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大观*（1942航空）

1937年，我从扬州中学毕业，原来报考的是清华大学，当时的考试办法是从北京把考试卷运到上海，在上海组织考试。原定的考试时间是8月10日，我们几个同学8月6—7号到达上海。

我国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吴大观学长

1988年，张爱萍同志在中南海接见国防科技专家。右1为吴大观。

临到考期，有告示贴出，说是由于京沪铁路不通，考试卷没有运到，考试撤销了。紧跟着就是“八·一三”——8月13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争打起来了。我们在混乱中从车窗爬进火车，走嘉沪线到了嘉定，然后又乘坐到苏州的火车，逃难回了老家镇江。

人回到了老家，但心里还总是想着该怎么上学。后来报纸上登出，清华、北大、南开等三所大学在长沙组成了一个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可以去报名，我们几个同学写了一封信给长沙临时大学。扬州中学在旧社会就已经比较有名了，考清华、交大等名牌大学，被录取的学生比较多。学校看我们是扬州中学的毕业生，答复是你们来，不用考试，可以保送，只要学校写一个证明就行。于是我和两个同学，带着扬州中学的证明到了长沙。我就这样上了长沙临时大学。

随学校迁往昆明

后来，“日本鬼子”打到南京，威胁到武汉。临时大学在长沙站不住脚了，要迁校到云南昆明。我们那时是流亡学生，绝大部分学生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没有钱做路费。学校很照顾我们，答应只要跟学校走就行。

在那个时候，我面前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参加抗日，另一个就是跟学校到昆明。当时，徐特立从延安返回长沙，是共产党驻湘代表，在长沙的影响很大。他到我们大学作报告，他在报告里讲到国内外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一口湖南话。他号召大家、鼓动青年参加抗日。我听了他的报告很受鼓舞，当时就想，自己应该参加抗日。

那时，我的家乡已经沦陷，我的二表哥逃难到了湘潭。我去他们的住处探望他们的时候，对表哥讲了我的想法。表哥劝我还是去上学，并给了我20元现大洋。他对我说，学到知识，将来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做点工作。

我的一位同学也听了徐特立的报告，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也想参加抗日。我把表哥的意思讲给他，讲我们去读书也是将来报效国家，学好本领将来可以更好地抗日救国。这个同学和我一起到了昆明。

我们从长沙到广州，从广州到香港，又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市上岸，从越南坐火车到昆明。一路上，印象比较深的是在越南海防市，那里的小偷特别多，我们戴着的礼帽，会被小偷当街抢去；稍不留意，放在身边的东西就被偷走了。

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师生总计约300人就这么迁到了昆明。

转学航空系

在长沙临时大学，我报的是机械系。迁到昆明，我在机械系念了三年。那时，西南联合大学有工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等，分别在昆明的不同城区。我们工学院是在城南，借用了当地的两个会馆，一个是“全蜀会馆”，一个是“迤西会馆”。

那时候，教室就在会馆里面，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后面就是会馆供的菩萨像。我们的宿舍是盐行的房子，用那种煤油桶外包装用的木箱子，六个箱子拼一个床，两个箱子就是一个桌子。你住在宿舍里，八个箱子就可以了。箱子是空的，里面可以放一些书和衣服，真是很艰苦的。

但昆明有个好处，四季如春，穿衣服不用花多少钱。在长沙的时候，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黑色的棉大衣，很实用，白天可以穿着御寒，晚上可以当被子盖。那时候我们买不起袜子，一年四季基本是光着脚，不穿袜子的。

学校里面的生活很艰苦。学校贷款每个月给十六或十八元钱，交十二元伙食费，留下几块钱零用。我们有时很羡慕外面拉洋车的车夫，他们白天辛苦一天，到了晚上，可以把洋车一停，进到小餐馆里面，端着小酒杯喝点酒，要个炒猪肝，炒干巴（菌）吃。

念书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做化学试验。那时候很简单，两个人一组，一个小盘子，还有酒精灯、试管，旁边放着火柴盒，里面有三根火柴，做试验就用这三根火柴。我那次做完试验，把没有用完的火柴连盒一起，很随便地扔进了垃圾桶里。在我们把试验器具送还管理员的时候，管理员问我火柴盒呢？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只说了一句，你要那玩意干什么？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句话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的管理员向我们的化学老师报告了。老师把我叫去，问我：“你发什么大爷脾气？”我是南方人，“大爷”这两个字我弄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位老师就是南开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叫杨石先，是西南联大的化学系主任。我从杨老师的态度、表情看出，这“大爷”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意思，于是我马上认错。但说实在的我并不明白错在什么地方。杨老师接着说：“火柴怎么扔掉了？你不知道现在国家正是抗战时期？火柴来之不易，下次你再扔掉，我就停止你的化学试验。”我连忙检查，并说我马上把火柴找回来，下次绝不会再扔了。

我们上晚自习，图书馆是在一个大房间里，上面挂一盏汽灯。这个房间太小，学生多，经常就没有地方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到外面的茶馆里面，花一个铜子儿，要一碗茶。这一碗茶，就可以让你在这里看一个晚上的书。茶馆里面熙熙攘攘，吵得很。但我们就是能静下心来读书、写作业。这个本领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在家里，小保姆看电视，我可以照样工作、读书，不受干扰。

那时日本飞机轰炸很厉害，简直拿它没有办法。我有一个同学是飞行员，我常常到他那个坐落在郊区巫家坝机场的航校去看飞机，这个航校就是国民党的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因为战乱迁到昆明的。同时，西南联大学校里有一些杂志，自己也看了一些，愈发使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学航空。

要说起我是怎样对航空感兴趣的，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

还是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听过这样的故事： 1927年，美国的一位飞行员查尔斯·A·林白驾驶一架飞机，从美国纽约到法国巴黎，独自驾机飞越大西洋，成为名扬四海的一个英雄。1929年，我们中国发大水，那次大水也是很厉害的，林白驾驶他的飞机，到中国来救灾。还是1929年，美国的一位海军中校名字叫伯德，乘飞机飞越了南极，轰动世界。从那时起，我就有了“飞机”这样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就是“英雄”的概念。

原来知道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航空救国”。那时， 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很出名的飞行员，在国内搞一些飞行和飞行表演。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认识。

我想到转系，向学校提出可以在航空系三年级多念一年再毕业。我拿了成绩单，去找当时我们航空系的系主任王德荣先生，这位老师后来到了北航，是北航飞机系的系主任。我对王先生说了，我要转学到航空系，来学航空。他接过了我的成绩单，但没有表态。

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研究昆虫的翅膀，总是爱琢磨，这个翅膀怎么会有双层的、有单层的？我自己收集了一些昆虫的翅膀，觉得很有意思，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道理，就用一个日记本夹起来。一个很漂亮的日记本，没有记日记，就夹着这些翅膀，还编上号，1 号、2号……

我就带着自己的这个本子，去给王主任看，我说： “王先生，请你看看这个，这是我收集的。”他接过去看了，连声说： “好、好，行、行、行，你就来吧。”我就这样上了航空系。

西南联大与其他大学有很多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民主空气很浓厚。我的老师中有一位叫刘仙洲，他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教授，是教我们机械原理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二年级，刘先生从香港过来，他把工学院的学生集合起来，给我们作报告，讲抗日的形势。他讲得非常有激情，讲得我们热血沸腾深受鼓舞。他说，我们念书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抗日救国！

还有一位金希武老师，他教我们发动机设计、制造，给我们介绍了国外发动机方面的很多新知识，包括欧洲大战中打下来的德国发动机是怎么回事。他总是跟我们说，这些东西，现在是很新的、先进的，但以后会有更新的东西出来。他反复告诫我们，一定要注意阅读一些科学技术方面有影响的杂志、刊物，随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他的这些话也影响了我一辈子。我不仅一直注意看书、看杂志，后来我到沈阳第二研究所主持技术工作，是副所长，也非常注重抓图书馆、档案馆和技术情报室这三件事。我记得，当时在六院范围内还开过现场会，介绍二所这方面的工作。我在二所做的这些工作，现在的同志也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师生们还组织起来，利用星期天的时间，下乡到农村，宣传抗日。虽然次数不是很多，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在机械系已经读完三年，又从航空系三年级起，多读了一年大学。

（原载《航空报国 心系动力》）

* 作者为中国一航集团公司科技委常委、顾问，我国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