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韩克信（一九三七经济）

1934年9月我考入清华经济系二年级插班生。初入这个当时全国著名的学校，功课相当紧。因担心功课成绩差，故而格外用功。又值二年级经济系的必修课较多，学习任务较重，于是自1934年9月到1935年6月的一学年中，特别吃力。1935年9月开学后，即感身体情况较差，到了10月就觉身体勉强支持。不得已到协和医院去看病。给我看病的是个外国医生，名Dr.Hall。他叫我拍了一张X光照片。他看后对我说：“你患了T.B(Tuberculosis即肺结核)，而且是active，需要卧床静养。那时还没有治结核病的特效药，唯一方法就是卧床静养。当时中国对此病称为“痨病”，是没有治法的。我闻悉之下，除吃惊之外，只有照医生所嘱去卧床静养。协和医院当时在香山有个疗养院，由医院介绍我到那里去疗养。医生告诉我，不要担心，顺利了半年就可痊愈。

1935年10月我遂即在学校办了

休学手续，住进了香山疗养院。当时恰好有个同乡同学——九级经济系同学阎锡瑛患有此病。我们同时进了香山疗养院，且住在一间屋。香山疗养院设备较好，环境也安静。两人一屋，又是熟人，满以为住上半年，好了就回校复学了。殊不知我入疗养院后，治疗并不顺利。原来我就有睡眠不足的病症，但平时尚无大碍。到了疗养院，环境太寂静了，而且心中对此病渐渐担忧起来。原来的睡眠不足渐渐转为经常失眠。一个月之后，渐感体力衰弱，以至不支。特别是同学阎锡瑛睡眠好，每夜鼾声如雷，在此情况下，我对失眠更为焦急。后来简直黑夜白日均不能入睡，于是体重下降，精神萎靡。住六个月后去协和检查，阎已快痊愈了，我的症状仍旧。而体力萎缩，精神衰竭之状，较前更甚。眼看照此下去，不惟肺结核治不好，而体力衰降似将不堪设想。同时疗养院费用也是不小负担。于是我决定离开疗养院，搬到清华校医院去住。

1936年4—5月间我住进了清华校医院。清华校医院那时是座落在旧体育馆南面一处灰色平房。它门向东，主要房屋是南北两翼的平房。南边的三间是医务人员办公室，北边的三间是主要病房。病房放八张床，所住病人时多时少。我住进去时已有两个患者是疗养肺结核的。一个是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九级学生郑锡麟（又名郑之东），郑是我开封河南大学预科同学，是老熟人。一个是十级经济系同学杨名聪。由于我们是同病，三床相邻。其他床位多是空着。

当时华北学生抗日高潮已经兴起，清华学生不时参加进城示威游行，学校的政治空气很浓。学生自治会领导着抗日运动，但也有少数学生反对自治会的领导。虽然只有少数人反对自治会，支持国民党，但两派政治斗争却是很激烈的。校医院虽是治病的地方，但在这种环境中，政治气氛也是很浓的。首先，每天早上一开窗，就见到操场上有许多同学在练队，《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五月的鲜花》等歌声就从窗户中传进来。医院的病房也常被用作政治交谈的地方，病人时多时少的原因就是有些人借治病为名，占个病床与人进行政治交谈。记得当时清华名人徐高阮就和一姓王的及姓许的时常在病室中密谈，而王也是以肺结核病人的名义住进校医院的，但他的床却是经常空着。学生中争论的问题，也经常传进医院里来。我们这三个病人之间也不断就此引起争论，有时争得还相当激烈。杨名聪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争论太厉害时，大夫不得不出面干预。医院的职工只六个人：院长祝枕江，也是医院唯一的大夫；另有王、张二小姐为护士；工友三人，老朱打扫卫生，小王照顾病人，王顺管杂务。医院的职工虽然对当时的学生运动未直接表态，但也倾向于支持自治会领导和抗日学生运动。1935?1936年，学生不断举行抗日游行，大的政治运动更是接连不断：“一二·九”运动、宋哲元军队夜围体育馆逮捕学生、其后西安事变在学校引起的学生表态斗争等等，这些震动全国的政治活动自然也使我们的病房喧腾起来。

所以自我住进校医院以后，已把疗养肺结核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这和香山疗养院的寂静完全不同了。因而每天听到的，考虑的已不是疗养和睡眠问题，而是全神贯注于时事和学校中的学生运动了！

就这样自住进校医院之后，我严重的失眠不药而愈，同时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鼓舞下，我不再觉得自己患有什么疾病，感到在医院躺着真是白废时光。于是1937年2月我就起而复学了。自1935年10月开始养病到此已是一年半的时间。其中在校医院住的不足一年。今天回想起这不足一年的时间对我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因为在这里意外地治愈了我严重的失眠症！

2002年2月8日于北京龙潭，时年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