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姜广正^*（教）

烽火连天哀鸿遍地，国土大片沦陷。在艰苦抗战的岁月中，凡是注意到学术动态的人，无不知道“大普吉”。这是学术中心的同意语，用今天的话说是“院士中心”。按各研究所不同的情况院士约占总工作人员的1/3—1/2左右。

到昆明以后，在叶企孙先生主持下筹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并任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除原有的农业研究所外，另行组建了四个研究所。这样五个研究所中有三个：农业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相继在昆明西郊云南省农业厅试验场内，大普吉村外建立了研究基地，即是合称为大普吉的弹丸之地。这里建有两个院落，南边一个小院是农业研究所病害组（系级），北院一个大院又分为南部与北部，南部是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组，北部是无线电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此外，还有校医室和图书馆。

当时的建筑即是按照当年的水平，也是十分简朴的，砖、木、竹、瓦结构的平房。房间内一般是三合土地，个别房间铺有防湿地板。家俱是三屉桌、椅、凳、书架等本色木器，通常房间中只有一个灯泡。这里没有级别、优待之分。整个大普吉位于山坡下的开阔地带，处于绿树成林宁静和肃穆气氛中，甚至没有上下班钟声的干扰。

大普吉工作人员都自称为“普吉人”，他们有着高尚的情操，严格的科学修养和态度，孜孜以求的为科学救国而每天两班或三班的工作。正如古老的校训所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工作与学习。普吉人来自天南地北，有着不同的学校和经历。他们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西南联大，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地。但是相处有如家人父子手足，水乳交融，从无门户之见。但不同的意见是存在的，关键是按照“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能化解一切，大事化了。普吉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穷，如像1945年春，一个初次工作的助教，按聘书工资是每月120元，这在当时是全国最高。但层层折算实际上得到的是47000元金圆券。支出饭费25000元；一件地摊上的美军士兵穿的卡几布裤3000—4000元，一盒起码的香烟600元?

一

农业研究所植物病害组，由戴芳澜（观亭）先生主持。先生于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在此期间先生以教学科研为主，培养了大批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学者，形成骨干力量是主流学派，先生被公认为是植物病理与真菌学科的奠基人。

1934年自进入清华大学任教以后创建病害组。当时有工作人员三人，周家炽、王清和、赵士赞，曾发表著作，如《中国真菌病害名录》(1935)、《河北省栽培植物病害志略》(中国植物学杂志3:997,1936)。卢沟桥事变以后，平津失陷，清华南迁，于是暂驻足长沙，后迁昆明。到昆明后暂借昆华农业学校开展工作。1939年在戴芳澜先生倡导和主持下，建立试验室。为了方便工作与居民联系并建了医务室，由校医全绍志大夫主持。按照前期的模例，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研究工作由观亭先生统一安排。

戴芳澜先生当时已是知名学者，已是知命之年，学风严谨，比较严肃。早饭后身着蓝布大褂进入实验室内。这间实验室一如其他房间，无非是三屉桌，桌上有文房四宝，工作台上放一台显微镜和制片药物等。另外还有一排书架，架上有书、杂志和腊叶标本集等。

观亭先生自己的工作，仍是集中在白粉菌，中国西部锈菌，云南地蛇菌，尾孢菌等。在进行显微镜观察时总是一条腿站在工作台旁，另一只脚踏在凳子上，低头观测和绘图，每幅往往长达1~2小时。此时，如有人进房请示工作，只能是靠边站，等先生抬头时先问：“什么事？”，作答后又低头工作。来人只能自动退出。

每年秋天大普吉村附近的苹果园中总有一些苹果僵果，但不产生有性阶段。先生企图诱发，使产生子实体探索子囊的形成。具体的说，将僵果收集置于盛有沙子的盒中，以纱布作罩，加水保湿，放在潮湿地方，并定期检查。检查时，先生必亲临现场，详加检查。其后加水和纱布罩，置于原地。不幸的是经过整个冬季并无所获。

先生自律甚严，对学生们要求亦极严格，出必恭入必敬，凡事应报告，有事必说明原委请假。但对于错误的处理却是十分宽大。记得组内有一辆脚踏车锁在贮藏室，每月只用一次到西仓坡办事处领取工资。有一次相望年去领工资，不幸车子被盗，徒步归来有若大祸临头，并向先生报告经过。出乎意料的是先生竟然予以安慰未加深究，事情就过去了，此后亦不再提。

在这时期内，随同先生工作的人们除已离去者外，大师周家炽先生正在揭开千古之秘“白蚁与鸡关系”的研究工作并发表了《鸡与白蚁》(科学27：25,1945)。裘维蕃先生则从食用菌的研究转向伞菌的分类工作（Ｍｙc.4:199,1948，清华大学理科报告第2种3：165，1948)兼为清华服务社制作酱油。吴征镒先生则有两重任务，在植病组是鉴定寄主标本，在生物系是研究生写作论文。此外，还有一些更年轻的，洪章训从事乌巢菌的工作（清华大学理科报告2种3：34,1948)?沈善炯，相望年则作水生菌的研究(Am.J.Bot.31:229,1944)。这些都有成熟的论文先后发表。

1938年俞大绂（叔佳）先生应聘来组工作。先生（浙江绍兴人)192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系出名学者。原来先生毕业前后即与观亭先生相识，并以晚辈自居。到所以后主持植物病理学的研究工作。于是观亭先生主持真菌等研究工作，俞先生主持植物病理学的研究工作。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是国内最强的组合。叔佳先生学识渊博，性格豁达开朗，热心公益，助人为乐。凡有求者必有所获，经常接受我们的请求修理仪器设备，对学生们尤为关心。据传闻的一个故事，先生离开成都时学生都到飞机场送行，然后离开停机坪。此时又见先生走出舱门，大声叫某学生。该生走向机身，先生抛出一钱包。此时送行者都明白，因为该生来自沦陷区无经济来源故予以接济。

叔佳先生到研究所以后，排除一切困难，开展麦类锈病，豆类病害，粟病害等。参加工作的有王焕如，方中连，尹华耘等。他们的工作不但发表成熟的论文，还提供了优质的抗病品种交农业厅推广。不幸的是这些种子都被吃了！

全绍志大夫主持医务室的工作，既能为校内处理一些头痛脑热的病，也能解救乡民之苦。全大夫是满族贵族，红带子，小时能骑马射箭。每每谈到当年勇，也是眉飞色舞。辛亥革命以后进入清华校医院工作，也是单身汉到昆明的。

五十年代以后，戴芳澜先生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讯院士。俞大绂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裘维蕃、吴征镒、沈善炯也相继被聘或被选为院士。

二

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组，由汤佩松先生主持。佩松先生1925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研究室位于北院的南部，北房为研究用房，南房与东房是宿舍和食堂，西房是工具室，其中盛有木工和一些铁工的工具。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北房东头一间会议室，是当时的豪华会议室。在会议室中有坐北向南的壁炉，地上是棕织的地毯，靠边的棕编沙发。还有自制音像设备和一套原文版英国文学全集。这一个土洋结合的房间，在当时已是罕见了。

在植生组主持研究工作的是汤先生，娄成后先生和殷宏章先生。殷先生还在联大上课。植物生理的实验室又分为植物生化，植物电生理等实验室，室内有瓦式呼吸器数台，还有木棉的繁殖试验和含羞草电试验等几项。

按照当时的水平也有一些拔尖的成果，如活细胞的热动力学(J.Phys.Chem.45.43.1941)，蚕吐丝过程中晶体结构(Phy.zoo.17:78,1944)，大麦多倍体(Am.J.Bot.32:103,1945)等。

还有一份刊物是由汤先生主持，张景和协助出版《生物化学公报》(Biochemistry Bulletin),油印版，每周出刊一期，向有关方面报导，这在当时已是学术交流的有效措施。

这个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有郑柏林、朱汝蕃、刘金旭、薛应龙、郑师拙、陈绍龄、张景和等。老一代都已相继离去。

黄杲，凌宁当时是留学生的实习阶段，在植生组实习。安静的植物生理实验室，却养蛙并不断地作蛙鸣，也是罕见的！

大普吉的周末常有学术报告会都是在豪华会议室举行。经常有学者名流如楚词学家游国恩先生，经济学家戴世光先生和昆虫学家陆近仁先生到会作专题报告。报告后进行讨论，情绪十分热烈，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每次讨论会总延续到深夜。

此外，还有普吉体育会的组织。从来没有进行过改选，也从来没有停止活动过。大家默认会长是汤佩松先生。普吉体育会的活动可分为两项，一种是集体远游，另一个是打排球。集体远游记得曾有三次，石林，安宁和龙园村。

龙园村内有一所龙云的别墅，虽已闭置，但还有一些旗、伞、盖刀和武器什么的。我们一行徒步前往，汤先生是西装革履，马文珍先生是蓝布大褂，其他人都是穿地摊上购买的美军剩余物资，穿的是五花八门。这些人进入龙云别墅参观完毕后拿起伞、盖等物摄影留念。此外，就是打排球。每天下午经常打排球，看的人数无定，服装也不规范化。娄成后先生也是一位热心支持者。在球场上，球员们是大声呼叫。场外还有不少的观众，啦啦队大喊加油，也是一番普吉风光。末了，还有一种露天舞会，每到逢年过节，女士们、太太们都会做一盘拿手菜，光棍们就大吃一顿。晚饭后来一场露天舞会，放起音乐踏着沙子，踢开石子就大踏步地跳起来了。这一来也跳到半夜三更。

五十年代以后，汤佩松先生，娄成后先生，殷宏章先生相继被聘或选为院士。

三

在大院的北部是无线电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两排北房分别是研究室，东侧房为食堂和叶企孙先生的宿舍，西房是七间房的图书馆。

无线电研究所由任之恭先生主持。之恭先生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当时除在研究所工作外，还在工学院任教，故每周只来三天。

之恭先生研究的课题是短波。室外立有一根比房子稍高的可动天线，室内安装两条铜棒，工作时用小灯泡接触铜棒，每隔一段距离灯泡就亮。再配合着天线的转动就可以进行试验了。之恭先生住在西门外联大宿舍，在研究所工作时总是在食堂吃中饭。先生和蔼可亲，饭桌上常常讲到：自己是山西人爱吃醋，夫人是无锡人爱吃甜，于是家中做菜只能是糖醋，这一些话引得哄堂大笑。

范绪芸当年已是中年了，似乎是脱发，头发也不多了。在研究室接电路烧了真空管，自己拍着光秃的脑门，大呼God damned！（天灭之）。一时传为笑谈。

此时工作人员有叶楷先生、许孝慰、慈云桂、官知节、王先冲、罗远祉等。

叶企孙先生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在大普吉有不同的地位，在院里有一间一般结构的住房。因为工作较忙，较少到大普吉，即使是研究工作，据我们所知也是到观亭先生家中谈，与现在开汇报会不同。

我们进城时也常去看望先生。先生平易近人，问寒问暖，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并予以教诲。中午常在校外小饭铺和我们共进荷包蛋面，很为朴实。

叶企孙先生被聘为院士。慈云桂也于1980年当选院士。

金属研究所相形之下是人少一些，是吴有训先生负责而由余瑞璜先生主持（余瑞璜先生：江西宜黄人）。对于金属研究所我们是比较生疏，不了解工作内容，只知道余瑞璜先生研究金属Ｘ光结构分析。王遵明先生在联大工学院上课并做金属研究工作。

余瑞璜先生，1955年被聘为院士。

在金属研究所的西侧是图书馆。馆内满是名贵版本线装书籍。图书馆南头两间原是阅览室。主管图书馆的是马文珍先生，先生平易近人颇有长者风，其实约是50岁不到。

金伯儒先生也是一个要人，每天骑车来往于西盘坡办事处和大普吉之间传送邮件，信息，少不了也有一些小道消息。工作完毕后也就在这间阅览室中，每天午饭或下午四时左右是高朋满座，如任之恭先生、余瑞璜先生、范绪芸先生、黄子卿先生都来到这里高谈阔论，纵论上下古今，引经据典谈论不休。如果有意见相左也会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是一笑而散。

四

1945年8月15日的深夜，住在附近的美国兵，开着吉普车带着扬声器来到研究所大声广播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抗战胜利了，引起长期的狂欢，回清华园的呼声，也随时出现。然而局势动荡，内战阴云时起时伏。终于恢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

1946年春，终于接到复员的通知，可以返回清华园了，于是整理，装箱等。于4月14日离开生活多年的大普吉，到了西南联大。4月16日晨在操场上和学生们集合编队，乘坐“联大复员专车”上路。车上普吉人有戴芳澜先生、师母，郑士拙，王先冲等。专车离开昆明以后经沾益，进入贵州盘县、安顺而到贵阳，再由贵阳经贵定、镇远而进入湖南玉屏，再经过芷江、邵阳、湘乡而到长沙。全程历时两周。当时复员车辆很多，遇江河渡口必需排队，队又很长很影响行程。到邵阳前渡口处，汽车排队待渡，我们的车长，姓徐的联大学生向管渡口的官员说：

我们是“联大复员专车”，居然是可以优先过渡！到长沙后全车联谊，然后分道扬镳。观亭先生、夫人乘船去上海。我们几个乘火车去汉口，再坐江轮到上海。在上海换乘海轮到天津。海轮属英商岐视华人，规定三等舱客人不许上甲板。这项规定触怒学生，于是发生冲突，幸好顾维钧先生在船上，于是出面调停，船主让步学生上甲板散步。船到天津新港，改乘火车同到北平，暂住骑河楼同学会。同学会是当时陈岱孙先生、毕正宣先生主持清华园维修、建筑的办事处。在城里稍事停留，于是改乘工地运料车到蒙尘八载光复经年的清华园。

大普吉日子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在民族危急国家存亡未卜之际，优秀的前辈学者在已占领的学科领域内而向不完全了解的深层前进，并不断地扩大占领的领域。不仅如此，并以自己的成果飨以后代。这是民族的骄傲，国家的光荣，科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 作者当年在大普吉工作，为农业研究所植物病理组研究助教。现为山东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