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魏佑海^*（1951航空）

1950年，刚刚建国两年，百废待兴。在朝鲜人民处于极度危难的时刻，毛主席以国际主义战略家的胆识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10月25日派志愿军赴朝参战，由此展开了轰轰烈烈，历时两年9个月的反侵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纠集了15个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所有的现代化武器，最后落得从鸭绿江边败退到三八线，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认输。美国人不得不哀叹：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场战争打垮了美国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狂傲，打出了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威风。

我参加了这次伟大的战争，它使我懂得了战争，懂得了人民解放军，懂得了中国共产党。最终，使我一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51年夏天，我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空军训练部作训练参谋。当时正值我人民空军部队刚刚参加抗美援朝，各师轮流开赴东北前线参战，所以专门成立了部队训练部门，我被分配担任歼击机部队的训练，志愿军空军主要参战部队就是歼击机部队。

鸭绿江大桥上的空战

我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保卫鸭绿江大桥和控制朝鲜战区的制空权，保护我地面部队不受敌人空中的攻击。其中前者尤其重要，因为鸭绿江大桥是我志愿军后方补给线的咽喉，也是敌人重要的攻击目标。因此，我参战空军都布置在鸭绿江北岸，安东市（现称丹东市）南面沿黄海岸边的几个野战机场：浪头，大东沟，大孤山等处。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简称联司）也就设在这里。参战机场设在我国境内，对于保障供应也方便了许多。

为了保卫鸭绿江大桥，我方配备了立体的火力，低空有高射机枪和37毫米高炮，中空有100毫米高炮。高空则由驻在附近的空军飞机来负责，而且空军负责拦截敌机使其不能接近大桥。如此重兵严密配备形成铜墙铁壁，就是要使大桥绝对安全无虑，以保证百万中朝大军的后勤供应和伤病员的后撤。

敌人为了切断这条钢铁运输线，不惜代价经常派飞机来轰炸，多少架敌机被我击落在这座敌人的“伤心桥”上空。每次敌机来犯，都会引发一场激烈的空战，这也是我唯一可以看到的空中战斗。

敌机经常是从黄海方向来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便去海上截击。而且也知道飞低就会被地面炮火击中，所以，能窜到桥上空的都是在高空，自然，从高空投弹命中率就很低了。这样，空战差不多都是在5千米以上空中进行。这时的飞机只是一个小黑点，分不清是谁的。两个小黑点互相盘旋追逐，一时间我们也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只有开炮了，才能辨别出来。若是闷声的机关炮则后面的飞机就是我机，大家会异常高兴。若是脆声的机关枪就说明前面的是我机，我们会感到非常担心。一旦听到一阵炮响而前面飞机被击落，大家就鼓掌叫好兴奋至极。当发现敌飞行员跳伞时，大家会像孩子似地一齐大喊“抓活的！抓活的！”，其实，离我们还有十几里路呢！

有一次一架敌机窜到大桥的上空，我方高射炮火齐发，震得脚下的大地都颤动不已，朵朵小白云在敌机周围开花。突然间敌机坠落下来，大家欢呼：“打下来了！打下来了！”。只见敌机并不像平常被击落那样，头朝下坠落或螺旋式往下掉，而是像一片树叶平着飘落下来，轮流向左飘一下再向右飘一下。这时炮火也突然停了下来，我想一定炮兵也以为是击中了。待到距地面只有几百米的高度，忽然看到敌机机头向下一沉向大桥直冲了下来，我们的高射炮火才如梦方醒，又齐向敌机猛轰起来。但见这架敌机一个上升转弯向海面逃去，在它的尾后连续响起两声巨大的炸弹爆炸声。幸好都投偏了落入了江水之中，可能他也是太紧张了！后来与一位曾目睹这一场面的我方飞行员谈起来，他说那个美国飞行员的伪装动作是一个很高难的驾驶技术。我至今仍不知这个动作叫什么名字。

敌机偷袭我机场

有一次我们去机场检查我机返航落地的情况。因为近来发生了几起落地时机关炮走火现象，原因是飞行员忘记关好电门，落地时飞机跳动时手指误碰炮钮引起的。我为了看得更清楚就一个人站到跑道边的“T”字布旁边。（它是铺在地上的一个大标志，指示飞行员在此处着陆接地）

一架一架与敌机酣战后的雄鹰从远端的云层中钻下来，在起落航线上拉开距离依次着陆。我专注在每架飞机起落架接地时的瞬间，观察会不会出现机炮走火。突然间一架就要落地的飞机向左上方又加大油门拉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一阵机枪子弹从我面前啪啪啪地扫在跑道上，我心中生气地想这又是谁没有关好电门，接着就听到机场周围的高射武器响成一片，抬头向四方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机场的警报器响了起来，我忽然感到有人拉着我的手臂，回头一看是与我同来的一位领导同志，他以前在陆军打过仗。他硬拉着我向掩体方向跑，一边大声地向我喊叫，可是我什么都听不清。

到掩体内坐定，炮火声停下来以后，我才知道刚才是敌机混入我机群内偷袭将要落地的飞机，敌人深知低速落地时的飞机机动性最差，被射击时很难做摆脱动作，极易被击中。当时幸好我塔台上的指挥员及早发现了，紧急命令我机蹬舵侧飞才摆脱了险境。

这一次我不幸地“沦落”成为周围同志们的笑料，说我连机枪和机炮的声音都分辨不出来，机枪扫在脚下还傻站在那里呆看着。我也有些后怕，幸好敌机的机枪打得还算准，子弹都打在跑道以内，否则只要中它一发，那就是直径12.7毫米的大洞啊！

细菌战

使用细菌武器是国际公约不允许的，也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坚决反对的。但是，打着联合国旗帜的美国侵略军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朝鲜和我国境内投下细菌炸弹，妄图以此扭转败局。

我们不是专业部队，我们是消灭细菌弹的“民兵部队”。只要听到号声，大家就会拿起准备好的武器——一个小瓶加上一双筷子，集合到指定的地点蹲成一排，用筷子将地上的可疑的小虫子夹起放在瓶子内，边拣边聊天边前走，有时也会唱起歌来，此起彼伏的歌声表现出我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人有时举起筷子问大家这个是美国虫还是本地虫，有人就会学着蒋介石的口吻说：“宁可误杀三千，切勿漏掉一人”。直到完成规定的地段，收兵回营。然后将小瓶里的虫子集中起来一把火烧个精光。彻底洗个手，去饭厅吃饭！就这样，细菌炸弹始终没有引发起美国人所期望达到的后果。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想到它是败在中国人民的这种武器——筷子的下面！

告别大东沟

自从美国侵略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后，多次企图再度北犯，但均未得逞，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也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撤了职。美国最终不得不坐下来与朝中方面在板门店谈判，随后进入谈谈打打，边打边谈阶段。

1953年7月27日美国将军克拉克终于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前后历时3年有余的这场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结束了，我们胜利了！这是世界战争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我奉命回京的前一天，和几位战友最后走到大东沟机场外的海边，一来是话别，二来是临别再一次欣赏这鸭绿江口，这一片大东沟外的黄海海面。太阳照在碧蓝的水面上闪现出层层的金光，把我带进了深深的思绪之中。

1894年9月，中国为了反击日本的侵略，就在面前这片海面上，进行了著名的“甲午海战”，当时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即舰队副司令）兼“定远”旗舰管带（即舰长）刘步蝉和左翼总兵兼“镇远”舰管带林泰曾以及许多军舰的管带，如邓世昌、林永升、方伯谦等，都是我祖父魏瀚在马尾船政学堂第一期的同学，有些还同去欧洲留学过。在这场惨烈的海战中，邓世昌、林永升壮烈牺牲，刘步蝉和林泰曾转年在刘公岛海战中英勇殉国，方伯谦则是受诬陷被杀的。无数海军战士为国牺牲，自此，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和我家庭密切有关的是北洋水师的全部舰艇都是经祖父魏瀚建造的，他当年长期任马尾造船总监工（即总工程师），一部分军舰由其亲手设计制造，一部分经手采购，两艘旗舰定远和镇远是自己亲赴德国汉堡订制并驻厂监造了两年，完成后由刘步蝉、邓世昌等驾驶经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返回中国，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跨三大洋的航行。北洋水师的覆没使他多年的心血变成一堆烂铁沉入海底！

甲午战争——包括海军与陆军——失败后，清廷派李鸿章去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却又派祖父的姐夫罗丰禄（我称姑祖父，也是马尾第一期毕业生）以政务参赞的随员身份陪同前往。祖父与姑祖父在欧洲留学时都与当时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相识，与罗更是私交甚笃，至今，表兄家还存有当年伊藤相赠的纪念品。但此时一方是日本首相、战胜国代表团团长，另一方是失败国的代表，面对之时，羞耻无地自容之状可想而知。所以“马关条约”之签定，祖国宝岛台湾之丧失，既是国家之耻，多年来也是我家族之耻！

今天，沧桑巨变，我作为祖父和姑祖父的孙辈第三代，又站在大东沟海面的岸边。我们刚刚赢得一场更大规模更激烈的战争。这一次侵略者不是日本，而是以美国为首纠集了15个国家——比1900年的八国联军还多7国——打着联合国旗号的侵略军。我们也刚刚在板门店签定了一个协议，完全不象当年屈辱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而是一个以我们胜利为结局的停战协议。祖父和姑祖父，您们若在天有灵当可稍逝汗颜了！

这时，同志们在远处呼唤我，我再一次回首凝视了东方的大海，再见吧，大东沟！

* 作者1954年转业到北京航空学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