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应(1964土木)
“文革”期间工宣队进校后,我在校机关工作,有几件事件回忆于后。
(一)五位大师同游清华园
1974年11月初,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组织在京的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含人大常委会委员、副委员长1人)和全国政协委员(含政协常委、政协副主席1人)视察北京第一机床厂,顺义县天竺人民公社,驻杨村解放军某部和清华大学等单位。清华大学全国人大代表4人,全国政协委员2人也随之参加,我作为联络服务人员陪同参加了视察活动。在视察清华大学那天上午,北京大学五位教授冯友兰(全国政协委员)、陈岱孙(全国政协委员)、季羡林(全国政协委员)、王竹溪(全国人大代表)和傅鹰(全国政协委员)同来清华大学视察,在他们视察活动结束之后,刚到中央主楼二楼休息厅,北京大学联络服务人员老姜到我跟前说:“我校五位老先生都曾在清华大学工作或学习过,对清华大学很有感情,趁今天来清华园的机会,提出要参观清华大学。”我即表示欢迎,并向负责这次接待的校领导吕方正汇报,吕表示同意,并嘱咐我要热情接待,于是我联系了一辆中型面包车开到中央主楼正面西侧等候。
我热情地引导五位大师和老姜坐上面包车,车沿着中央主楼前干道缓慢向西行驶经二校门(此时已被毁)位置。右拐至清华学堂门前停了一下,他们坐在车里深情地观望“清华学堂”这座青砖红瓦、坡顶陡起的建校初期主体校舍,这里沉积着许多往事。陈岱孙教授1920年毕业前的教室和宿舍均在这座楼二层房间里。
接着车开到大礼堂前暂停。1920年建成这座红砖墙体、铜材穹隆顶面,三道并排黄铜大门,门廊四根汉白玉粗柱,弥显巍峨雄伟的建筑物,他们边看边议论。清华重要的集会、报告和文艺演出都在大礼堂举行。1928年9月18日,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宣誓就职大会就在这里,而大会主要组织者之一,为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冯友兰教授。1946年10月10日,清华大学复校开学典礼在大礼堂举行,会上陈岱孙教授以校舍保管委员会主席身份向全校师生报告管理委员会工作。
车向左转开往工字厅,经科学馆,这是王竹溪教授熟悉的馆楼,只见王教授目不转睛注视着它。此楼于1920年建成,1926年清华物理系建立后,汇集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这里讲学,指导科研,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物理学人才,其中就有王竹溪。王竹溪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他本科4年,研究生2年,工作6年,加起来共12年都在这里度过,该有多少往事萦绕着他的心际。车向右转过小桥至工字厅门前停下,此座古式大庭院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他们均坐在车里眷恋地观看八字大门。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迁入清华园,设置在这里。冯友兰教授回忆说:“我来清华时工字厅还称为‘游美学务处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清华大学南迁之时,冯友兰教授全家(包括其弟冯景兰,1932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地理系教授)在工字厅门前合影留念。工字厅左前方是丙所,曾是冯友兰教授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时办公的地方。
下一个参观点是图书馆,他们同样坐在车里注目观看图书馆,回忆一幕幕往事。季羡林教授在学生时期常在图书馆读书,撰写多篇文章。不少学者在此知识宝库里孜孜不倦地探索,写出了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如冯友兰教授1929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册及1934年完成这部著作下册,并被列为清华丛书藏于馆内。但在这静悄悄的图书馆曾发生令人悲愤的事件。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室设在图书馆楼下,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将在欧洲搜集预算资料和近期陆续完成撰写书稿分放在校内寓所和经济学部室。平津沦陷后,他从江西庐山参加完会议历经艰险赶到北平城里参加校务会议,会上商定由陈岱孙教授即日赴南京联系学校南迁事宜,其毅然未回清华校园而直赴南京,可是他私人财产、书籍资料及手稿均被日本侵略者销毁殆尽。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准备复员,陈岱孙教授被任命为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舍保管委员会主席,负责校舍修缮,目睹图书馆被日本侵略者改为伤兵医院,书库成为手术室和药库,阅览室为病房。图书馆无一本藏书,桌椅、书架及家具设备全然没有。经校舍保管委员会组织人员修缮、配家具设备,追回部分图书,初具阅览读书的条件,直到解放后才陆续修缮,恢复原貌。
参观图书馆之后车缓慢行驶到新斋,再向西行经体育馆、化学馆。化学馆曾是傅鹰教授驻足讲学科研之地,1952年清华大学化工系改为石油工程系。1953年暑假后石油工程系调出清华,组建北京石油学院,傅鹰教授离开清华。车自化学馆左转向前行驶经气象台和荒岛至东西干道,向东去参观9003大楼、东西主楼和工物系馆。
参观之后车回到主楼前,五位教授下车时心情兴奋,一一和我握手告别,连称感谢。我也激动地说:“今天能陪同五位教授参观清华,深感荣幸!”他们这次重游清华园,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对清华大学无限的眷恋。
(二)夏震寰教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
夏震寰教授于197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手续是我办的,现将他入党的经过回忆如下。
1970年我在党委组织组工作,发展党员是我的具体工作之一。1970年至1973年重点在新工人(1964和1965入学,1970年毕业留校)和中青年教职工中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发展党员工作仍在继续做,能否在老教授中发展党员曾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经过查阅有关文件资料得到以下依据:
首先是毛主席于1956年2月在梁思成给他的信上批示:“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交北京市委酌处”,同时周总理曾批评了很少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共产党员的关门主义倾向,并亲自过问李四光入党问题。其次是自1962年3月我听过“关于广州会议”的精神传达报告,使我印象很深的是陈毅在会上提出的“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此提法当时曾有人进行批判,我却认为符合实际情况。以上依据反映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入党政策是明确的,我认为党的政策应当具有连续性,从而得出今天仍可以在老教授中发展党员的想法。
将在老教授中发展党员的想法在组织组会议提出讨论,得到共识,并要我们再征求有关领导的意见,得到同意。于是在申请入党的老教授中选择三个(两人为教授,一人为副教授)作为发展对象,其中就有夏震寰教授。经过较长时间对他们进行全面考察了解,汇集三人的具体情况材料提交组织组讨论,认为夏震寰教授初步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理由如下: 1.本人历史清楚,虽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但是对其有认识、能划清界限,如其家乡土改前分给他的部分财产像布疋,连几打手帕都交给组织; 2.他是九三学社成员任北京分社组织部副部长,与党的关系较好,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从其入党申请书中可看到他对党有较高的认识,入党的动机是正确的; 3.夏震寰教授在担任水利系副系主任兼水力学教研组主任期间,工作认真负责,尤其是备课精心筹划,极其认真书写讲稿,讲课深入浅出,重点突出,逻辑推理严谨,语言精炼,是清华大学教学效果优秀者之一; 4.现实表现突出,水利系于1970年办学基地设在三门峡,他随该系教职工和干部赴三门峡办学基地,参加研究解决水库泥沙问题的方法。夏震寰和年轻教师一起,跋山涉水,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进行实地踏勘三门峡水库上游数十个水库,一路调查访问,被访问者有技术人员,还有工人和农民等。汛期亲自在水库蹲点观测。作为知识渊博的老教授,他的表现实为难能可贵。组织组讨论确定夏震寰为发展党员对象,再经水利系党总支委员会初步讨论,水力学教研组党支部组织党员酝酿,都同意夏震寰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初校党委常委会审查,同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夏震寰教授为九三学社成员,任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组织部部长,根据有关规定,其担任民主党派此职的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需由北京市委审批。不久北京市委批示:同意。1975年5月履行手续,夏震寰教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四人帮”粉碎后,有人对夏震寰入党提出异议。曾有人向我调查夏震寰入党的情况,虽然我跟该人谈话是在争论中结束,但是我所说的夏震寰教授入党的经过的实据是有案可查的(组织组文书档案,发展党员的工作卷宗,1975年)。
(三)毛主席转送井冈山茶叶给清华大学领导班子
1970年7月25日夜,我已上床睡着,突然有人敲门唤我起床赴工字厅东厅作党委常委会议记录。我赶到东厅看到围坐会议长桌两旁有刘承能(副书记、军宣队)、刘冰(副书记,本校干部)、阮世民(副书记,工宣队)、柳一安(常委,工宣队)、吕方正(常委,军宣队)、惠宪钧(常委,军宣队)、胡宝清(常委,军宣队)、白喜善(常委,工宣队)、王德武(常委,本校教师)和居继中(常委,本校工人)。另有站立者吴生荣(校办公室,军宣队)和李国栋(组织组,军宣队)等人。刘承能主持会议。会议刚开始,全场气氛极其热烈,发言者接连不断,情绪非常激动,白善喜不时举臂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其他人也跟着呼喊,口号声震憾东厅。
会议高潮刚过,谢静宜(常委,军宣队)从其办公室(东厅东侧平房)穿短廊由东厅东边小门进入会场,站在刘承能和刘冰的(北面座位)背后之间平和地说:“井冈山人民赠送给毛主席的茶叶,毛主席授意,将其茶叶转送给清华大学领导班子。杨德中同志请示毛主席,此事是否见报,毛主席指示:‘现在的形势与两年前不同,无需见报。’”谢讲话不久就散会了。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