦难耐，倒下即可入睡，等到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时，车已过武昌，快要到达汉口站了。

彼时长江两岸无通途，列车需借助专轮方能横渡，程序复杂，驻足时间较长。直到上午近9时，待这趟列车进站停稳，早就得到信息并专程在月台上等候的清华校友会学长好不容易在末节车厢里发现了我们。而我们看到他热情招手并连声慰问时，不禁心头涌起热流。于是先后下车走出站外，再由交通车送往距当地中山公园不远的一所中学。这里有了我们的临时安身所。

这里的学长们还为我们做了下一步行程计划。原来他们事先曾多次竭力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隶属单位进行争取，终于征得同意我们可以搭乘美军协助疏散“回籍义民”的登陆艇顺长江东下直达南京中山码头。这是一个多么适合时机的巧妙安排！我们立即照此办理。

经过重组，我们不足70人（又减少近四成，其中也有少数是新加入的）的队伍，在驻地不久接到启航通知。于是我们这批“义民”被“疏散”到了南京。

还是得助于当地校友会学长们的热情照料，为我们安排了驻地和食宿。此外，由于这里交通顺畅，离队人数增多，等我们再次集结乘坐沪宁线硬席火车前往上海时又减员过半，余下不足40人。

在上海，我们受到了虹口区某所中学的接待（事后得知这里的清华校友会为此付出了艰辛）。时值暑假，我们就把铺盖直接铺在一排教室外朝阳廊道的光洁地板上，当年席地而卧的情景尚留有记忆。

这里的常设校友会位于外滩花旗银行二楼。记得我是在到沪后的次日，步行走出校门沿四川北路过苏州桥、顺四川中路—南京东路东拐找到它的处所的。当我和负责人周永德先生说明原委后，他立即提出在此处设置“清华复员同学联络站（临时）”并挂牌要我（另有二人相助，名字已记不清了）负责联络事务。由于当时上海地处南北交通枢纽，是清华复员师生的北返必经地，而且这里具有宽敞的大厅和供应中西餐饮条件，到这里来探讯或问路、登记行程的人数很多，我们承担的工作一度非常繁忙。

此后近三周，我每天都要按上述路线往返于住处和“联络站”之间，直到经周先生多方与开滦矿务局驻沪机关商议，征得应允搭乘他们的煤轮空舱返航去秦皇岛码头，同时还让我领队作首次试乘。于是我们一行约60余人（其中包括电机系教师马世雄夫妇、外语系教师王佐良夫妇等，还有多名女同学和新登记加入的共计二三十人），于7月下旬赴十六铺码头乘煤轮顺黄浦江出吴淞口，离别了上海。

自吴淞口入海至秦皇岛航程约计1200海里，不巧航行海上遇大风高浪，由于人少船空而颠簸不已。同伴中多有头晕目眩甚至呕吐者，特别体弱如马夫人等始终不能坐起（只能静卧），我们也大都长时间在舱内休息，那种碧波蓝天的海景水色也少有人去观赏。约两日后，船抵终点码头。尽管此行遇有风浪，但有惊无险，完成了安抵的先例。

当时，铁路“平（北平）—哈（哈尔滨）”线的南段“平—山（山海关）”线（里程419公里）运输尚通行无阻。我们自码头登陆后，径赴秦皇岛站，坐进了硬席客车。然后随车西行，过榆关，经丰润、通县，约七八小时后，驶进了北平的大门口——前门站。

我们经年想往的北平，我们梦寐的学校，此刻已近在咫尺！于是我们在月台上唱啊、跳啊，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了！

当时位于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设有主持清华园维修、建筑等事务的办事处。在毕正宣先生得知我们这批来自南方绕道5000公里的复员队伍北返后，迅即派员到站安排了“分流”，我们这些学生们被接送到了国会街北大四院。

这时已是1946年8月上旬，前距告别昆明近三个月了！

返回清华园

当年，位于国会街的北大四院一度成了清华复员学生的临时安置所，由于这里人员不断增多的生活和作息需要，我们在这里组成了“复员同学理事会”（临时性组织，后来正式组建的学生自治会成立后，自动撤消，改组为47级理事会）并推定我出任主席，同时还负责与训导长查良钊先生保持联系，协助安排返校后的住宿和生活等。

我们是第一批由国会街返回清华园的复员学生之一。那天天气晴朗，早上还有些仲秋的凉意。我们乘坐校车，由住处沿市内西墙根驶出西直门，然后顺着一条陌生的柏油马路行驶，约半小时后迎面见到悬有校名的三跨拱门，这就是我们长途跋涉的目的地了。车过西大门再向东行驶，停在了又一座拱门、其上书有“清华园”三字的围墙外面。然后，我们分别被带引到已被安排定位的各宿舍。在“新斋”三楼311房间里的一张铁铺床位上，我放下随我而行的行装，为北返之旅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接着，在各斋的内外，我们学生之间不断有成批、或单独、或三五成群的似曾相识而又难以辨认的面孔掺和进来，很快就融入了清华大家庭中。在战前被当时的学生们誉为“建设宏伟，外表精美，内部设置周到、完善”的“北大饭厅”（现已拆除，改建为“饮食广场”）里，重又成为新一代学生们用膳和开展各项活动的中心场地。

这年（1946年）的10月10日，学校在经过整修的大礼堂举办隆重复校庆典，主席台上，梅贻琦校长庄严宣布学校开学！

同年11月5日上午8∶00，随着“闻亭”里敲响远及四方的洪亮钟声，在教室里我们听到了复员后讲授的第一课，开始谱写校史中的新篇章！

*作者为我校环境工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