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孙 逸

按：孙增爵学长（1933化学，原纽约清华校友会会长）日前来信，寄来早在30年代孙先生一篇旧作，文中对顾毓琇先生《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一文提出评论意见，孙先生希望有机会能予刊登，以表明当年学校学术自由的氛围。

锡康学长：

附上一篇我的旧作《读顾毓琇〈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后》，刊载于1933年的《独立评论》杂志（第36号）。那时顾先生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不便用真实姓名，所以用了笔名“孙逸”。

这篇文章可以充分表示那时代的学生言论相当自由，思想上有本人自我的见解，不盲从“名人”的指引。

当然，那时有许多清华教授及学生，都猜测到我是该文的作者，但数十年来我始终没有公开承认过“孙逸”就是“孙增爵”。

现在请你评鉴一下，该文是否有一点历史价值，可以转载于《清华校友通讯》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

孙增爵 上

2007.3.7

孙增爵学长

（一）

“科学救国”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顾先生乘这一个机会，向科学的人指示了一条应该走的路（本刊第三十三期），确是值得注意的，但可惜我读了这篇论文后，感觉到很失望，顾先生的说话，似乎牧师传教的意味太深厚了一点，颇有麻醉的性质，他无异告诉我们说，中国人是无需上进了，亦不能上进了。这一种思想，我们是不得不加以纠正的。

同时，我也不禁感到悲观，原来一班知识最高阶级的大学教授，只是些歌颂著过去，满足著现在，无望于将来的不思上进的人们，中国怎能向前进呢？

顾先生开宗明义的一段总论里说：“我认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巴斯德发明微菌的时代，……或是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时代。”虽然顾先生并未指明现在究竟是什么时代，但其中意思大概可知是“你若要想发明点惊天动地的贡献，那是梦想”的时代。这种和老学究所谓除了孔子便无来者的没出息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天下并没有绝对的真理，学问亦永无止境，发明惊天动地的贡献的时代，永远存在！当十九世纪末叶的时候，很有一班人说，此后的科学是第五位小数以下的科学了（这就是说“各项科学的研究，已经渐进于精细的境界”），可是就是在这几年之中，淘气的伦忒根发现了X光线，多事的居里夫人，发现了镭，使当时的科学界，展开了一新页。就譬如说最近吧，大家总以为此后的科学总是循着电子说的道路进行了吧，可是叛逆的Neutron的学说，却又突然跳了出来了。顾博士啊，惊天动地的事儿正多着呢！

当然，我并不反对顾先生所谓“你要努力于科学的研究，只可以先做点关于极小部分的工作”，但若以为除此以外，便无任何更大的希望，那却是根本不对的。同时这种使青年气沮的指示，在道德上亦是不应该的。顾先生所谓“你若要靠你科学的发明，以致中国于富强，那亦是梦想。”这话当然也对。事实上，这种以一人发明之力而致一国于富强的梦想，亦是从来没有人实现过的。可是若是要集多数人之力，集多数人的发明，当然是有希望致中国于富强的。

（二）

中国人究竟太聪明了。“现在世界上已有的发明，已经够中国受用的了。”中国人可以舒舒服服，不费一点气力，直接拿外国人千辛万苦的发明来应用，这正和日本打中国，中国可以不费一毫气力，靠国联的帮助来击退日本的梦想，是完全一样的。大学教授和政府要人，原来都是中国人，思想本来是差不多的啊！

模仿，依赖而不去创造，是中国最没出息的思想。中国人专靠外国的发明来应用，终不免一辈子做“老赶”，老是赶不上旁人！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学外国，须迎头赶上去。顾先生这种追随背后的精神（几乎是毫无赶上的意思），似乎是不应该提倡的啊。

是的，“瓦特的蒸汽机，爱迪生的电灯泡，我们尽可以仿造”。但我们应该知道蒸汽机和电灯泡已经发明了多少年了？世界上最新发明的东西，你能仿造吗？这些最新的发明的张本，多藏在发明者的保险柜里（当然其中亦有请求专利的，但这大家知道是危险的方法），你能仿造才怪！于是，旁人用一九三二或一九三三的枪炮，中国人还只能用十九世纪的枪炮。一个很巧妙的专想揩油者的活报应。

顾先生不主张中国人学纯粹科学，然而他又说：“中国科学教育方针，应该是注重基本训练，而以促进物质进步为重要目的。”我对于这一点，亦不免有所怀疑。基本训练是否是偏重纯粹方面的？又，无新的贡献，怎样能“促进”？

中国人终究是太聪明了！非要自己能看到结实，是不肯下种的。中国人不植树，因为等到长成森林后，他自己早已寿终正寝了。中国人不垦荒，因为到荒原得到报酬的时候，他已经是呜呼哀哉的了。有决心移山的，只有其笨不堪的“愚”公！所以，中国人也不学纯粹科学，纯粹科学者自身是采不到果实的。

当然，“相对论”救不了中国，一切纯粹科学对你都不能有什么实际的帮助。然而已往的事实告诉我们，应用科学总是跟了纯粹科学走的，科学家研究纯粹科学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旁人亦不能预期到，它将来有怎样实用的价值。但这实用的价值，自然而然会产生的。法勒第研究磁诱导的时候，他并不是抱了要发明一架电机的目的的；伦忒根研究X光线时，亦决不会想到它有这样大的应用。同时，你倘然离开了热力学的理论，要筑一具恒动机器，却永远也不得成功。

自然，有人以为“中国太危急了，等不及新发明”，“新发明不一定能救中国”。好吧，你用世界上已有的发明吧。但是，你却永远只能用十九世纪的枪炮，或用二十世纪的器械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三）

中国人穷，这是已成的事实，谁也不必讳言。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永远穷下去，不再富起来了？这回答是不用我说的了。

有人说：“中国派遣到外国去的留学生，所带回来的东西，正是不多不少的几件外国玩意儿。”这话现在似乎更对了。外国人已有的发明太多了，中国人不用再努力了，拿他们已成就的来应用吧。但是，中国人所仿造的外国东西，是否能和外国人自己所造的东西竞争呢？于是，洋货随着留学生一起回来了。

于是中国更穷了。

中国要不穷怎样？应该自己牺牲代价，应该自己替自己想方法。你以为中国人不能有新贡献么？除非你承认黄色的人比白色的人才能卑下，这话是不会对的。

（四）

顾先生似乎是反对中国青年研究科学的。“假定两个可以进研究院试试”，但是“将来的成绩当然不知道”。这无异告诉青年们，你们是没有希望的，你们不用研究了！（有希望的，只有现在这一班大学教授了吧？）就算中国的青年，都听了顾先生的话，不再继续研究了，那末，我试问，中国现在对这一班大学教授们就完全满足了吗？这一班大学教授已经够了吗？不必有人再研究更专门的学问了吗？

顾先生孜孜不倦地告诉青年们说，发明是非天才不办的，并拿爱迪生的话为证。然而，我以为青年们正不必灰心，爱迪生本人是不主张天才学说的。“天才百分之一是灵感，百分之九十九是淋汗”（见M. A, Roanoff著Edison in Laboratory, Hraper’s Magazine 一九三二年九月号）。他除了“拼命干”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的。青年们，干吧！

无论研究学问是否是能成功，然而，至少我们要去研究才有希望能达到成功之路。同样，一个人志向，无论能否实现，“某生少有大志”总要比没有大志的某生要好一点。因为有大志至少还有干的精神，而无志则什么都完了。顾先生以为“我们不希望每年各大学的理学院毕业许多预备做纯粹科学研究而失败的落伍者”，我以为我们宁愿有许多做科学研究而失败的人，我们不愿有几个没出息，不上进而歌颂过去，满足现在，无望将来的大学教授！

顾先生所谓“理学院大部分的毕业生，最好到实业界去工作”。这我当然表同情。这本来是一条正当的路，同时亦是必须的路。中国本来不需要学地质的人做交通部长，或教育部长，学化学的人做教育厅长，学天文的人做公使，或学电机的人写几篇短剧啊。

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的，即是到实业界中去，就不需要研究了吗？关于这点英国人已经先有经验了。英国伦敦大学的马丁（Dr.G.Martin）氏鉴于英国的工业，不能与德国匹敌，曾经说过：“德国化学工业之发达，实以鼓动研究为其基础，而吾国（英国）不然，大学评议会准以法规，使最良好之学生，初无研究之机会。……但实需最高发明及实用人材之商业界，恒未有身受研究方法之人，以致（英）国中实业界及教育界之间，存有深渊巍壁，不可沟通。工厂之首领，或大工业之指挥，因对于研究之精神及实施，素未领略，故对之亦毫无同情之表现。然在德国则情形异是，……对于科学研究工作之同情心，乃德国工业界之一特征……”

所以，事实上并不如顾先生设想那么简单，以为到实业界中去是无需乎研究的。

（五）

我可以举一位大科学家的话，作我的结论。

柏金（Perkin）是发明第一种煤焦油染料mauve的人，亦可说是这伟大的煤焦油染料工业的创始者，他当然是一位应用科学家，但他曾说过：“科学研究之目的有二，既为科学自身之故，复可作工业上之应用。吾所谓为科学自身之故者，是盖吾人睹及此煤焦油染料工业神奇之果时，慎勿忘一切研究之源，我不过对自然之法则及秘密，欲得一更深刻之知识而已。倘无此种研究，即不致有煤焦油色质可以发现。”

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晚

编者按：顾毓琇先生原文的主张确是有点太偏，我们也料到那篇文字一定要引起科学家的抗议。孙逸先生这篇抗议的大意是我们都很赞同的。自然界的秘密，决不是二三百年的人力所能完全发现或发明的。我们的科学家尽可以放胆去干：一分的努力自有一分的酬报。

此文中引爱迪生的话，原文是Genius is one percent inspiration, and 99 percent perspiration，我曾试译为“天才是一分神来，九十九分汗下”。附记于此。

（胡 适）

附：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

顾毓琇

（一）

胡适之先生新近在湖南演讲《我们所应走的路》，结论是“惟科学可以救国”。科学对于中国的重要，谁都承认。即使谈到东西文化的大问题或是新旧文学的小问题，大家各有各的意见，但是中国在今日情况之下，必须讲求科学，却是大家都承认的。

国家处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之下，我们总得有点自信心，总得要找一条出路。青年们所应走的路是什么？这是个青年在沉闷着沉思而不能得到确切答复的问题。“革命尚未成功”，那么青年还是都去“革命”么？去“革”谁的“命”？怎样才算“革”得成功？执政的当局只希望大家去“革命”，结果人人想“革命”，那亦不是办法。现在革命的领袖似乎都有觉悟了：蒋中正先生提倡“礼义廉耻”，胡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救国”。

科学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更进一步，要讨论我们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科学。

（二）

要讨论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我们先要认清楚我们的时代。“时代错误”的意见，即使提倡成功恐怕亦是徒劳无功的。我先要声明：我们下面讨论需要怎样的科学，不是指注重物理化学或是注重生物地质而言。还有，下面的讨论，只是个人粗浅的见解，希望当代的科学家同一切对于提倡科学及解决中国问题有兴趣的国人加以指正。

我认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巴斯德发明微菌的时代，已经不是牛顿发明力学定律或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代，已经不是麦司威发明电磁论或是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时代。假使中国的青年，都立志要做发明家，要学巴斯德，要学牛顿瓦特，要学麦司威爱迪生，那我可以预言一万个青年里头，一个人都不见得可以有那样的成就。科学进步到现在，差不多各方面都有许多人做过长时间的努力。换句话说：各项科学研究，已经渐进于精细的境界，你要努力于科学的研究，只可以先做点关于极小部分的工作。你若要想发明点惊天动地的贡献，那是梦想。你若要靠你科学的发明（注意我所说的是发明）以致中国于富强，那亦是梦想。

中国人每希望“某生少有大志”，我认为这希望每每是危险的。科学的发明，像一切其他学问的新发见一样，一半靠努力，一半靠天才。天才不是个个人可以勉强的，某人或者有文学的天才，不一定就有科学的天才。爱迪生说：发明九分靠努力，一分靠天才。就这一分天才，便是不可强求的。所以青年要肯注重科学则可以，要想人人做科学的研究，才能上亦有所不许。若是希望人人做发明家，结果希望同被人希望的人都将要大大地失望。

我们的时代已经不是科学的境域还没有开发的时代，研究科学即有发明贡献，其范围亦必极小。要有大发明家靠天才，而天才是偶然的，不可强求的。所以，我们不要希望多数的青年想做发明家的巴斯德，我们只希望青年能抱着一个小小的志愿，学应用科学家的巴斯德，学他造酒，学他养蚕，学他为牛羊治病。

（三）

我们在现在的时代，已经有了不少的发明了。科学的发明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我们不必斤斤于中国人自己重新去发明一切已知的科学真理和事实。巴斯德的微菌，不是法国人专利的，就像牛顿的力学，不是为英国人发明的一样。甚至于瓦特的蒸汽机，爱迪生的电灯泡，虽然多少是专利品，但是我们亦尽可以仿造。

我以为要希望中国富强，要解决中国的生产问题，要中国的物质进步，现在世界上已经有的科学知识，已经够我们受用了，只要我们会去受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至今还没有同“物质进步”发生直接的关系。我们不必等“相对论”来救中国于沦亡吧，我们更不必希望中国再出一个爱因斯坦，发明一个“新相对论”，来解救中国的危局吧。我们目前所需要的，老实说，只是西洋人已经发明的科学知识，而更重要的，便是这种科学知识的应用。

（四）

中国太穷了，我们没有那么许多钱做纯粹科学的研究。这种论调在陈果夫先生提倡理工教育，胡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救国”的呼声里，居然间乎亦听得见。最近《时代公论》（第三十六期）上李成谟先生主张停办各大学的理学院，理由便是国家太穷，各大学理学院所造就的科学研究人才，没有机会可以做研究，并且国家亦没有那么许多钱供给大学毕业生做纯粹的科学研究。

我个人是不赞成停办理学院的，不赞成的理由，此处不必细说。但我认为理学院是否为专为造就纯粹科学研究者而设的问题，正同法学院是否专为造就政治学者经济学者法律学者而设，实在是值得讨论的。

我最近同几位科学教授讨论这个问题，这几位教授都是在学术上很有贡献，而研究论文时常送到外国杂志上发表的人。我先问他们每年每系的毕业生，假定为二十人，有几个人可以有资格再图深造做科学研究的。他们说假定两个（十分之一）可以进研究院试试，将来的成绩当然还不知道。我问他们其余十八人做什么？他们辛辛苦苦学了科学，到毕业时候，教授们告诉他们没有资格做研究，更不必说做发明家，更不必说发明了救中国。他们学错了，不应该学科学，他们是没有成就可以希冀，他们岂不是只有后悔，失望和悲观？他们或者会去教书，但是中小学的理化教员位置亦有限，又况他们既无教书的准备，更无教书的兴趣，那怎样办呢！一位最热心科学研究的化学教授开口了，他希望大部分的理化毕业生到实业界去工作。

理学院大部分的毕业生，最好到实业界去工作，这确是一条光明的大路。胡适之先生提倡了“科学救国”，果真许多青年学生学了科学，学到大学理学院毕业，毕业以后，他们仍要请教胡先生“我们所应走的路”在哪里。事实告诉我们：做发明家做科学研究只是少数人能做的，我们大部分学了科学的青年还要走“应用科学”的路。我们不要人人希冀学发明微菌的巴斯德，我们还是学造酒，养蚕，为牛羊看病的巴斯德。我们的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各种学问，可以去帮助国内农业工业矿业及其他各种实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使得实业科学化，我们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国家的物质进步。

大部分的理学院毕业生，我们若是希望他们到实业界去，请问理学院的课程和教育方针应否对这点加以注意。我们最低限度，应使青年学生知道学了科学不一定都去做纯粹的研究，一定都去做发明家，因此毕业以后，即不能进研究院，亦正不必懊悔，不必失望，不必悲观，他们自有他们的大路，值得终生的努力。这就服务精神上而言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希望每年各大学的理学院毕业许多预备做纯粹科学研究而失败的落伍者，我们希望大学的理学院除能有机会挑选杰出的研究人才，及供给中小学好科学教师以外，还能供给社会许多有志于实业的应用科学家。至于应用科学的知识，同中国实业的现状，在准备大部分理学院毕业生将来从事于实业的计划之下，自然亦应有相当的注意。我们不要以为科学是西洋的产物，我们提倡科学教育便可以照外国的方法办！

在胡先生“科学救国”的呼声之下，我认为科学教育的目标及方法都是值得国内科学教育专家提出来讨论的。我们要认清事实和需要来决定一切的方针。

（五）

总结起来，我们可把上面所讨论的列成下面几点：

一、现在世界上已有的发明已经够中国受用了。

二、中国太危急了，等不及新发明。

三、新发明不一定能救中国。

四、中国太穷，要做许多纯粹的科学研究，实为经济所不许。

五、科学研究同科学发明不是个个人可以立志强求的。

六、我们大部分学科学的青年，恐怕仍须向实业界去找正当的出路。

七、中国的科学教育方针，应该是注重基本训练，而以促进物质进步为重要目的。

八、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新发明，而是已有的科学发明的应用。

（原载《独立评论》1933年第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