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胡适比吴宓大三岁，两人都是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前往美国。胡适进康奈尔大学，先学农业，后改学哲学。吴宓则是学比较文学。二人在政治理念上都接受的是英国的保守主义，反对以法兰西革命为榜样的激进社会革命。

二人都以文学为职志，不同之处在于，吴宓是彻底的保守主义，是反对新文学革命的“国粹派”，胡适却是渐进的自由主义，是新文学革命的主帅。因此，二人在几十年间便处于思想的对立之中。

胡适性情平和，处世雍容，即使是论战的对手，也都能以礼相待。吴宓则往往为性情所驱使，喜怒形于颜色。一旦对人产生陈见，便很难消释。吴宓还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胡适已经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很多鼓吹文学革命的文章，成为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吴宓因为受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影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当破坏，在心底认定胡适是破坏中国文化的罪人，而且对受胡适影响的林语堂等人亦怀陈见。以后，连他的得意门生钱钟书因为和“新月派”有些联系，也一度被他防范。在这中间，只有一个梁实秋是例外。论关系，梁实秋往美国留学，受到胡适的经济资助，称为胡适“门人”亦不过分。可是，梁实秋在美国师从的是白壁德，在服膺“新人文主义”方面和吴宓出一师门，所以，在吴宓言论和日记中，只见骂林语堂而不见骂梁实秋。还有一位毛子水，在美国留学时就是吴宓的好朋友，回国后还是经常往来，他和胡适的关系更好，在北京大学共事多年，以后一起到台湾。吴宓对毛子水的态度似乎也是网开一面。

胡适在学术界很有人缘，即使是在“国粹派”一度集中的清华，他也有发言权。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实际上是胡适推荐。胡适鼓吹白话文，反对旧诗，这是吴宓最为反对的，但是，胡适同时还提倡“整理国故”，在这方面他的成绩也是明显的（胡适自己承认他的“整理国故”是为了“捉妖”“打鬼”）。吴宓办《学衡》，经济上几乎全靠自己掏腰包，在发行量很少的情况下，倒是胡适自费买了一整套。当然他还是为了“捉妖”“打鬼”，却用的是对手也无可非议的文明手段。胡适当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时，温源宁一度是外文系主任，吴宓想在北京大学兼课，就没有碰到什么麻烦。可见，胡适待人，确实有君子之量。1929年1月27日晚，温源宁在东安门外大街东兴楼请客，在座者有胡适、周作人、张凤举、杨丙辰、杨宗翰、徐祖正、童德禧等人，还有陈逵和吴宓，以北京大学教授为多。在这次宴聚时，胡适请吴宓参加他正在筹划的英国文学名著的刊译工作，态度友好。

吴宓对胡适的成见却一直没有消除。本来，吴宓和梁启超关系一直很好，陈寅恪一度希望梁启超出掌清华，吴宓受陈寅恪之托往天津见梁，梁提出他若掌校，必请胡适来研究院。说者可能无心，听者大为有意，吴宓便不愿意再为之奔走。原来吴宓是抱定宗旨要和胡适为首的“新文学派”做对头。不论胡适怎样示好，他都不为所动。说他小心眼可以，说他固执也行。“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用在他身上，倒也恰切。且看吴宓还会怎样对待胡适。

1937年4月24日，清华大学要在召开成立十周年纪念会的同时邀请胡适来校演讲“考证学之来源”。胡适在文化行为上确实是一个善于进攻的斗士，他到“国粹派”的大本营来不讲“洋学”，专讲“国学”，可见其在学术上颇有如入无人之境的自信。校方还要求吴宓陪座。吴宓不愿意为胡适捧场，便一个人跑到中央公园看了半天报纸。其实，胡适未必知道吴宓对他是这样一种心情。当时学界内外，“我的朋友胡适之”是寻常言语，独吴雨僧不仅不肯与胡适之为友，亦憎恶自己友朋成为“胡适之的朋友”。贺麟、曹葆华、李健吾本来都是他的得意弟子，但是这些人要在文化学术界立足，也不能不和胡适发生关系。吴宓就有些想不开。他在1937年5月19日写道：“念生平受宓恩惠提携，或所谓志同道合之友生，相率叛我弃我而归于敌方，尤其稍得胡适之沾溉者，则离绝我唯恐不速不坚（《吴宓日记》第6册第130页）。如果说吴宓先生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沾染了中国的封建思想，视学生为部属，可能并不过分。他在办《大公报》文学副刊时，就曾经为一篇稿子的争执和助手浦江清动起手来，这要放在胡适，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几年前，我访问张政琅先生，他回忆当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因为考证出《封神榜》的作者是陆西星，胡适专门写信给这位学生称“感谢你的指示”。他对曾经有过学术交往的晚辈周汝昌、王方宇等人也有这样的表示。这样的风度吴宓就没有。我们今天客观评价吴宓先生维护传统文化的功劳和他特立独行性格的意义，也不必重犯“为尊者讳”的错误。只是，这样一个真实的吴宓，确实是连他的错误也包含着可爱。

在吴宓和胡适的心理对抗中，吴宓一直处于下风。弱者的心情不会好；偶尔得到一点鼓励，吴宓也会喜出望外。1940年4月27日，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吴宓从图书馆看见日伪统治下的北京《新民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驳斥胡适的新文学，夸赞吴宓和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这位作者叫王荫南，还在吴宓主编《大公报》“文副”的时候，他就发表过坚持抗战的文艺作品。王荫南在北京办报纸，宣传中国文化，宣传抗日，终于在1944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是一位爱国志士。对于几十年多蒙“反动”之名的吴宓来说，王荫南烈士是他一个难得的安慰。

吴宓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对胡适还是耿耿于怀，因为胡适也在为抗日战争奔波，不能骂他卖国，但是，以吴宓之见，还是认为新文学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灾难。看他在1944年5月4日的日记：“今日五四，联大放假。昨晚今宵，更事演讲庆祝。宓思胡适等白话文之倡，罪重未惩，举国昏懵。心厌若辈所为，故终日深居简出。……早寝。”吴宓先生这样的落寞情绪确实是对自己的伤害。“新文学派”有片面性，“国粹派”又何尝不是，只是“新文学派”长期得势，其片面性的危害人们看得清楚，而“国粹派”一直在挨打，因而引起同情。文化确实是要多元才能够自由生长，这可能是一百年争论之后应该得出的真正教训。“扶得西来又东倒”的是醉汉，和清醒的文化精神异趣。

以吴宓先生而论，他对胡适的理解就不如胡适对他的理解。他对胡适的意见、偏见甚至仇恨不仅表现在文章中，落实在行动上，甚至还氤氲在梦境里。1946年，胡适已经当了北京大学校长，吴宓没有随西南联大的大队人马“北返”，而是永远离开了曾经情牵梦绕的水木清华，到了武汉大学；主要的原因还是要离开“新文学派”即“胡适派”的势力范围。这年10月22日，吴宓“梦在北平文会中，与胡适等辩论”。他的梦胡适不可能知道，而且，胡适从当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又被抬出来竞选“总统”，在中国社会的影响超出了文化学术界。吴宓则依然是一个教授，而且，这时候比起当年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大公报》“文副”，已经是每况愈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吴宓和胡适又见了一面。这是1948年的10月4日，胡适和李济到武汉大学来。这时候的吴宓，似乎没有想回避。在1948年秋天的环境下，“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他们没有再为新旧文学争论的情绪了。这一天，他们喝酒甚多。胡适和李济对吴宓，完全是老朋友的热络。胡适还和吴宓叙起年庚，又谈《红楼梦》，这是吴宓喜欢的话题，倘若以前拿这话题作媒介，想吴宓定不至于和胡适在梦中也见不得的。胡适这天还在大礼堂演讲，谈的是西方和苏联两种世界两种文化。作为胡适，这时候讲的是文化，又是政治，他已经“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而吴宓，平生第一次心平气和甚至带着欣赏听完了胡适的演讲。他们以后再没有见面。其实，在对中国社会演进的态度方面，他们原来是同大于异。

综观胡适和吴宓，在全社会的范围来说，吴宓受的误解和歪曲多；在胡适和吴宓个人的关系来说，是胡适受的误解多。当然，以二人地位之悬殊，吴宓还不可能给胡适什么委屈受。（李廷华）

转自 中国经济时报 2009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