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贺美英（1961电机）

走进企11班

我中学是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的，是北京比较好的中学。1956年到高三下学期，开始考虑升学志愿了。中学的功课，我比较喜欢历史和物理。我父亲希望我报文科，说我若上了理工科，他那一屋子的文科书籍就没有人继承了。当时中学生都是自己做主的，并不重视家长的意见，我觉得国家正在号召“向科学进军”，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实现工业化理所当然要选理工科。我依次报了清华动力类，哈工大，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结果那年清华最后发榜，我最后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

1962年毕业时与同学合影。2排左2为作者

报到后先入住新斋。有一个星期先听动力类专业介绍，都是各专业的专家讲，如吴仲华、章名涛、艾维超等，我听得半懂不懂。记得有天晚上，祖国来同学到我们宿舍聊天，他说高压专业不能去，进了实验室头发都立起来，什么时候不小心手指头伸高了，啪！就被电死了。隔壁的一位女同学说工企专业不好，是“万金油”，学术水平不高。可我当时就想上工企，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电气化”。工企不就是工业企业电气化和自动化吗？就这样带着幼稚、带着浪漫我走进了企11班。

学习和考试

大一的学习是最紧张的，因为还没有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一是上课跑教室，我记得最远的是从化学馆下课后再跑到焊接馆上课，还得过铁路。那时大家都是走路。二是要上大课，阶梯教室、一教、二教都是二三百人大课堂，座位不好，看黑板就很吃力。三是讲课进度快，数学教材还是翻译苏联的，有许多复合句看起来很吃力。一堂课十几页乃至几十页就讲完了。关键是把笔记记好，万不得已才看书。大学同学都很优秀，但谁也不“牛”。分班后，我和陶森、王荣瑞、常俊英、鄢先知住二号楼459室，陶森的诗：“川燕学子立大志，五载苦读清华园；披星戴月晨曦起，学得神术撼江山。”反映当时我们学习刻苦，豪情满怀。

1959年以后我做了辅导员，有些课没在本班上，陶森和我去自控系听吴麒老师的“自动控制原理”，那是我听过的课中讲得最好的，听吴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大学的考试也新奇。大一时有口试，过去从没经历过，所以很是紧张。第一学期考解析几何，被叫到名字后进去抽一考题，准备15分钟，然后回答老师的问题。我们还在等候时，听说企12武增华同学抽到了关于“马鞍面”的题，大家大惊，哇！谁还记得马鞍面！听说武增华硬是从头把马鞍面的公式推出来，并解答了那道题，我们心里十分佩服。这时，有人说：“我们就不会抽到此题了”，也有人说“抽完的题还放回去，难免谁还会抽到。”于是，我们又赶紧翻书，只是什么也记不住了。我抽到的好像是关于双曲线的题，紧紧张张地过了关。第二学期考数学，我因身体不适，最后一题没作完就交卷了，这次得3分，这是考得最差、最倒霉的一次。第一学期最后一门考“画法几何”，我们戏称“头疼几何”。考前两天我又感冒发烧了，看着同学们复习，我却躺在床上头敷冷毛巾，心急如焚……考试那天，不知怎的我冷静下来了，头脑也清醒了，考题竟然都会做，得了5分。真是好运，出了奇迹。

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一次机械零件考试，我们电机系同学对这门课本来就不太重视，又加上“大跃进”，参加劳动热情高涨，放松了学习。记得那天是在北院教室考的，还是晚上，从晚上7点考到10点还没人交卷。老师在座位间巡视，后又到讲台上说：“你们平时不好好学习，现在不会了吧！”大家心里不平，也没办法，青铜材料的那些系数、公式谁会去背？最后，到11点才统统交卷。可能老师给分宽，我得了4分，好像同学中也没有不及格的。

更有意思的一次考试，接触器、继电器控制系统，那已是三年级了，“大跃进”后期，很奇怪也是口试。有两道题：一是控制系统的，二是谈谈对群众运动的看法。陈伯时老师考，我答完第一题后，陈老师说你不用答第二题了。因为那时一天到晚和老师在一起搞任务，搞群众运动，太熟了，这种题两人面对面说不出口。对考业务课也要出道政治题这种“左”的做法，现在看来很可笑，想必当时陈老师一定很无奈。

劳动和实习

我们上大学时劳动是比较多的。最早是1958年春天修建十三陵水库，我班有一半多同学参加，留下的在校内劳动。我被派到保卫部干活，是要查一反动小字报，小字报的内容我们都不知道，给我们几个关键、有特点的字，每天从早到晚在各种笔记本、作业本中查找。几十人干了半个月也没查出来。大家都羡慕到十三陵水库劳动的同学，能经受艰苦锻炼又干得痛快，那里是“前线”。他们也不时有信传来，劳动如何辛苦，大家饭量大增，一顿吃多少窝头等等。刘国璞同学特别坚强、能干，挑土最多，因此得了“钢筋”美名。

随着“大跃进”步伐的加快，中央提出钢铁产量要翻一番，达到年产1070万吨。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中央又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于是，学校里大炼钢铁和各种劳动相继开展起来。毕业班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低班同学在高班带领下参加各种劳动。我们企1参加了1.7kW和28kW电机的生产、程控铣床计算机的调试、土电厂的建设、大剧院的设计等。当时大家劳动热情都特别高，觉得我们的工作都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与“大跃进”连在一起，我们的工作有实际价值。真是忘我地工作，还常常干通宵。

参加土电厂建设的组，自制变压器，为了节省铜导线留的余量很小，陈欣欣负责绕线圈，击穿13次才取得成功。大家在劳动中也很有创造性。记得王德盛他们参加土电厂土油开关的设计制造，在发八（毕业班）王伯翰的带领下，他们用豆油代替变压器油，用乒乓球做油开关的浮子等作了大量实验，终于取得成功。周恩来总理来校参观时，曾夸同学们很聪明。企12许多同学参加电机下线工作，许世道同学在下线过程中，积极探索并总结经验，发明了一个计算绕组的公式，得到老师的肯定。我和乔国良、杨振铭三人负责28kW电机（为炼钢用）的转子铸铝，当时什么也没有，就让我们在新水前面的自行车棚内进行。怎么做？也没有师傅指导。大家真是敢想敢干，用一些破砖头砌了一个大炉灶，上面放一口大锅，用鼓风机把火吹旺，把铝锭放在锅里熔化，浇铸鼠笼电机的转子。熔化铝锭还算容易，可是没有模具浇铸就难了。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把钢板卷成圆桶，紧紧套在转子上，封口处用石棉粗线封上，铸完冷却后，把石棉线拿开、套桶卸下，转子就铸好了，两头和中间的不光滑处，在车床上轻轻刮一刀就行了。我们终于把28kW电机的转子铸铝任务完成了。这种电机我们共生产10台，全部合格，并用到炼钢炉上去了。

在劳动中也真正体会了集体的力量，一台电机生产出来，要几十道工序无数人的劳动，自己的工作只是一小部分。若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个产品的质量。每一台产品都不能说是“我的”，而只会是“我们的”。蒋南翔校长曾说对学校1958年大跃进搞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要一分为二地看，我觉得当时我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劳动热情、创造精神、团结协作等都是难忘的。通过劳动也提高了实践动手能力，我们班同学毕业后到工作岗位都能很快地适应工作，也与这些经历有关。但当时劳动过多、过长，影响了理论课的学习，也使许多课程系统性受到影响。

同窗友谊

回想起来，我们的一生中最简单最纯洁的关系就是同学关系。

陶森是调干生，入学时是班里唯一的党员。她比我们也没大几岁，但却比我们成熟得多。大概因为她中学就做过团委书记，又在东城区委组织部工作过。她关心同学，善于和同学谈心，很多问题她总能看到别人心里去，我们班和外班有不少同学找她谈过心。

我中学写过入党申请书，到大学后虽然也写了，但没有信心，我觉得我的家庭情况很难入党，特别整风反右中，我父亲又受到批判，虽然最后没划成右派，但开会、批判都是把他和右派放在一起的。当时陶森和我谈过许多，使我清楚地认识家庭问题。她也经常批评我的缺点，在她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于1958年11月入党。那天党支部会开到晚上12点，回到宿舍我轻轻走到床边，鄢先知从上铺握住我的手说：“祝贺你”，在黑暗中我激动地流泪了。

那时，同学间开展批评互相帮助都是很坦率的。团支委会除讨论工作外，经常开展批评，每次帮助一个人。例如，1959年暑假后，调我到系分团委工作，做了半脱产辅导员，这时有机会了解系里其它班的情况，并不时地把有关信息带回本班，也不时“指点”班里的工作。有一天，我接通知晚上到1号楼117开支委会，这个会就是讨论我的问题，说我入党后骄傲自满，指手划脚。开始我不服气，批了我一个多钟头，直到我承认自己有缺点。这个教训让我汲取一辈子。

在生活上同学间也是互相关心亲如兄弟姐妹。我上大学后，得过几次病：大一的流感，我住进了校医院；还得过猩红热、腮腺炎，因有传染性必须隔离，我一人住在36所（气象台以东一排平房）一间房里，隔离二三个星期，非常孤独。不许探视，同学们就偷偷地在窗外看看我。我担心他们来会被传染，但又盼他们来，每天下午4点半以后，总是望着窗外球场，寻找着我的同学们。这期间落下许多课，我很着急。令我感动的是，我落下的笔记女同学们都帮我补抄上了。1958年大跃进，连续二三个月开夜车，睡觉太少，我突发“美尼尔氏综合症”，天旋地转，当我呕吐时，陈欣欣拿起脸盆就接我吐的东西。后来吃了大剂量的镇静药，昏睡了两天两夜才醒过来。

班里同学亲如一家，互相照顾。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男生定量30斤，女生28斤。许多男生不够吃，女生就把粮票送一些给他们。谁有什么“好吃的”也是大家“共产”。有时我星期天从家带来一点炒榨菜或甜辣萝卜干，我们房间就有“大餐”了。多少年后，我在菜市场看到甜辣萝卜干总要买一点，可却没有了当年的香味了。我们班好像就我有一辆旧自行车，初中时我骑车上学，大学时每周回家也骑车，班上许多同学就是用它学会骑车的。

毕业以后

我因做辅导员，落下一些课，和企2班一起上了几门课、做毕业设计，所以我是1963年1月毕业的。当时我报志愿是到边远地区的工厂，后服从分配留校。一边做系分团委书记，一边在电工基础教研组做助教。1963年底调到校团委工作，1965年做了团委副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受到批斗、游街、劳改等。后又到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劳动近三年。那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劳动很艰苦，生活条件很差，还是血吸虫疫区。清华教职工先后去那里劳动的有3000多人，有1600多人查出血吸虫病。我查出两次也治了两次，对身体损伤较大。

1971年底我从鲤鱼洲回到学校，在自动化系做过学生辅导员，教过一点课，后来又负责系车间的工作，参加可控硅生产等。我觉得自己今后，科研上不可能有大的成就，但讲课或搞生产还是有信心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我觉得对人、对事明白了许多，自己也变得坚强起来，因此，对上对下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在乎领导和别人对我如何，什么事都比较想得开，顶多再来次“文革”，我都经历过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落实政策，说我“文革”前是团委副书记，属中层干部，现在也要落实个中层干部，让我做系党委的副书记，我找了各方许多领导，说我不愿意、也不适合做干部，就想好好做个教师，未得同意。就这样，做了几年副书记，又做系党委书记。1986年调到学校，被选为校党委副书记，后来还兼任过副校长等。那时李传信是书记，高景德是校长。1988年书记和校长分别是方惠坚和张孝文。到1995年党委换届，中组部、教育部来考查，在一定范围内听取意见，把我推成党委书记。我当时非常发愁，曾多方找领导希望不做这个工作，没有成功。我始终认为比我强的人或像我这种能力和水平的人多的是，只是现在大家相对接受了我，只要有大家接受的合适的人选，我随时准备下。

就这样做到2002年初，党委换届我退下来。这些年，做党委副书记到党委书记，原本都不是我的志愿，但是到了这个岗位上，我深知清华大学的分量，深感责任重大，压力很大，必须全力以赴、兢兢业业。我想这些年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至于做得如何，只能随人评说了。退下来后，我还在学校基金会、校友总会做点工作。大家都说我不做党委书记后，身体和精神看上去比原来好，我也的确感到轻松了很多。

今后的愿望是，希望老同学经常交流，注意身体，“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

2007年8月

（作者注：本文是入学五十周年时定下来，每人写一篇稿，作为我们班同学之间交流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