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方堃同志192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象山县，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38年参加过宁波柴桥地下党领导的抗日宣传队，1945年在昆明参加“一二·一”学生运动。1946年参加“民青”，1948年入党。方堃同志从小喜爱音乐，1938年在抗日宣传队中他就是教唱歌的最小队员。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参加西南联大“高声唱歌咏队”，1946年从西南联大复员到清华，担任清华大学“大家唱”歌咏队队长兼指挥，积极投入反蒋运动。1948年国民党“八·一九”大逮捕，方堃同志被迫撤到冀中解放区，担任华北局党校文工团音乐队长。1956年至1981年调至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任副校长、校长、党支部书记，1981至1983年，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教务长，1983年12月离休。

方堃学长（中）与老同学合唱团团员们在一起

“北京老同学合唱团”是1980年成立的，当年12月6日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一二·一”运动三十五周年，40年代北平各大学参加学生运动的二百多名老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由方堃同志指挥演唱学生运动中反蒋革命歌曲后，在大家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老同学合唱团成立的那天，就有同志站到凳子上痛声疾呼“要为救救下一代而歌唱，要为抵制不健康的歌曲争夺青少年而歌唱”，这个团打从成立时就订立了自己的宗旨：继承40年代学生运动中进步文艺社团的传统，深入大、中、小学，向广大青少年传唱古今中外革命的、健康的、优秀的歌曲。23年来这个团是北大、清华、理工大、北工大、人民大学、化工学院、北师大、首都医科大学、林业大学、育英中学、贝满中学，以及各中专学校的“常客”。他们还两次去天津南开大学校庆演出，还为庆祝延安大学建校60周年在延安演出《黄河大合唱》。这个团在大、中学校青年学生中建立有很好的信誉，一次为纪念“一二·九”在北大演出后，一批学生观众特地跑到后台高声喊说：“我们和你们没有代沟。”清华大学学生听完这个团的演出后表示：“还有机会再听到这样好的音乐会吗？”北京市委对此团备加爱护，1995年授予“精神文明单位”殊荣，2000年授予“优秀社团”光荣称号。

199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方堃代表老同学合唱团写信给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同志，建议举行北京大学生万人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和教工委领导下，合唱协会全体指挥深入56所大学担当排练教师，于6月14日在首都体育馆由四个国家级的交响乐团伴奏，在严良堃同志指挥下演出了全部《黄河大合唱》，声势浩大，场面壮观。胡锦涛同志亲临聆听演出，并热情洋溢地讲话鼓励青年学生。参加演唱的万名大学生，通过排练和演出，把当年的民族苦难铭刻在心上，他们说：“一辈子难以忘怀。”

方堃同志1983年12月离休，1984年受聘回母校清华大学担任音乐室主任，1991年离任。方堃同志竭力主张把人类优秀的音乐遗产教给学生，教书育人，抵制腐朽音乐，把音乐教育看作是向大学生进行美育的重要渠道。方堃同志发现清华广大同学喜欢自己的文艺社团，非常喜欢自己社团里的“明星”，这是很好的自我陶冶自我教育的模式，充实社团力量，提高社团水平，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任务。1988年他代表清华大学亲自去市高教局请求批准试招两名特招生（略降低入学分数），特招生入学后，受到全校师生的普遍欢迎，这才引出了第二年清华大学的第一届音乐冬令营，招入近二十名音乐演唱、演奏和舞蹈尖子，大大地充实了学校文艺社团的实力。

1986年12月28日，方堃同志被聘为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首届委员，连续三届，共17年，曾担任第二届常委。

1993年盛夏，方堃同志以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成员的名义，前去上海少管所调查艺术与犯罪的关系。前后一个星期，访问劳教干部，接触多名劳教学员，观看了该所“回春艺术团”的演出，重点访问了十七岁G姓少女。经少管所介绍，G因卖淫，身患性病，被判劳教三年。G听说要提审她，十分紧张。方老说是来调查唱歌的，G立显轻松活跃，一口气为方老唱了二十多首流行歌曲，包括《何日君再来》等，音高、节奏都唱得很准，音色很美，内容都是些不健康的“爱情歌曲”，演唱情调十分缠绵，显然是一位有一定音乐天赋的“才女”，可惜走错了路。G带着骄傲的口吻说：“上海几十家高档歌舞厅的开张盛会上，我无不到场参与演唱。”方老问她，这些歌曲对你犯错误是否有影响？G沉默了好一阵子，表示：“也是，也不是。”说：“那些歌曲道明了我的心思，应该说是有影响的，但更大的影响是那些大姐、大哥哥们（指哥儿们），我为了报答他们对我的关怀，需要用钱，才走上歧路的。”说到这里，G突然坠入沉思，说：“方老师，我已来这里两年了，再有一年我就可以出去了，我有一个真心相爱的男朋友，两年我都没有敢与他联系，据说他到处在找我，明年我出去时，我不知如何面对他。”G的眼圈红了，方老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该结交那些不三不四的哥儿们，正是这些不健康的歌曲，把你引入一个不健康的感情世界，你走上了一条不该走的人生道路。但你年轻，只要掉头从头来，你是能获得人们的谅解而赢得美好未来的。”当方老走出少管所大门时，他面对高墙，热泪盈眶。一年后，也是G即将期满离开少管所的前夕，方老再去上海，专程到少管所，又与G长谈一次，显然，她满怀信心，充满对新生活的憧憬。方老又一次给了她很大的鼓励。

在少管所，方老还访问一位W姓少年，他因哥儿们义气打群架，犯了命案。劳教期间，少管所让他拜师上海师大的一位钢琴教师，多年来，W已与从未见过的钢琴结成挚友，学习成绩斐然。W为方老弹奏了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流利而深情。临别时，W对方老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我进所多年了，现在我才真正认识到过去的粗暴、野蛮和幼稚。这种认识，可能是由于我年龄的增长，但我更感到是由于这些高雅的古典音乐引导我进入一个高尚和文明的新的境界。”最后一天，方老观看了由少年犯组成的“回春艺术团”的演出，其中有一个舞蹈《悔恨》，悔恨自己走入歧途，伴奏是自己的管乐队，伴唱是自己的歌咏队，可贵的是他们的舞蹈内容和舞蹈语言都是自己创作的，表达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悔恨，十分感人，催人泪下。当方老结束这次访问的时候，少管所所长对方老说：“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求我们总结，为什么凡是参加过‘回春艺术团’的少年犯，离所以后，没有‘二进宫’的。”方老向他们表示祝贺，同时也恳切提出希望今后对每一个被劳教人员，特别是青少年，都应该了解其犯错误前的艺术生活，尤其是音乐生活，久而久之，“你们将会总结出一条可贵的规律”。

方堃同志1956年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他协助少年班创办人前任校长黄源澧先生，担任副校长、校长达25年之久，1981年调任学院教务长后，仍关心着附中的工作一直到1983年离休，他与另一位副校长俞慧耕同志是全国从事音乐附中领导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他在大半生岁月中都当了“孩子王”，尽管“文革”期间吃尽了苦头，他不怨不悔。“文革”后，中央音乐学院恢复了大、中、小教学体制，他主动要求回附中，“终死归宿于附中”。成千的毕业生，一批一批的在他的关怀下送上中央音乐学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到现在，刘诗昆、鲍蕙荞、郑伯农、盛中国、胡志厚、姜建华、陈左湟、王立平、王世光、刘长福、邢维凯等一见到他都会亲昵地称他一声“方校长”。他把自己心爱的二胡演奏丢在一边，以校为家，全力承担起一个垫脚石的角色。1990年前后，当他听到和在报上见到批评音乐学校是“大染缸”，家长们不得不租房围住在学校周围的民房里，形成一个陪读族，深怕污染了自己的孩子，方堃同志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他开始萌生再办学的念头。正是老同学合唱团活动最多的时候，也正是频繁九下江苏的前后，以及全国高校音乐教育学会任务越来越重的时期，方堃同志不顾70高龄，毅然于1994年创建“长城音乐学校”，1995年又转建成“北京市艺术学校音乐分校”（民办性质），2002年终止后，又接受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委托，承办起“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综合艺术部”，十年来得到周广仁、林耀基、郭淑珍、陈比纲、凌远、赵屏国等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专家、退休和在职教师的大力支持，院长、附中校长都亲自来校考察、指导。学校一年比一年办得兴旺红火。相当一批学生凭他们的实力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大部分先后获得品学兼优的奖学金；先后毕业的近40名学生中，除一名被郑小瑛同志录取为厦门乐团小提琴手外，其他都考上了国内高等音乐院校（含师范）或出国深造，有在日本的、美国的、加拿大的、俄罗斯的、奥地利的、德国的等等，其中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本科近10名之多。方堃同志在办学方针上开宗明义提出：第一是学做人，第二是学文化，第三，有了前两条，才有可能把音乐学上去。博得所有家长的全面支持，生活管理是封闭的，教学是开放式的。他坚持因材施教，特别对家庭困难而有特殊才能的学生，给予特殊培养。1994年第一届招生就制定了一定比例的减免生，全免和部分减免学费的学生前后不下数十名，这些学生有的已成为附中和大学的尖子人才。方堃同志还认为祖国处处有人才，他不顾自己80高龄，不计酷暑和严寒，独自外出招生，南到海口三亚，北到长白山区，西至银川、贵州，东至沿海城市，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幼苗，这应该说是他办学事业的第二春吧，也算是当前高龄办学的佼佼者吧！

有人问过方堃同志，您已是81岁老人了，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光，为什么还承担这么多的工作？方堃同志说：“青少年是我们祖国的未来。”

（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宣传部 2003年12月）

* 方堃同志曾获2003年“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