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 方(一九四九)

阳光”的积极分子宋华沐（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现名钟涵）和在北京建筑研究院的张德沛（高级工程师）还在北京，他们可以作证。

吴方学长1995年于烟台养马岛

我在1945年5月，从西昌到了昆明。到昆明的目的只有一个，考西南联大。

对这所大学我是仰慕已久的。加上这时我小学、初中的同窗好友廖仲安已于一年前考入了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他不断写信向我介绍联大的授课和课外活动的情况，更增加了我投考联大的决心，于是我毅然到了昆明。

我在昆明的旅馆里只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我和廖仲安也没有向学校的任何部门打招呼，就把我的行李搬进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这里有一个管理人员，穿一身大褂，成天晃来晃去，但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似乎视而不见，从不过问，我也就安心地住了下来。

师范学院设在昆明城大西门外的龙翔街。这里原是一所叫做文昌宫的庙宇，主要建筑有两进二层楼房。前面一进楼上是女生宿舍，下面是办公室和教室；后面一进楼上是男生宿舍，下面是饭厅。饭厅后面有两个窗户，窗后是昆华工校。东西两厢都是平房，西厢是自习室，东厢是教室，中间是一块很大的空场，设有旗杆，可以升降国旗。

师范学院男生宿舍是楼上一间很宽敞的房子，学生们用双层木床，围成一个一个小小的单元。我们的单元在西北角上，北面有一个窗户，用5张双层床围在一起。床的后面绷上一张床单，留一个门，挂上门帘，就成一间小屋子了。屋里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一盏黯淡的电灯，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就可以看书写字了。

吃饭是到大西门内文林街的小饭店包伙。一个月交多少钱，记不清了。一日三餐，每顿饭给我炒两个菜，吃的全是米饭，不限量，吃饱为止。后来和联大管伙食的同学混熟了，他们允许我到学校的膳团入伙，这当然比在小饭店包伙要便宜多了。但是膳团只管两顿饭，没有早餐。那时大家都囊中羞涩，也没有养成在街上买早点吃的习惯，没有早餐，大家就都饿着，等到中午11点才吃每天的第一餐饭?但在新校舍南区,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一个免费供应早餐的地方,一个人给两个白面馒头,一碗豆浆,但是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还得走一段路?我和廖仲安去领略过两次,以后也就不去了,早上还是饿着?在昆明住了一年多的时间都是如此?

为了准备考试，我每天早午晚三次到自修室，在那条窄窄的长木凳上，一坐下去就是3个多小时。

联大的作文考试出两个题目，一个文言题，一个白话题，学生自己任选一题。我选的是文言题，用的是毛笔。那位监考的先生就站在我旁边不走，认真地看着我一笔一画，之乎者也地做文章。我也不慌不忙，并没有受他的影响。

考数学时可糟了，一个不小心，出了一处不该出的错误，出了考场以后才发现，气得要命。这天中午，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了拉拢群众，还免费招待所有考生一顿午餐，我因为生气，饭也不想吃，就没有去领受他们的这份盛情。

考试完毕，等了不太长的时间就发榜了。榜是登在云南日报上的，学生没有报纸，得走到大西门城门洞边去看那里张贴的报纸。我因为紧张，也有点自知之明，看榜不敢从头看，而是从倒数第一名起，倒着往前看，越看越没有，都看到快完了还没有，我心里都有些发慌了，心里说：“这次算完了！”谁知到了最后差一名就结束时，才发现我的名字。如果正过来看，就是第二名了，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到师范学院，那位穿大褂的管理人员，才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了我。他把我拦住问：“你，你是哪里来的？”我笑笑说：“我已经考上。”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当天晚上，有位联大的老同学向我祝贺，他说：“祝贺您考中了第一名！”

我说：“不是第二名吗？”

他说：“那位考第一的是已经在联大毕了业的学生，他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为了便于在大学一年级中开展三青团的工作，他又重新考进来，重上一年级。他考第一不算，你才是第一。”

联大开学以后，我算得上是很用功的。我读的是社会学系，上课的地方都在新校舍，住在师范学院，每天得两头跑。讲中国通史的是吴晗，讲社会学概论的是吴泽霖，讲地质学的是袁复礼，教英文的是王桓，她是一位文静的女教师。我还记得很清楚，冬天她连袜子也不穿，脚脖子冻得又红又肿。讲国文的是位年轻的教师，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教体育的是马约翰，这真是一位有趣的老头，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说起话来，一半中文，一半英文，他把我们一律叫Boy，头一课就教我们如何洗冷水澡，这冷水澡被他讲得神乎其神，生动有味，不由你不相信。我还去旁听罗庸讲的《论语》，也去旁听闻一多和李广田讲的文学课。联大的教授对于旁听的学生一概是欢迎的。还有一些人不是联大的学生也来听课。有些特别叫座的课，教室里坐不下，还有人站在窗外听。我有一次去听吴晗的专题历史讲座就是站在窗外听的。越是站在窗外，就越是听得聚精会神，生怕听漏了一个字。我每天在新校舍各个教室之间奔走，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候我还没有一支自来水笔，而是拿着一瓶墨水，一支蘸水钢笔，一个讲义夹子跑来跑去。晚上回到宿舍，还得整理笔记，有的笔记还用毛笔小楷整理。我后来又参加了许多社团，如阳光美术社、民主学习社，还有中学的同学会，本系的同学会等等，而且在这些会里，都担任一定的工作，完全改变了往昔书呆子的形象，成了一个活跃分子。

李鲁连就是这时候搬到我们宿舍来住的。他是一个个子不高的胖胖乎乎的小伙子，这年才18岁，人很机灵，一双大眼睛像会说话似的。他考的是师范学院理化专修科，他父亲前几年在西昌工作，所以他高中是在西昌上的，现在他父亲调到昆明来了，他也到了昆明。他为人很随和，住我的上铺，很快就和我混熟了。

8月15日这天的傍晚，我们已吃完饭，正在宿舍里聊天，突然听见院子里有人大喊一声：“同学们，日本投降啦！胜利啦！”

我们全宿舍的人立即冲下了楼，冲出校门，向大街涌去。当我们走到城内的正义路口时，只见两旁的商店都从楼顶上垂下一丈多长的鞭炮，像急风暴雨般地响着，浓烈的硝烟弥漫着，有人以全部的生命力和压倒一切的声音高喊：

“同胞们！咱们胜利啦！哈哈哈哈哈！咱们胜利啦！”

大街的中心已经没有任何车辆，全部是人！全部是人！是人在欢腾！是人在跳跃！是人在狂叫！有一个老人一手拿一瓶白酒，一手拿一只大碗，倒满了酒，见人就敬。嘴里喊叫着：“老乡们，咱们回家啦！喝酒！喝酒！”有的人也接过酒来，一仰脖就喝了下去。老人又倒满酒，喊着，劝着：“喝酒！喝酒！老乡们，喝酒！”

这天晚上，我们一直狂欢到很晚很晚才回到宿舍。

转瞬到了10月。10月3日一早，我抱着讲义夹，走到师范学院大门口，只见两个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中央军士兵，站在门口一拦说：“戒严了，禁止通行！”

看他们那脸上有一种如临大敌的紧张表情。师范学院的学生上不了课，街上戒严了，教授也进不来。大家都站在院子里纷纷议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有时又听见远处传来枪声。

快到中午时分，才有消息传来，说是蒋介石的嫡系、杜聿明的部队控制了昆明，包围了云南省政府所在地的五华山和威远街的龙云公馆，胁迫龙云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云南省主席由卢汉继任。这是蒋介石乘卢汉带领的滇军前往越南接受日本投降，昆明空虚之际，采取的一次突然袭击。龙云不得不俯首听命，当天飞往重庆。

当天晚上，我们已经脱衣上床了，突然从学校的东面传来激烈的枪声。枪声离我们很近，似乎在向我们学校射击，接着是机关枪、迫击炮都开火了。我们觉得在楼上太危险了，抓件衣服披上，跑下楼来，到餐厅里找个死角蹲着。枪声似乎是东西两面在对射，我们被夹在中间。十月的天气，已经有点凉了，我们连长裤也没有穿，冻得不行，就这样在阴冷潮湿的墙角里蹲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后，枪声不响了，才发现我们宿舍的山墙边和院子里各有一枚没有爆炸的迫击炮弹。有个同学躺在床上被子弹打穿了脚。有个同学放在书架上的书被子弹横穿过，使得每本书的中间都有一个窟窿。

这时才知道，是住在我们学校东面不远大西门城楼上的中央军和住在我们西面不远的云南军队打了起来。首先是云南军队心里有气，夜间向城楼上的中央军开火，中央军就开始还击。双方的子弹都从我们的顶上飞过，但双方谁也没离开自己的阵地，只是互相瞎打一气。除了打伤联大的同学而外，他们互无伤亡。紧接着蒋介石任命他的心腹干将关麟征为云南省警备总司令，杜聿明为昆明城防司令，李宗黄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云南省主席，邱清泉的第五军也到了昆明。云南原来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他们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联大这个眼中钉。

但联大的民主浪潮并未被他们的声威压下去。在此期间，有的壁报发表了张奚若等5位教授反对内战的谈话。有的壁报大声疾呼，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许多壁报纷纷响应。

11月19日重庆各界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昆明文化界给予强烈的响应。接着联大15个社团联名建议学生自治会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于是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起在11月25日晚举行反对内战时事演讲会，地点在云大至公堂，发动各校学生参加。

岂料云南省党政军当局闻讯，即于24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作出“未经党政军机关批准，不得集会游行”的决定，同时给云大施加压力，不准借给会场。学联当机立断，演讲会改在联大举行，地点是新校舍图书馆前的大草坪。

这天晚上的时事演讲会，我因有事，没有参加。到了晚上7点多钟，忽听新校舍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除了步枪、机枪、冲锋枪的声音之外，还夹杂有小钢炮的声音。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惊疑不定。到了11点多，同宿舍住的冯应德才从新校舍回来，向我们谈起了演讲会的情况。

当天晚上，到会的人很多，有各校的学生和各界青年6000多人参加。第一个讲话的是联大教授钱端升，他讲的题目是《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正当他慷慨陈词地讲到“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时，会场上掌声雷动。不料伴随着掌声，围墙外面响起了枪声，步枪、冲锋枪一齐向会场上空射击，原来是邱清泉的第五军包围了学校。钱端升毫不畏惧，神态自若。会场秩序稳定下来，讲演照常进行。接着是伍启元教授讲《财政经济与内战的关系》，当他讲到“内战如果扩大，中国必将失去建立现代化国家的机会，财政经济也将陷于总崩溃”的时候，枪炮声又激烈地响了起来，枪弹从会场的上空飞过，听众把头埋下，岿然不动地听着。突然停电了，全场一片漆黑。工作人员迅速点亮早已准备好的汽灯，群众立刻爆发了一片欢呼声。电源很快接通，全场重现光明。第三位上台的是费孝通教授，他讲的题目是《美国与中国内战的关系》，呼吁中美人民联合起来，一同反对中国的内战，他激动地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还是要呼吁和平！”

费孝通刚讲完，一个穿长衫的人上台了。他说：“我是老百姓，我姓王。目前有人称兵作乱，这是内乱，而不是内战。政府是戡乱，而不是打内战！”有人认出他不是什么老百姓，而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他混入会场，赤膊上阵了。同学们愤怒地斥骂着：“特务！特务！滚下去！”

纠察队员上去把他拉了下来，带出校门。这种种破坏都未能阻止大会的进行，最后一个讲演的是云大教授潘大逵，他讲《如何制止内战》。最后大会通过四大学学生社团的联名建议：发表反内战宣言，致电美国人民和政府，要求美军撤出中国。

晚会在愤激的“我们反对这个”的歌声中结束。当学生和一些校外群众走出校门时，发现中央军在校外戒严，城墙缺口和凤翥街、大西门等处架起机关枪，不准通行。冯应德他们在附近转来转去，最后通过云大后门才绕回师范学院宿舍。听了冯应德的叙述，我心中异常愤怒，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拿着讲义夹、墨水瓶和蘸水钢笔准备到新校舍去上课。走到师范学院二门，只见两个女同学拦在那里，说：“罢课了！请放下东西再到学校去。”

这两个同学一个叫沈渔，后来成了卫生部长钱信忠的夫人。一个叫耿仁荫，后改名耿晓，成了我的朋友、两度在一个机关工作过的王文同志的夫人。我说：“我带着东西去，不上课不行吗？”她们说：“不行！必须放下东西才能去。”

我回转宿舍，放下讲义夹和墨水瓶，跟李鲁连一起走到新校舍。只见民主墙前三人一群，五人一伙，议论纷纷，一张中央日报贴在墙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条红笔画上圈的新闻，标题上赫然写着：“西郊匪警，昨夜枪声”，把昨晚枪击联大会场的事件，居然造谣说成是西郊匪警，这种无耻的伎俩，实在令人气愤。连天真的一向不过问政治的李鲁连，也气得跳脚大骂。

联大“高声唱歌咏队”的队员立即编出了一首歌，谱上曲，在学校中教唱：

中央社是造谣社。

中央报是造谣报。

专造谣言欺百姓，

大家不买中央报。

罢课的头两天，在师范学院因为没有学生自治会的统一领导，学生的活动差不多都是自发进行的，一些人在东厢的自习室编写壁报和各种以反内战为主要内容的宣传品，我们集合在西厢的教室里唱歌。住在新校舍的“高声唱歌咏队”的领导成员胡积善（方堃）主动来教我们唱。我本来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但在胡积善那充满激情的指挥和循循善诱的指导下，我也一天到晚大唱而特唱。一时间《五块钱》、《茶馆小调》、《民主是那样》、《我们反对这个》等歌唱彻了整个校园。

我和廖仲安还到街上买了些白布和颜料，自己创作反内战题材的漫画，画好了，就挂到学校大门口的街头。这比文字宣传效果要好，围观的人很多。

11月27日，昆明市学联召开各大中学校代表大会，决议全市总罢课，并成立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选出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昆华女中、云大附中等五校罢委会负责人组成罢联常委会。从28日起昆明市31所学校罢课，发出了罢课宣言，要求：(1)立即制止内战；(2)美军撤出中国；(3)组织联合政府；(4)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同时提出了处理11月25日枪击事件的具体要求：(1)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2)取消关于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3)保障学生的身体自由；(4)要求中央社改正诬蔑联大的谣言，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之人士致歉。第二类要求得到相当结果后，即可复课。

根据罢委会的部署，各学校组织了许多宣传队上街宣传，说明11月25日晚会的真相，讲解反对内战的意义。我也参加了宣传队，几个人拿着一条板凳上街，到人多的地方，把板凳往街沿上一放，站上去就讲了起来。一时间，昆明街上像开了锅，到处响起了反对内战的歌声和呼声。

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万分恼怒，在一次云南省党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拍案狂叫：“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学生们有言论自由，我就有开枪自由！”他们还组织了“反罢课委员会”，由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任总指挥，他扬言要“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紧跟着，成群如狼似虎的暴徒、特务就活动起来，他们在街上撕毁、涂抹同学们张贴的标语和漫画，殴打上街宣传的学生。在南屏街，一个穿西装的特务用刺刀刺伤了一个同学的手臂。在武成路，一个联大同学遭到一群特务的毒打。仅29日这一天，宣传队员被打事件即达25起之多。30日晚饭后，四五个特务来到师范学院门前，动手扯我们的壁报和标语。我们上前理论，他们就动手打人。学生们大批涌出校门，向他们逼近，他们一看众怒难犯，才骂骂咧咧地仓皇逃去。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已摆在眼前。

12月1日，昆明的冬天并不太冷，一早起来，我只穿了一件廉价买来的美军毛衣，和卡叽布的美军单裤。十点多钟就传来大批特务、暴徒进攻云大的消息。师范学院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人人自动进行准备。我找到了一根打垒球用的木棒，拿在手里挥舞着。李鲁连把报纸裁成若干方块，包上一包一包的沙土，塞在裤子口袋里。他很得意他发明的这种土制炸弹，他手拿着一包沙土，调皮地向我说：“待会儿他们来时，我照脸就是一包。”

这时有的同学主张关上大门，有的同学又反对，正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时候，一大群便衣特务蜂拥闯入校门。他们像一群野兽一般，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我们被逼着步步后退，高喊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退进了院子，退进了第二进楼房下面的大饭厅，退到了饭厅的北墙根下，我们已被逼得无路可走了。我跳上了北面窗户的窗台，一脚踹开了窗棂，我只要跳过窗户，就到了昆华工校，就可以脱离危险，但这就意味着师范学院的阵地全部丧失，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我站在窗台上，有的同学站在窗户跟前，死守着最后的防线。这时昆华工校的同学机智地把砖头、石块送到窗台上，我放下垒球棒，拣起石块拼命地向特务们砸去。一时间好几个同学都拣起砖、石向特务飞掷过去。我飞出一块石头，立即便有第二块石头递到手上，我们的后援十分充足，越战越勇，大量的砖头、石块像冰雹般地向特务们打去。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务们渐渐后退了，我们乘一时血气之勇，跳下窗台，我又拿起了垒球棒，高呼着：“打走狗！打走狗！”冲出了饭厅，冲过了院子，冲到了第一进楼房的楼下。快到学校二门的时候，在我左侧前方，大约五六步远的地方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棵手榴弹爆炸了，我左边一个人倒下去了，右边一个人也倒了，我是冲在前面的，后面许多人也都倒了。我低头看在我左侧倒下的人。呀！是李鲁连！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跑到了我的身边。他满脸是血，大瞪着一双眼睛，一只耳朵里还在汩汩地冒着鲜血，他裤子口袋里还有细细的一缕沙子流了出来，他的血染红了我手上的垒球棒。我右边倒下的同学叫杨纯。

特务们呼啸着，扬长而去了。我们一大群同学找来了门板，抬着死者和伤者走出了校门，走到了大街上。因为连死带伤的人有十几个，我又招呼了十来个“扁担”帮助我们抬（“扁担”是昆明街上的个体搬运工。他们手拿一根扁担，一条麻绳，等着人雇佣，大家就称他们为“扁担”）。我们哭喊着向围观的市民控诉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我一边控诉着一边走着，一直把死者和伤者送到了云大医学院。这时要给十来个“扁担”付工钱，而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我跟其他护送的同学说了一声，我要带他们一起回新校舍，找罢委会负责财务的同学要钱。我和十来个“扁担”出了医院，沿着环城马路向新校舍走去。行至中途，看见一大群便衣特务，狂呼乱叫、摩拳擦掌地从对面走来。我利用十来个“扁担”的掩护，从他们面前走过，幸亏未被他们发现。看样子，这伙人是往云大医学院方向去的。后来知道，这伙人到云大医学院，对护送的同学和受伤的学生一律加以毒打，还包围了急救室和药房，用手枪威逼医护人员，不许抢救。

我到了新校舍，只见大门已被打破，校内地上到处是砖头、石块，以及残破的桌椅。这时才知道，在师范学院被特务进攻的同时，军官总队的100多人也来进攻新校舍。但罢委会的同学比较有经验，他们将校门紧闭，并发动同学们搬来课桌、黑板、椅子和一切沉重的东西，把大门死死顶住。同学们在门内死守，军官总队的人猛攻了三次，都没有攻进大门。这时一人就拔出手榴弹，准备向围墙内投掷，恰被路过的南菁中学的教师于再看见，上前拦阻，手榴弹爆炸了，于再头部受伤，当晚牺牲。我找到罢委会管钱的同学，向“扁担”们付了钱，才慢慢地走回师范学院。这时大约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我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软软地躺在床上，欲哭无泪，欲语无声。这时候才知道，我从一早起来到这时候，连一口水也没有喝，一口饭也没有吃。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当天在师范学院炸死三人，他们是联大的潘琰（女）、李鲁连，昆华工校的张华昌。在新校舍炸死一人，他就是于再。重伤25人，轻伤30多人。

我慢慢起来，走到二门边，找回了那根垒球棒。棒上李鲁连的血已凝成紫黑色，我找了一张旧报纸，把它裹上，珍藏床头。

同宿舍住的人陆续回来了，他们说：“你今天是大难不死，拣了一条命，还躲过了两场毒打。”

晚上，部分教授开会，让我去报告了上午暴徒、特务进攻师范学院的情况。

12月4日，联大举行第四次教授会，通过决议，停课７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对地方当局的非法横暴措施表示抗议。

4烈士入殓以后，安放在联大图书馆。大阅览室的正中，并排放着４口棺木，每口棺木上覆盖着一面国旗。４幅烈士的画像上面悬了四个擘窠大字：“党国所赐。”

边上悬着闻一多先生亲笔用篆书写的一幅挽联：

“主莫能御，是以有侮。

民不畏死，如何勿思。”

这幅联语的开头一个字分别是“民”和“主”。旁边还挂着诗人冯至那首有名的诗《招魂》。

每天从清晨到黄昏，人们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走进灵堂吊祭。有老年人，也有青年人，有工人，也有学生，有种田的，也有当兵的，他们手里拿着挽联和祭幛，上面写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和控诉。挽联、挽诗和祭文越挂越多，把灵堂隔成了一条条狭窄的小胡同，人们侧着身在小胡同中慢慢地挪动，他们在读着、抄录着，他们是来上课的，他们在这里上了一堂最真实、最明确、也是最深刻的一课。

当时我们社会系的同学何孝达（现改名何达，成了香港有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最能说明灵堂的情况：

图书馆作了灵堂，

灵堂也就是图书馆。

收起历史家的谎言、学者的空谈

——没有人看。

千万人来阅读、来抄写。

千万人在挽联的阵营里行进。

这是最真实的教育，

这是最强烈的政治……

每一句话都立起，

直挺挺地立起。

每一个字都坚强，

都抱着最大的决心。

每一笔都有力，

又粗又壮又威风

——这是人民的意志，

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思想……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大学打开了门，

图书馆打开了门，

让千万人进来。

戴着老花眼镜的，

缠着蓝头巾的，

抱着小娃娃的……

都进来，

从来没进来过的，

千千万万的人，

都进来，都进来，

认识一下自己的道路。

这是为反内战而死的，

烈士的棺材。

这是斑斑点点的，

为争民主而流的血。

你，刽子手，

也进来啊，

认识一下人民的愤怒！

我也写了一首挽诗，挂在灵堂里：

昆明风紧黄云突，

滇池怒吼西山哭。

汹汹野兽走成群，

白日无光瘴烟毒。

榴弹横来热血迸，

志士成仁岂惜生。

振臂高呼打走狗，

壮哉身死目犹睁。

为争民主而战死，

万众知君死非死。

血中开出自由花，

此是人人心愿耳。

浊酒一觞来吊君，

痛哭山河热泪倾。

有朝百姓抬头日，

再到坟前慰烈魂。

几天以后，罢委会给了我和廖仲安一项任务，要我们把所有挽联、挽诗、祭文都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题名《荣哀录》。我们只用了3天和3个晚上的时间就编辑完成，而且很快就印了出来，在校内和街上出售。

由于联大和昆明各大中学师生的团结一致和坚持斗争，罢课终于取得了胜利。罢课委员会决定于12月27日复课。

这年的旧历年三十晚上，我们同宿舍住的几个四川老乡，因为在昆明无亲无故，无处可去，就在我们的小单元里，弄一点吃的，聊作团聚。李鲁连的父亲一个人来了。他穿一件黑色的中山装，和我们坐在一起，过这个他们一家本来应该团圆的节日。他没有多说话，我们也没有多说话，大家默默地、悲哀地坐着，一直坐到深夜，我们才送他回去。

1946年3月17日，是学生联合会决定为四烈士出殡的日子。

听说学生要举行有几万人参加的出殡大游行，当局真是惊惶失措，中央通讯社在3月16日发表了一条消息：“本市所有商店决定罢市一日，以资抗议。”当晚警察又通知全市商店明天不准关门，又通知所有居民：“明天不准出来看，把家门关紧！学生若坚持出殡，一切后果由学生负责。”

居民们本来不知道学生要出殡，经过警察挨家挨户地通知，反而变得家喻户晓，等于是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第二天一清早，大家齐集街头，等着出殡的队伍。商店的作法也与中央社公布的决定正好相反，不是罢市，而是大开店门，店伙计都站在街头等着看出殡。

反动派又威胁杠夫，不准给学生抬棺材，同学们就用学校的板车改成灵车，不用杠夫抬，而是自己拉着走。

出殡这天，昆明市万人空巷。

3万人的送殡队伍，震撼了整个昆明。队伍的前面是四个大标语牌，上写“民主使徒”四字，接着是八个标语牌，写着“你们死了，还有我们”八字，接着是烈士的遗像和在灵堂中悬挂了两个半月的千百幅挽联。满街飘卷着白幡，悲愤的挽歌声此起彼落：

天在哭，

地在号！

风唱着摧心的葬歌！

英勇的烈士们啊。

……

庄严肃穆的送葬队伍从大西门入城，通过昆明市区，在各主要街道和路口由各学校、联大校友会、时代评论社、民主周刊社等单位设亭路祭。灵车通过时，主祭人高声宣读祭文，控诉杀害4烈士的法西斯暴行。市民伫立路旁致哀。

送殡的队伍下午回到联大，在4烈士墓地举行公葬仪式。训导长查良钊主祭，闻一多、吴晗、钱端升等教授和学联代表陪祭，烈士灵柩依次入土。

在落日的余辉中，闻一多、吴晗发表了悲愤的讲话。学生们在墓前发出庄严的誓言：

要以更坚定的步伐，集中所有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

在烈士出殡的前一天，我抱着那根带有李鲁连烈士血迹的垒球棒，到照像馆照了一张像。廖仲安在上面为我题了两句诗：

记住棒上的血，

更记住棒有什么用！

（选自吴方著《浮生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