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恩涌(1952肄) 李文彦(1950) 陈昌笃(1949)

北京大学的城市与环境学系前身是清华大学的地学系。1952年，我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原属于清华大学理科的地学系调入北大，成为北大的地质地理学系。1978年，地质和地理分开，各自独立成为地质学系和地理学系。地理学系于1978年又改名为城市与环境学系。所以谈论北大城市与环境学系的历史，就要追溯到清华大学地学系的历史。

清华大学地学系的历史分四个阶段：一是初期阶段(1929—1937年)；二是西南联大阶段(1938—1946年)；三是复员后阶段(1946—1948年)；四是解放后初期阶段(1949—1952年)。

初期阶段

在20年代末期，我国地学家、著名学者翁文灏先生考虑到当时北京大学已建有地质学系，建议在清华大学设立地理学系，以便为国家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的地学调查人材。清华大学接受翁的建议，于1928年9月任命他为地理学系主任，负责组建工作。1929年秋正式成立并招收学生。当时除地理学以外，并设地质学与气象学课程。1933年初易名为地学系，下设地理、地质、气象三个组。

当时对地理组的教学目的主要确定为：“研究人地之关系者为地理学，如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种族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区域地理等属之。”对地质学与气象学对地理学之关系，则表述为：“大气作用为地质变化之一种，如寒暖变易，空气流动，存在有地质上之兴趣，故研究地质者，不可不略知气象学。地壳为地质学研究之对象，如水陆分布，山川形势，存在与地质作用地球历史有密切之关系，故研究地质者，不可不略知区域地理。至地理一科，包罗万象，上自天文气候，下至山原河海，均须略知梗概，然后知动植物分布、民族消长、政治盛衰、社会经济状况，与自然环境之关系，故学地理者，亦不可不略知地质学与气象学，此地学系三组间之相互关系也。”

地理学范围广泛，当时认为：“研究地理，可从各方下手，有天文上之兴趣者，可研究数理地理；有地质上之兴趣者，可研究地文及地形；有气象之兴趣者，可研究气候分布；有动植物之兴趣者，可研究动物地理及植物地理；有历史之兴趣者，可研究历史地理；有政治经济之兴趣者，可研究政治地理，或经济地理。因材施教，因兴趣而求学问，固无往而不自得，此地学与其他学科之关系也。”这些办学之主旨、原则至今仍未失去它的意义。

在课程设置方面，必修课是：

一年级：普通地质学；二年级：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气象学，普通测量，第二外语，野外实习。

一、二年级学生不分组，以上课程是全系学生必修。

三、四年级分学组上课，地理组课程如下：

三年级：气象观测，天气预报，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经济地理，第二外语，野外实习；四年级：气象学及世界气候，地文学及地貌学，世界地理，地图学及图表学，野外实习。

在必修课之外，还开设若干选修课，其中有种族地理，政治地理，东北经济地理，西北经济地理，边疆地理，西北地质地理，中国自然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中国经济地理论文选读及专题研究等。当时教员有张印堂讲授自然地理，王成组讲授人文地理，黄国璋讲授经济地理，涂长望讲授气候学，洪绂讲授世界地理，高钧德讲授地形学等。值得提到的是翁文灏还和白眉初共同讲授中国地理通论和中国地理专论，同时编写资料，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大学一年级不分文、理，规定学习的课程有：国文，大一英文，中国通史与西洋通史任选一门，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任选一门，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质、普通生物任选一门。对本系学生说来，普通地质则列为必修课。

首任系主任翁文灏，任期从1928年9月至1930年11月。接着黄国璋、谢家荣先后主持系务。1932年夏，袁复礼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回京任系主任，1934年10月至1937年7月冯景兰任主任。在此期间，该系共毕业45人，其中地理专业有钟道铭、刘汉、许桂馨（逸超）、刘玉芝、叶以粹、张英骏、刘迪生、王钟山、梁祖荫、苏永煊等。

西南联大阶段

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0月25日开学。同年底，西迁昆明，1938年4月校名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清华的地学系与北大的地质系联合组成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系主任由北大孙云铸教授担任，清华的部分仍由冯景兰教授负责。地理方面教授，除原清华的张印堂、洪绂外，还有鲍觉民教授（南开大学，教经济地理），林超教授（在系教学一年），钟道铭（教政治地理、文化地理）、陶绍渊（教北美地理）、刘汉（教南半球地理）。

地理组各年级的学习课程均与原清华的安排一致。虽然图书设备因大多留在北京，参考书极少，但教员教课认真负责，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学生学习仍勤奋努力。除课程教学外，野外实习时数并有显著增加。教师经常带领学生去昆明近郊或附近各县进行地理调查和野外实习。教师亦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科研。如张印堂利用云南条件，在云南边疆进行实地考察研究。

这一时期，在地理组毕业的学生有李式金、丁锡祉、孙承烈、王乃、冯绳武、邹新垓、李孝芳、张其仁、胡善思、张景哲（以上十位是入学于清华大学地学系地理组，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地理组），王云亭、黄秉成、黎国彬、邓绶林、张敬凤、王亦娴、刘心务、刘钟愉、史立常、侯学焘、朱淑贞。其中，王乃、李孝芳、张景哲、刘心务曾在系担任助教。

复员后阶段

经过八年的抗战，终于取得了对日作战的胜利，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结束。清华师生于10月10日回到北平开学。原地学系恢复，不过其中的气象组于1947年独立成气象学系，地学系内只保持地质与地理两个组。

地学系主任仍由袁复礼教授担任，地理组的负责人为张印堂教授。由于张印堂教授于1948年去美国，学校又聘请王成组教授来系任教，开设经济地理等课程，并接替张印堂负责地理组的领导工作。当时在地理组担任 教学的教员还有王乃、刘迪生、张保升、刘心务，他们分别讲授自然地理、世界区域地理、北美地志、地图学等课。来组担任过课程的还有丁锡祉（地文学）、刘玉芝（北美区域地理），兼课的有黄国璋（人文地理）、李连捷（土壤地理）、裴文中（考古学）。

学生方面，包括了来自原西南联大地理组的在校学生、由北平个别大学转入清华的学生以及1946年以后考入清华的新生。在1947年和1948年毕业的地理组学生有：许冀闽、孙金铸、董洪谟、李德风、张谅树、朱谨初、单励（单宗吾）、张远大、杨深。当时，学生所学的课程，大体仍与过去相同，无重大差别。

复员以后，国民党的政治腐败、物价飞涨、发动内战以及美军的暴行，激起了学生的“抗暴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到1948年秋，东北全境解放，北平进步学生为避免国民党的迫害，一部分离校转入解放区。地理组去解放区的学生有谭增琳、谭秀贞、张泽生。

临近解放，学校开始了护校迎解放的工作，1948年12月13日上午在课堂里已可听到炮声，部分学生甚至站在善斋、平斋楼顶远眺圆明园处炮火。晚上学生参加校园的巡防工作。余下的学生则到系里与部分教师在烛光下聚在一起座谈，迎接黎明的曙光。

解放后初期

解放给清华广大师生带来喜悦，以及对新社会的渴望。清华师生与北平市民一道参加了欢迎解放军的入城式，接着在城内作了十天宣传活动。

1949年上半年，学生们开始在安定的环境下上课，应届毕业生也大多在校系领导的协助联系下，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地理组的毕业生有陈昌笃、李幼芝、管玉桥、张植四人。个别同学（如陈丽英）则提前离校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1950年春，清华为加速培养国家建设所需地质勘探人员，将地学系的地质组分出成立地质系。于是，地学系就只剩下了地理组。从1949年初到1952年三年多的时间内，地理组的课程结构大体仍与以前一样，但也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首先，经济地理方面的课程开始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特别是苏联地理学者的学术观点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等。其次，过去学生很少进行较长时间的野外实习，而1949年到1951年这三年暑假，则大不相同。1949年暑假，由王成组教授带领地理组学生参加了市城建局委托的北京城区土地利用调查与制图工作；并由王成组和刘迪生两位教师带领学生去天津等地实习。刘心务先生、林超教授和李孝芳先生分别在1950年及1951年，接受水利部官厅水库淹没库区调查与北京市的西郊土地利用调查。这些工作标志着师生利用暑假将实习与国家任务结合起来的开始。同时，在原有的王成组、刘迪生、张保升、刘心务四位教师外，1950年增聘了林超教授，51年又增聘了李孝芳讲师，1952年王乃从法国留学回来，参加了教学工作。1950年与1951年分别留下毕业生潘德扬和段知敬作为助教。另外，北师大的经济地理学家杨曾威和地貌学家周廷儒，以及植物研究所的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也曾来地理组兼课。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实行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７月，北京各主要大学应届毕业同学一起听了周恩来总理等领导同志的报告，深受鼓舞，愉快地接受了分配。当年清华地理组有李文彦、潘德扬、祁延年、谭钰贞、申维丞、王培贞、王端庄七人毕业。1951年毕业生有张泽生、段知敬、张德斌、冯泽明。1952年有胡正纲。另外1950年入学的学生中，有江建华、曹伟、康毅于翌年5月响应国家号召被批准参军。

1952年，国家为适应建设事业发展对干部的需要，按苏联模式对原有的大学进行调整。决定把清华大学改变成为工科性大学，北京大学保持为具有文、理、法与语言学科的综合大学。清华地学系（地理组）调整转到北京大学，成立地质地理系。随这次调整转到北大的教员有：林超、王乃、刘迪生、李孝芳、刘心务、潘德扬、段知敬；学生有三年级的王恩涌、黄歌山（胡兆量因北大无经济地理专业而转到人民大学借读）；二年级的陈传康、陈静生、韩慕康、郭鸿铭、梁文权、欧阳青、郑钧镛、沈崇歧；一年级的陈凯、周琦琇、钱宗麟、李文漪、杨淑宽；研究生有陈昌笃。

（原载《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1999。本刊稍有删节。）

* ①本文主要参考《清华校史》及杨遵仪《清华大学地学系(1929—1937)》一文外，孙金铸和张景哲先生提供了部分重要资料。（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