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继官(1951化学)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五辑《回忆清华国剧社》一文中的一、二、三、四节,热情而如实地再现了清华国剧社的历史。读后令人感到往事历历在目,唤起了人们的美好回忆。国剧社成立后通过演出传统剧目《红鬃烈马》筹募到一笔资金,为以后开展活动创造了经济条件。每个社员都为那次演出成功而欢欣鼓舞。
原清华剧艺社老校友在6月12日举行的老校友朗诵会上,表演诗歌《祖国哦,我们的母亲》。前排左起:傅(50)、徐应潮(50);后排左起:汪仁霖(48)、商令杰(51)、黄庆华(50)、赵葆元(50)、张潜生(49)、李咏(48)。
演出《红鬃烈马》后不久,协助成立国剧社的剧艺社同学们为了工作需要从国剧社撤出回到剧艺社,国剧社社长臧筱珊在灰楼国剧社活动室召开社员会议改选社长。由臧提名董继官为社长候选人。经表决一致通过董继官为国剧社第二任社长,增选曲元方、王瑞庄为剧务干事。此后前任社长臧筱珊忙于剧艺社工作很少参加国剧社活动,但他一直非常关心亲手建立起来的清华国剧社。第二任社长董继官有事经常向臧请教,因此剧艺社同学的撤出以及社长改选未给国剧社活动带来困难。
新改选的国剧社核心成员经常在课余时间碰头,研究、制订下一步行动计划。通过对社员的全面摸底,决定暑假后举行一次演出,由童桂庆、李永芬合演《梅龙镇》。焦雄华、董继官合演《平贵别窑》。袁克刚、曲元方、王瑞庄、田云汉、吴代法、吕克强、朱丹、高凤璋联合演出《群英会、借东风》。由于这出大轴戏难度较大,为了保证演出成功,特从专业剧团聘请了该团京剧教师毕老师做导演,在毕老师的指点调教下,演员个人演技有了较大提高。又在公演前夕到北京城内长安大戏院观摩了谭富英剧团演出的《群英会、借东风》,演员们受益不浅。当时国剧社的薄弱环节是文武场。武场只有袁克刚能“司鼓”,打大锣,挠钹和小锣一直未培养起来,都得靠外援。《群英会》中周瑜这一重要角色非袁克刚莫属,因而“司鼓”也必须外请。为此董继官和袁克刚则骑自行车到清河制呢厂搬请袁的老同学担任“司鼓”,并由他转请其他老同学打大锣、挠钹和小锣,经过多次往返协商才解决了武场问题。
1948年暑假后不久,上述三出传统剧目在大礼堂正式演出。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排练时间较长,演出非常成功。袁克刚饰周瑜,曲元方饰诸葛亮,王瑞庄饰鲁肃,田云汉饰蒋干。这几位演员以前曾登台演过京剧,有较厚的功底,在这次演出中发挥的又很好,深受观众好评。值得一提的是扮演黄盖的吴代法是一个京剧新手,只在上次公演中演过《贺后骂殿》中的配角潘洪,此次接受扮演黄盖这一角色后,能刻苦学习,用心琢磨角色特点,苦练起霸基本功,演出效果出人意料。
1948年底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军由张家口向北京推进。学校停课,各社团停止了活动,家住北京的同学都回到城里。只有清华国剧社没有停止活动。在社长及骨干的努力下,在二院平房开辟了一间教室做为活动室。每天早饭后点燃火炉,把留校的国剧社社员组织起来演练文武场,吊嗓子、起霸等基本功。12月中旬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清华园提前解放。国剧社社员高唱解放歌曲,扭起了秧歌,情绪异常高涨。前任社长臧筱珊从解放军政治处找来了延安平剧院编写的新编革命京剧(平剧)《九件衣》剧本,并及时送到国剧社。这是一出反映恶霸地主勾结官府残酷欺压农民,农民群众聚义起义打倒了反动官府恶霸地主的京戏。《九件衣》剧本迅速在社员中传阅。一致认为是一出配合当前解放运动的好剧本。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搬上舞台,并有把它演好的决心。由于当时剧务曲元方、王瑞庄和袁克刚、田云汉、吕克强等骨干社员都在北京城内,留在清华园解放区的只有董继官、童桂庆、焦雄华、吴代法、李永芬、丁邦国、吴泽丰、唐子杰、商令杰、黄彝先,马恩泽、才金城等十几个人,大家认为主力演员不在场也不宜等待,应立即行动起来。由于剧本是采取拉大幕开演,降大幕结束,配上灯光布景类似话剧的演出方式,这按当时的经济情况是难以实现的。即使能实现,用话剧方式演京剧,观众一下子是难以接受的。后来决定仍采用传统的“出将”“入相”(上场门上,下场门下)天幕代替布景的演出方式。而剧本就必须加以修改。在忠于原剧本革命思想的前提下做了一些技术性修改,然后按行当分配角色,留在城里的社员同样分配。集体修改剧本,最后由董继官整理定稿。由于剧务曲元方、王瑞庄不在场,只得由董代替导演,开始排练,边排边改直至大家认为满意为止。排演中轮到缺席演员上场时,就由别人代替出场(大多数由董代替,致使董对大部分角色都很熟悉。例如在燕京礼堂公演前,扮演崔杰的高凤璋因故迟到,董立即化妆替补,演出得以按时开幕)。
北京城解放后,曲元方等留在城内的社员返校,当时已基本排练成型,返校的社员只需把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排练一下即大功告成。曲元方除将全剧进一步润色提高以外,并将申大成这一角色着重加以修改,采取了传统剧目《斩窦娥》的路子,把申大成被恶霸地主诬陷,在官府屈打成招,绑赴刑场开刀问斩的一段戏改写得非常悲壮凄惨,加上曲元方的高超演技,在排练时把在场的人都感动了。这段戏的改写成功奠定了整个戏演出成功的基础。由于是新编剧目,不可能从外界请到“司鼓”。黄彝先、马恩泽主动请缨,分别担负起前半部和后半部的司鼓任务,并负责培养自己的下手(大锣,挠钹和小锣)。为了使观众容易听懂唱词,尽量减少大段慢三眼唱腔。在念白方面尽量采用容易听懂的“京白”,少用“韵白”。“饮场”(由穿便装工作人员给台上表演的演员送水润喉咙)极大地破坏演出气氛,坚决取缔。“检场”(由穿便装的工作人员在舞台上摆设道具)同样破坏演出气氛。采取的办法是:简单易行的道具移动由台上演员自己完成。大量更换道具拉上二道幕由工作人员在二道幕后面完成。以上改革虽属初步尝试,但通过演出证明效果较好。
1949年2月初,国剧社参加了由学生会主持的“进城工作队”进驻位于北京东城崇内船板胡同的汇文中学。决定演出革命京剧《九件衣》配合政策宣传。当时正是数九隆冬,生活比较艰苦,但社员们热情很高。即使在寒冷的教室里排练大家仍能自始至终精神贯注地认真排练。2月中旬在铁路局礼堂为铁路员工及其家属演出两场《九件衣》。由于北京城刚刚解放,又是第一次观看新编革命京剧,观众感到新奇。由于演的不是帝王将相,而是贫苦百姓因难以忍受恶霸地主的欺凌,起而反抗打倒了剥削者的故事,从而激发了观众对剥削阶级的愤恨。这两场戏演出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观众涌向后台向演员致意。
2月下旬“进城工作队”的宣传工作结束,返校后,在学生会主持下于清华大礼堂为解放军战士演出一场《九件衣》。演至申大成被害一场,解放军战士有的眼含热泪,有的咬牙切齿,愤怒达到高潮。学生会的张同学和董继官在后台非常担心,怕的是苦大仇深的解放军战士控制不住悲愤情绪向扮演恶霸赃官的演员开枪伤人。事后才知道解放军列队观看演出时枪里是不准上子弹的,虚惊了一场。这场演出有一大批同学涌入大礼堂站在后边的通道上观看演出,直到演出结束才离去。过去国剧社演出传统剧目时,观众绝大部分是教职员工及其家属和成府街的居民,只有少数演员的要好同学,为了捧场才来观看国剧社的演出。而今天有这么多同学自动来观看国剧社演出的《九件衣》,社员们都高兴万分。《九件衣》最后一场演出是在燕京大学礼堂,通过前三场演出,演员演技有所提高,表演深受燕京大学师生好评。
1949年4月以后,社长董继官因病休学。黄彝先、吴代法、李永芬参加了南下工作团。曲元方、王瑞庄、高凤璋、袁克刚、田云汉、童桂庆、吕克强等骨干社员先后毕业离校。清华国剧社虽大伤元气,但并没有因此而解散。而是先后由才金城、张祖璜、吴泽丰、曹瓒担起社长重任,发展了裘果芬、裘涵始等几名新社员。三院平房教室仍于课余时间传出锣鼓声和京胡伴奏的京剧清唱声音。一个剧社必须经常演出,否则个人演技得不到提高,剧社也会丧失生命力。在当时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采取了邀请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的社员返校协助演出,和与清华教职员国剧社合作的办法解决了实力不足的困难。热心返校协助演出的同学有曲元方、王瑞庄、高凤璋、田云汉等人。教职员国剧社有杨文辉、韩寿颐、李永年几位老先生和李继侗教授的夫人,外语系何教授的夫人等。演出剧目有《打渔杀家》(先后由不同演员公演过三次)、《南阳关》、《断臂说书》、《定军山》、《穆柯寨》、《汾河湾》、《审头刺汤》等。值得一提的是曾演出过由杨文辉老先生撰写并导演,由曹瓒、吴泽丰主演反映军民团结合作抵御外侮的新编历史剧(剧名想不起来了)。剧的结尾是以在一片欢庆胜利的歌声中军民一起举行优美的灯笼舞而告终。自编自导自演新编历史京剧并演出成功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清华国剧社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就,主要是由于在清华园进步同学的带动下,社员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才能在京剧改革方面做出大胆的尝试,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清华国剧社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和睦大家庭,社员之间亲如手足,有困难大家伸出援助之手。例如社员曹瓒因患肺炎发高烧住进校医院,社员们主动去医院护理,退烧后又护送回家。在剧社中不存在一般剧团易存在的争角色、争大轴戏等现象,而是为达到最佳演出效果彼此谦让。例如社员田云汉本是唱老生的,但剧社中唱老生的过多,却又缺乏丑角,田云汉放弃了出演老生担当起出演《群英会》中蒋干的任务而毫无怨言。又如社员朱丹过去曾演过《别窑》中的薛平贵,但为了《借东风》中的赵云必须“起全霸”以拖延时间给诸葛亮换装创造条件,当时只有朱丹会“起全霸”。朱丹为此放弃了演《别窑》中的主角薛平贵,毫无怨言地担当了《借东风》中配角赵云。最令人难以忘却的是心理系唐钺教授夫妇对国剧社的关怀和支持,社员们亲切地称唐夫人为唐伯母。国剧社把唐教授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剧社的行动规划多半是在唐教授家的会客室里产生的。唐教授一家人对国剧社的厚爱,令我们终身难忘。国剧社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一旦走出大家庭,大多成为新的工作岗位京剧活动的骨干力量,继续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宝贵遗产发挥作用。
回忆往事,心潮澎湃。我们并不老,让我们继续为弘扬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再努一把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