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胡邦定（1946历史）

我1942年秋进西南联大历史系，到1946年联大结束，除中间休学一年，在新校舍住了整整3年。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胡邦定学长近影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一九三八年四月廿八日清华师生步行抵达昆明行进在近日楼前，旅程一千七百余公里，历时六十八天。

联大工学院大门，原迤西会馆。

西郊陈家营联大教授宿舍

住 宿

一年级刚进校时，文学院部分新生住在新校舍南区一幢坐北朝南的小楼里，楼上楼下各10间房，楼下每间放4张双人床，一屋8人。楼上无床，一律打地铺，8床铺盖紧密相连。愿意打滚的，可以从北头一直滚到南头。当时年轻，小的18，大的也不过20。一开始，确有人在地铺滚来滚去，因为从来没体验过这种生活，不免感觉新鲜。我有幸忝列其间。虽然不是“大被同温”，却称得上大铺同眠。

一年后搬到新校舍西区的学生宿舍，每间房放20张双层床，放在房间的两侧。两张床为一单元，中间放个用木板钉成的长桌，上面吊一盏暗淡的电灯。两张床一边临窗，一边是过道，并拉上旧床单或旧被面之类，以示自成一统，非自己人或熟人，一般不会进来。一个单元的床与另一单元的床紧挨着，中间同样用破油布或打行李的棉毯之类隔开。相邻床上的两个人靠得非常近，一翻身就能碰着，而且呼吸之声相间，但却互不来往，彼此不通姓名，甚至连面孔都不大熟悉。因为只有小单元里的4个人是自由组合的熟同学，别的单元的人往往既不同系，又不同级，互相都不往来的。

昆明冬天晚上也相当冷，宿舍不仅不生火，连门都是日夜敞着的。当时同学的行李都很简单，一般只有一床薄棉被。中文系同学王松声是从延安回来的。晚上睡觉时为了保温，把一切可加在被上的东西都放上，包括衬衫、裤子、毛衣、薄外套等等。同单元历史系张光琛同学提醒他：“还有一条领带怎么不加上?”大家都哈哈大笑。这种穷开心的玩笑，在同学间是常有的。说明联大同学在“一箪食、一瓢饮”的情况下，仍然不乏幽默。

1943年暑假，我通过亲戚介绍，到昆明一家公司打工，做些抄抄写写之类的杂事。一月下来得了600元法币。我全部用来买了一双车胎底的皮鞋，准备混个两三年。不料第二天晚上就有小偷光顾，把所有脱在地上的鞋都偷走了。只有特别细心又睡上铺的同学，每晚脱下鞋子就放在脚后头的人才免遭此难。在新校舍3年，虽只遇到一次小偷，但听到别的宿舍被盗的事却有四五回。当时多数同学“身无长物”，仍不免被偷，说明还有更穷的人在。

晚自习

联大学生宿舍灯光太暗，晚上根本没法看书。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到图书馆抢座，说抢，是因为图书馆座位不够。以我入学的1942年为例，文理法三院共有1600多名同学，而共用的新校舍大图书馆仅能容800人。粥少僧多，只有“抢”，才能有一席之地。图书馆每晚7点开门，6点一过，就有人陆续到门口等候了。大门一开，黑压压的一大片人蜂拥而入，那阵势却也相当壮观。“抢”图书馆的主要是男同学，女生挤不过男同学。挤进去之后，有人不仅自己占个座，还要用书本、笔记夹，乃至椅垫之类，为好友代占一两个座位。有的男同学为了照顾自己熟识的或心仪的女同学，每天特别殷勤地为她占个座。这无疑是比请吃“焖鸡米线”更受欢迎的“骑士行为”。

另一条出路是坐茶馆。在新校舍附近文林街一带有好几家茶馆。每家都有十多张方桌，可容五六十人左右。当时昆明电力超负荷，电压不足，根本达不到220伏。茶馆老板就用110伏200瓦的大灯泡，照得店堂十分明亮。泡一杯茶可以坐一个晚上。当然茶馆不像图书馆那么肃静。看书的、聊天的、打桥牌的各行其是。大概有一半人是认真看书的，部分人是边看书边聊天的，还有一部分人专心打桥牌。其中有人只是偶尔打一打；有人则是上瘾的，常打不厌。联大规定学生修业4年，要读132个学分才能毕业。我看有人打桥牌所费的时间，大概不少于40个学分。但这并不一定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就是在这种嘈杂的茶馆里，不少人坚持了自己在学术上的艰辛探索。

严格要求

联大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要求很严，一学年三门功课不及格就勒令退学，从不含糊。个别学生对梅贻琦校长严格执行考核制度颇有微词，曾有人在教室墙的外侧用粉笔写上“打倒梅特涅”几个字。他是用19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时，工人、大学生反对奥地利专制独裁首相梅特涅的名号来影射梅校长的。记得在一次全体学生参加的“国民月会”上，梅先生重申了学习纪律。并且说，国家在抗战时期办学，很不容易，学生如不勤奋向学，应当于心有愧。然后他气愤地说：“说我们是梅特涅，我们就是梅特涅!但考核标准绝不降低!”这件事我至今还留有鲜明的印象。

我是历史系的，大一读吴晗先生教的“中国通史”，他要求很严。记得学年结束公布考试成绩时，最低的只有12分，也有59分的，吴先生一丝不苟，毫不容情。

说到考试打分，还有一个故事。我三年级选修了刘崇教授的“西洋近代史”。学年终结公布考试成绩时，没有我的分数。我很奇怪，就去找刘先生。他很生气地拿出个用包袱包着的一沓卷子，并找出我的考卷说，你抄了另一位同学的。证据是有一题答案相同，而我写错了一个字。事实经过是，那天考试时我去得较晚，别的同学都在后排坐定了，于是我坐在第一排。不料还有比我晚的。一位平时从无来往的女同学一来就坐在我的右边。当我写完一张卷子时，她忽然把它抽去，不久又还给了我。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岁出头的人，当然不好意思举手报告：“老师，她抽去我的卷子。”老师就坐在我们前面看书，他不管，我自然也就不说什么了。不料因此不给我记分。刘先生一直是我尊敬的老师，这件事虽然不愉快，但我能够理解。毕竟他是爱护学生，从严格要求的原则出发的。

社 团

社团活动，是联大生活的一个亮点。文学、艺术、诗歌、戏剧、音乐、体育，各种不同爱好的同学各自组成自己的社团，也有为加强同学之间的联谊而集合在一起的，如“群社”。联大社团活动直接同全国乃至昆明的政治形势相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当时联大比较暴露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根据地下党的指示，纷纷转到云南的州、县隐蔽，多数是在中学当教员。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许多德高望重的爱国人士身陷孤岛，买不到机票离港。而蒋介石的连襟，时任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女儿，却占用极为稀缺宝贵的飞机，运她的老妈子、洋狗以及大量私人用品。大公报揭露了这件事，引起联大学生极大的愤慨。于是发起了“倒孔运动”，要求孔祥熙下台。这一下触动了蒋介石那根脆弱的神经，立即派大特务康泽到昆明来彻查，并要逮捕积极参与这一运动的进步学生。这样又有少数左派同学离校暂避。由于这两次事件，联大校内的政治空气就相对沉寂起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校的，当时社团活动基本停摆，歌咏活动也一样消沉。1943年下半年，外文系黎章民同学倡议，邀集12位男同学组成一个“僧音合唱团”，男女声高低音四个声部，各由三个男同学担任，我被编在女高音声部。当然，这只是按乐谱分部来唱，并不像京剧男旦那样要捏着噪子装女声。1943年下半年以后，下乡的进步同学陆续回来，校内气氛也逐步活跃起来。特别是1944年历史学会主办“五四晚会”以后，联大校内生意盎然，政治空气日益浓厚。到1945年就正式成立了“高声唱合唱队”，每星期二、五晚上练歌。我们唱的多数是以爱国、抗日、民主为主题的歌曲，如：“我所爱的大中华”、“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还有“茶馆小调”、“五块钱”、“古怪歌”、“民主是哪样”等等，也唱一些抒情歌曲如“红河波浪”、“都达尔与马利亚”、“红彩妹妹”、“幽静的岸滩”，还有洋文歌“A Song of Peace”、“Dark Eyed Russian Girl”等等。参加“高声唱”的主要是联大同学，也有个别喜欢唱歌的中学生。记得昆明学联举办过一次歌咏比赛，三名获奖者都是“高声唱”的，第一名是我们歌咏队最好的女高音陈水莲，第二名就是一位初中二年级女生，第三名则是联大的一个男同学。在“一二·一”运动期间，“高声唱”的同学走上街头，高唱《凶手，你逃不了》、《告士兵》、《告同胞》、《安眠吧勇士》等控诉和动员群众反对蒋政权的歌曲，还向群众教唱《送葬歌》，为四烈士大出殡做准备。

“剧艺社”也是联大非常活跃的社团之一。我不是社员，但我常看他们演出的许多感人的剧目。昆明基督教青年会在联大新校舍旁边有个“学生服务处”，里面有个极简陋的、用木头盖的小礼堂。剧艺社就利用这个场地，演出过许多独幕话剧，如《禁止小便》、《未婚夫妻》，还在校外演出过《风雪夜归人》、《阿Q正传》等等。“一二·一”运动期间，他们在街头演出近30场《凯旋》，那是王松声同学含泪连夜赶写出来的，剧情是讲国民党发动内战，使得父子在战场上互相仇杀的故事。情节真实，生动，感人至深。每次演出，观众没有不流泪的。反映“一二·一”四烈士之一的《潘琰传》，是郭良夫同学三天三夜不合眼赶写出来的，在昆明连演6场，座无虚席。这些不单是话剧，而是血与泪的控诉，既富于战斗性，也富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王松声、程法伋、郭良夫、肖荻、张定华、汪仁霖、胡小吉、裴毓荪、徐应潮、小西、温功智……都是剧艺社多才多艺的干将。这些人除了1946年毕业离校的，差不多都到了清华，因此又在清华展开了进步的戏剧活动。

大师风范

在联大读书，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大师如云。梅贻琦校长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证诸联大，最为贴切。联大确实一座大楼也没有，而大师之多，举国无匹，文、理、法、工学院处处星光灿烂，目不暇接。这也不奇怪，集北大、清华、南开三名校于一堂，自然人才济济。以大一新生必修的国文、英文两课的教师为例：教“大一国文”的有：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沈从文、浦江清、王力、陈梦家、李广田……等享誉全国的名家硕儒。教“大一英文”的，先后有叶公超、柳无忌、钱钟书、陈福田、莫泮芹、潘家洵、卞之琳、刘世沐、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诸先生，皆一时俊彦。新生一入学，就能亲聆自己慕名已久的大师的教诲，这无疑是令人兴奋而快慰的事情。

“伦理学”也是大一必修课，讲授者是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多次到国外讲学。一般会设想他一定是位洋派十足的教授。然而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位典型的国学老夫子的形象：戴深度近视眼镜，三寸长须，着蓝色长袍、黑马褂，足登中式布鞋，操浓重的河南口音，且时有期期艾艾的毛病。他讲课的内容主要依据他的名著《新世训》。因为联大没有能容全校大一学生的大课堂，只能在一片松树环抱的空地上讲课。他一开始就说：“当年孔、孔、孔子杏坛讲学，我们今天在、在这松林里授课……”他讲话节奏平缓，没有抑扬顿挫，但逻辑性很强。这景象和冯先生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听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则又是另一种感受。这位哈佛大学拿金钥匙的博士，时任联大法学院长，每次上课，他都着整齐的西服，打领带，手提一个大皮包。上课时间是上午10—12时，陈先生总是提前三五分钟就在教室门前散步，差一分钟左右就站上讲坛，然后准时开讲。由于选修陈先生经济学的人多，只能在离生活区较远的一个能容两百来人的大房子里上课。起初，每当快到下课的时候，有些同学惦着赶到食堂吃饭，不免有些躁动。陈先生就说：“我戴着两块表，绝不会误了你们吃饭的时间。”这种“安民告示”很有针对性，因为联大学生食堂一般只管午、晚两顿饭，许多同学是空着肚子来听课的。说到陈先生讲课，最大特点是清晰、洗练，没有多余的话，字字句句都让你听得真切。上世纪40年代刚进大学的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可谓一无所知。陈先生却能像剥竹笋一样层层剖析，从概念到理论体系都给你一个完整而明确的认识。比如他讲“边际效用”时，就举了许多实例，使听者易于理解。从这里联想到联大一直重视基础课的教育，给一年级学生上“普通物理”课的教授就有：吴有训、赵忠尧、郑华炽、霍秉权、张文裕、王竹溪等，都是一代宗师，物理学界的翘楚。其他系对基础课也大体类似。当联大学生是幸运的，幸运在能够领略和切身感受到群星灿烂的大师们的风采和魅力。

天时 地利 人和

西南联大办学八年，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且时有敌机轰炸威胁的情况下，取得举世公认的累累硕果，究竟是什么原因?许多专家学者对此作了分析研究，其基本精神也大体一致，只是侧重点有些差异。根据我的认识，似可集中到天时、地利、人和三点。

先说天时，没有日寇入侵，就没有三校联合南迁之必要，这是时势促成的前提。抗战造成生活困难固然是不利因素，但反过来也激励人们同仇敌忾、奋发图强、卧薪尝胆、共赴国难的意志与决心。郑天挺先生在《我在联大的八年》中说：“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业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的师生，大部分是这样的。”这一段话概括得非常好，说明师生共体时艰，是联大前进的动力之一。

再说地利。西南联大选址于昆明，是一项十分英明的决策。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在昆明，而是在重庆、成都或贵阳，就绝不会取得像在昆明一般的成就。云南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优势仍然存在，这是个十分重要的条件。由于云南省主席龙云与蒋介石政权的矛盾，他在政治上表现比较开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并保护了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等进步组织的活动，大有利于联大民主运动的开展，而政治民主与学术自由又是分不开的。

最后说人和。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是北方三所著名的学校，各有其深厚的办学传统和优良学风，骤然合在一起，却能融合无间，浑然成为一体。这首先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常委胸怀坦荡，团结一心，一切都不分轩轾的缘故。张伯苓是梅贻琦的老师，据说他曾对梅校长说：“你就戴(代)我的表。”这充分反映常委之间相互信任的亲密关系。全校教职员工虽然分别来自三校，但在教学和各项事务的分工上，则相互协调，亲如一家。各院系开课的老师也都是三校兼备。以我所在的历史系为例，给我们上《明清史》的郑天挺、《辽金元史》的姚从吾、《科学史》的毛准、《秦汉史》的钱穆、张政俍……是北大的；给我们上《中国通史》的吴晗、《西洋中古史》的雷海宗、《魏晋南北朝史》的陈寅恪、《中国近代史》的邵循正……是清华的；而给我们上《西洋通史》的蔡维藩、《西洋哲学史》的冯文潜……则是南开的。其他各系的课也无不如此。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联大得天独厚的地方。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而联大教师却能和衷共济，相得益彰，这不能不归功于大师们高尚的学养和情操。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这是联大团结协同精神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选自《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40、41期，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