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８日，清华９０周年大庆前夕，季羡林先生满怀深情，写下了《清新俊逸清华园》一文，文章回顾了当年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他说：“清华出的是《梦游清华园记》。因为清华离城远，所以借了北大北河沿三院作考场，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到过清华园，仅仅凭借‘清华园’这三个字，让自己的幻想腾飞驰骋，写出了妙或不妙的文章。我的幻想能力自谓差堪自慰，大概分数不低，最终把我送进了清华园。”

　　笔者近来为季老立传，流年往事，自然以季老本人的叙述为准，因此，我在“金榜题名”一节，谈到他这次报考清华，写道：“清华的考题，允规允矩，唯国语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却是做梦也梦不到的。清华僻居城外，考场设在城内，考生绝大多数（包括季羡林），都无缘一睹她的芳容，所以只能自作多情，向壁虚构。季羡林熟知古文，又从稗官野史培植了想象，他紧扣‘水木清华’，托辞于梦，寄感于景，虚实交融，才情并茂，倒也‘差堪自慰’，顺利完卷。”

　　书稿前半部写得，为审慎起见，先把第一、第二章，交季老过目。季老阅后，认为：材料翔实，逻辑严密，绝无虚构、杜撰，有关推理、发挥，也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经得起反复推敲，别人难以驳倒，云云。稿子，先生一字未动，仅说关于他的清华几位恩师，应在陈寅恪、朱光潜、吴宓、叶公超之外，再补上郑振铎一笔，这样就比较符合历史的原貌。

　　纯粹是偶然，在尔后的一次探视中，我无意中发现，先生于我的文稿，在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一语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委实很小，铅笔画的，不仔细就看不到。这“？”是什么意思？是慨叹人生如梦？那应该用“！”。是嫌我发挥离谱？反复推敲，断定：没有，文章依据的都是先生的自述。当场心动了一下，想向先生请教，恰好有后客到，随即告辞，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又一日，笔者走访文怀沙先生。落座、寒暄既毕，文老亲自操作，为我播放一段录像，以为是关于文老本人的，哪里，主人公是钱伟长，录像中，文老只是配角，拍的是２００１年，他偕一位央视女记者前往上海大学采访。我于是知道，钱老生于１９１３年，小季老两岁，１９３１年进清华，低季老一级。让我吃惊的是，说到那年考清华，钱老竟然讲作文题也是《梦游清华园记》！钱老说得有根有据，他讲题目是陈寅恪出的，作文而外，还有个对子，上联是“孙行者”。这是一则很有名的掌故，我早就听说。钱老强调，陈寅恪对胡适之那一类新派人物颇为不屑，所以他这个对子，下联的答案就是“胡适之”。钱老说，他一下子就猜中了，但他经过思考，放弃了“胡适之”，而改成更为贴切的“祖冲之”。结果，他的解答受到主考官，尤其是陈寅恪本人的激赏，国文得了１００分。

　　钱老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为我国著名的力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的回忆，决不会是信口开河。当然，季老也是以作风严谨、一丝不苟著称于世，他的回忆，同样具有坚实的可靠性。但是，一个是１９３０级的，一个是１９３１级的，清华大学连续两年的作文试题，不可能一模一样，钱老与季老，二老之中，必有一错，这会是谁呢？

　　蓦地想起先生画在我稿件上的那个“？”，想必先生已有所省察。因此，去年９月１８号上午，我在与先生交谈中，瞅空把这疑团托出。先生以指弹额，面露苦笑，说：“老有人讲我记性好，这是客套，恭维人的。我自己知道，人老了，记性只会越来越差，这是自然规律。写作《清新俊逸清华园》时，脑子一闪，冒出个‘梦游’的题目，本能地，我把它当作了入学考试的作文题，并且不寻思则已，越寻思越像。那题目印象太深了，像刀劈斧砍，不由不信。后来看你的稿子，又看到这题目，一愣，似乎有点不对头。然而，错在哪里？异在何处？思维兀地中断，只剩下一片空白，无论如何也接不上。跟李老师说过，她现在也顾不上。唉，老了就是老了，记忆不管用啦。这事要发生在家里，我会动手核实，如今住在医院，查什么都不方便，既然你发现了疑问，你就帮我把它弄清楚。”

　　当日下午，我便去了清华档案馆，查了半天，没有结果。经人指点，复去清华图书馆，启用电脑检索，查阅当年的《清华周刊》。终于在１９３１年的某期上，查到《国立清华大学入学考试试题·民国十九年》。民国十九年，不正是１９３０年吗？打开，第一门是“党议”（大概相当于政治吧），题目是：《孙先生民生史观与马克斯唯物史观差异何在？》其后便是国文，也就是作文题，两则，一、《将来拟入何系，入该系之志愿如何？》二、《新旧文学书中，任择一书加以批评》。至此，命题已水落石出，季先生笔下的《梦游清华园记》，肯定是张冠李戴，想必是这题目太有名，在脑海里留下深深的刻痕，以至年深日久，别的都淡漠了，消逝了，只剩它一题独存。

　　季先生是记错了，那么， 钱伟长先生呢？这是后来的后来了，笔者几番去清华图书馆，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３日出版的那期《清华周刊》上，查到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的入学试题，１９３１年的作文题是：１、本试场记；２、钓鱼；３、青年；４、大学生之责任。附注：任作一题，文言白话均可。１９３２年的国文题是：１、试对下列之对子：（甲）少小离家老大回；（乙）孙行者。２、梦游清华园记。附注：此题文言白话皆可，但文言不得过三百字，白话不得过五百字。

　　嘿，钱先生也是记错了，《梦游清华园记》是１９３２年的试题，轮不到他１９３１年的新生来做。笔者觉得，错固然是错，却是错得有趣：季羡林和钱伟长这样两位泰斗级的大师，同时滑倒在一篇《梦游清华园记》，这现象，还不值得世人，尤其是心理学家们认真玩味吗？

原载 河北日报 2006年12月22日，作者　卞毓方

【读后感】

文化人是执著的。执著于爱国，执著于爱情，更执著于真理。古希腊大哲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推荐给大家读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卞毓方先生，不替季羡林先生、钱伟长先生这样的“尊者”讳，用事实材料指明他们的记忆错误，就是文化人这种执著于真理精神的延续者和光大者。

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样的求真勇士代不乏人。最著名的当属清朝人阎若璩。他凭着自己扎实的学养和对真理的渴求，硬是把一桩自晋朝以来造假成功延续至他的时代的学术疑案给“审”清“问”明。有人居然用伪造的《尚书》蒙骗世人达千年之久。

现在卞先生向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个事件：陈寅恪先生在1932年拟的一道作文题，居然有1930年、1931年入学的人在回忆中称入学时就“做”了这篇作文。一百年不到，历史就已“走”成这副样子。要是文化人不执著于真理，我们还会看得到信史吗？

转自 http://blog.zjol.com.cn/174482/viewspace-245648 ，作者 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