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历史上，老清华长期以卓越的教育质量而闻名遐迩，培养过成千上万的毕业生。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历史上也出现过相当数量的“未毕业生”，其中不乏各路才俊，不少人甚至成就卓著、蜚声中外。

清华初期的“未毕业生”

1911年，清华学堂正式开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京中混乱，清华也随即停办。部分学子他就，其中吴宓和张志让等考入沪上的圣约翰大学。1912年4月，清华复学，吴宓等回校重拾学业，但张志让却并未北归，而是留在上海继续就读，毕业后留学美、德等国。1921年后，张氏回国后任北洋政府司法部参事，后历任北大、东吴、复旦等校教授。在堂弟张太雷影响下，他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共和国成立后，张志让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并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学院教授。1954年，他参加制订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张志让（中）

1912年9月，清华爆发学潮，美籍教师无理辱没因病缺考的中国学生，激起公愤。学生推举了10名代表出面交涉，反酿致更大风波。最后，学校要求涉事学生“签名悔过”方可复学，部分学生却认为无过可悔。由此，清华一下开除了几位未来的优秀人才。这其中，至少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何鲁）和两位著名诗人学者（文史大家刘永济、“碧柳诗人”吴芳吉），实属可惜。

数学家何鲁、文史大家刘永济、“碧柳诗人”吴芳吉

其中，刘永济、吴芳吉与吴宓均为好友，相互之间多有切磋，他们虽在清华挥别，但日后始终多有联系。另有部分学生顾及学业，表示“悔过”，继续在清华学习。其中就有陈达和吴宓等。不过有意思的是，1916年，吴宓毕业时因体弱而未能通过严格的体育考试，被留校一年，在文案处任翻译员，次年才予放行赴美；他的另一位知交汤用彤，则因医治沙眼未能成行，也被留校任国文教员，并兼《清华周刊》总编辑，随后方得放洋。几年后，二人才得以在哈佛园重聚。

哲学家汤用彤（右）

过渡时期清华的“未毕业生”

1925年，清华学校改制，新设大学部和国学院，留美预备部则停止招生。自此，清华正式向一所正规大学过渡。此后，许多人纷纷报考清华，或转学进入清华。但也有人因故作别清华，其中头一年中就有张光人。1925年夏，张光人考入当时被许多青年尊为“文化圣地”的北大读预科。但他在北大得不到满足，翌夏又插班考入以“新鲜健康”驰名的清华英文科。进入清华后，他觉得清华环境确实清新，胜于北大。张光人在清华也参加过政治活动，但感觉甚为寂寥。而对学校规定的功课，张光人没兴趣，上课更觉吃力。正在无所适从之时，北伐军占领了湖北，南方的革命热潮澎湃，他与人商量后，毅然决定弃学奔革命。临行前，为了办手续，张光人去找当时清华的教务长梅贻琦。梅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劝他留下来安心读书，一样会有前途。然而人各有志，势难再挽，此时的张光人去意已决，没有听取苦劝。1926年11月初，张光人与北大的同学朱企霞一起离京南下，回鄂参加革命。

大革命退潮后，张光人也意气低落，彷徨无路，乃于1929年东渡日本继续学业；1933年，张光人因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后，他逐步以“胡风”的笔名而声名鹊起，蜚声中外。鲁迅非常欣赏胡风的人品与思想，二人过从甚密。胡风一度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并迅速成为左翼文坛中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之一，在翻译、诗歌创作等方面颇有建树，被誉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作为左翼文坛的领导者之一，他发掘、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优秀作家、诗人。抗战期间，他所创办的《七月》，就网罗了一批新老名家，成为蜚声一时的“七月派”，其中就有不少出自清华（联大）的新人（如吕荧），甚至连沈从文的爱徒汪曾祺也曾在该刊露脸。新中国成立后，胡风成为文艺界的头面人物之一，却也因种种缘故而备受坎坷。

文学家胡风

在清华来去匆匆的还有徐铸成。1926 年徐铸成凭借他人文凭进入清华，开始学习生涯。然而不久，作弊一事败露，他被学校除名，为此梅贻琦曾与其面谈。稍后，徐铸成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29年，徐铸成奉命到太原采访冯玉祥、阎锡山，时逢两人酝酿反蒋，中原大战在即，徐初次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政治新闻，写成一系列优秀通讯、电讯，深受胡政之、张季鸾褒奖。1938年，徐铸成赴沪出任《文汇报》总主笔，一举成名。1939年7月《文汇报》停刊后，他重返《大公报》，历任港版编辑主任、桂林版总编、沪版总编。1949年，徐氏应邀“知北游”，参加政协会议并成为首届政协委员候补代表，随后主持《文汇报》在沪复刊。

1980年的徐铸成

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黎东方也有类似经历。黎东方出生于江苏东台举人之家，少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后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攻读史学。但他同时也在国学院追随梁启超，为梁氏最后及门弟子。黎东方未及毕业就离开清华，后留学法国，1931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付以“最荣誉记名”。1931年8月黎东方回国，同时在北大、清华主讲历史、哲学；1937年至开封，任东北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任职，并常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课。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教授生活极为困窘。到1944年，黎东方的日子也不好过，“一个月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种窘况下，很多知名学者都无法专心治学，为了养家糊口，他们都各显神通。昆明的冯友兰在卖字，闻一多在治印；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就想到了卖票讲史。他凭借广泛人脉，租了场地、刊登广告，开始讲史。

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在重庆的黄家垭口实验剧场，卖票“品三国”，每张门票定价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这在当时已属高价，没想第一天居然就来了300多名听众。黎氏连讲十日，场场爆满，门票收入相当于他做教授几年的薪水总和。这次意外的成功之后，黎东方讲上了瘾，老百姓也听上了瘾。黎氏所讲内容越来越广，所去之处也越来越多。黎氏“讲史”艺术精彩绝伦，内涵丰富，他也因其诙谐的风格，被誉为“现代东方朔”、“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成为文化界一时美谈，不少学界大佬也不由得对其刮目相看。其老友、历史学家邓广铭赞道：“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到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黎东方主治通俗历史，虽在学界不受重视，但他仍是个严肃史家，在坊间极负盛名，在英国更有“中国之汤因比”之誉。抗日胜利后，黎应赛珍珠之邀赴美；1954年，他与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黎氏晚年定居美国加州，专注写作，直至1998年病逝。

历史学家黎东方

与大学部并存的还有清华国学院。这一时期，清华国学院负有盛名，招收了不少优等生。但其中很多因故未毕业。其中有个叫吴金鼎，是李济在国学院唯一的嫡传弟子。中国考古界，老辈中有著名的“四堂”，新辈中则有知名的“二鼎”：一个是吴金鼎，一个是夏鼐，两人都出身于清华、都曾受益于李济的指导。1928年春，吴金鼎两次前往山东章丘龙山镇作调查，1929年又先后4次前往调查龙山镇城子崖的遗存，经发掘、研究，命名为“龙山文化”。这一发掘与命名，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说吴金鼎是清华国学院注册而未毕业的校友的话，那么蔡尚思等人则是国学院未注册而同样卓有成就的学子。蔡尚思乃福建德化县人，1925年夏，看到上海报章载有关于清华国学院招生的消息，便不顾父亲逼婚和家贫如洗，毅然决意独立冒险北上。他本想投考清华国学院，由于家庭阻挠及闽南战事，又因路途遇匪仗，等他只身抵京时，早已耽误考期。心急如焚的他通过吴宓引荐，拜见了国学院导师王国维，他向王国维学习治经，又向梁启超求教。梁读到其关于先秦诸子的书稿后，回信赞其“足见深思，更加覃究”，并极为鼓励其成“一家之言”。蔡尚思自此立志“专治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学墨子的“先述后做”，成一家之言。蔡尚思遂拜梁为师，开始他的思想史研究道路。蔡氏在清华旁听，与任公过从甚密，颇得真传。在清华学习一段时间后，他一面去北大自由听课，一面考入孔教大学研究科。在京期间，他还曾向陈垣等名家拜师问学。在蔡元培举荐下，蔡尚思登上了大学讲坛，日后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1978年，蔡尚思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直至1986年以81岁高龄退休，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高年龄的副校长。

在那个时代，在许多青年学人奋斗和成长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梁启超、胡适等前辈名流的热情援手。当时的知识共同体如此宽松、包容，当时的许多文化领袖如此识才、爱才，此种文化生态，不能不令人动心。

清华园中来去匆匆的文艺名家

南京政府成立后，清华大学在罗家伦治下改组为国立大学，水准迅速跃升；尤其是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随着清华水准和声誉的急速猛进，越来越多的尖子生报考清华。此时，清华的学术环境、生活环境极好，令人艳羡。随着制度的日趋规范和完善，纯粹因为学业原因而被清退的学生大为减少，学生们主动或被动的退学，往往另有情由。

但在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之初，就有一位学生主动退学，他即日后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张岱年。张岱年于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但不堪忍受罗家伦所倡行的极为苛严的军训，退学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32年张岱年大学毕业，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很快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哲学家及哲学史家。

另有一位著名的“未毕业生”，是当时全校闻名的外文系才女兼美女姚锦新。姚锦新，生于上海，幼年丧父，自小聪慧好学，能歌善舞，音乐天赋极好。姚锦新中学时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一所著名的贵族学校），在校八年中受到了极优的西式教育，其英语水准出类拔萃；更幸运的是，她还在良师指导下奠定了钢琴艺术的扎实基础。1930年，姚锦新考入清华政治学系，次年转入外文系。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她继续醉心于钢琴。

姚锦新自入清华始，就已是影响一时的风云人物。同班同学季羡林曾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姚锦新很有名，清华曾经选过校花，我入学后，不选了，姚锦新就属于未经加冕的校花，她会弹钢琴，有些花花公子整天围着她转，比如她弹琴，总有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士为她掀五线谱，我这样的野小子，土包子，当然够不上她的边，连话也没讲过。”为了能真正踏进音乐的圣殿，姚锦新在1932年忍痛中断了在清华的学业，漂洋过海，奔赴歆慕已久的音乐之乡德国留学深造。

五度春秋后，姚锦新以优异成绩从柏林音乐学院毕业。翌年，她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1940年春暖花开时节，姚锦新抵达香港。是时，故国正硝烟弥漫，在此乱世飘摇之中，香港几乎是个太平安适的“和平绿洲”。随即，她举行了一次钢琴独奏会（这也是她首次举行音乐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由此认识了乔冠华博士。乔也是清华出身，也曾留学柏林，也对古典音乐造诣深湛。姚在柏林学音乐时，乔也在柏林学哲学，只是从清华到柏林再到香港，绕了大半个地球，他们才相识。一个才貌双绝，一个风流倜傥，这对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之间有了一种别样的情愫。可惜，彼此的好感未及升华就擦肩而过。不久，姚锦新赴美留学。从此二人相隔太平洋。姚锦新进入耶鲁大学学音乐，未久，她又被迫决定立即回国。正在等候回国船票的日子里，太平洋战争爆发，姚锦新自忖归国无期，只好暂居一位女友家中，岂料她就在那里邂逅了青年陈世骧。这次邂逅改变了她的一生。陈乃北大当年的高材生，一表人才，风度不凡。在短暂接触中，姚锦新为陈的外貌和滔滔不绝的辩才所吸引、所征服。几个月后，二人就在华盛顿举行了婚礼。消息传来，乔冠华无限神伤。

婚后，他们来到旧金山。1943年，她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作曲和音乐理论。因感情不合，二人在顾孟馀和汤用彤主持下正式离婚。此后，姚锦新返国，先在清华任教，旋入解放区华北大学音乐系执教。到20世纪50年代，姚锦新已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名教授，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女钢琴演奏家，在相当长时期内，她叱咤中国乐坛，许多当代著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都曾深受她的教泽。

姚锦新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花鼓》封面

与此同时，乔冠华也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外交才子”。1971年10月，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联大会议，载誉归国。而此前的5个月，陈世骧已在美国悄然病逝。只是，此时的乔、姚已在各自的道路走了太远，他们早已有各自的人生,不便再见。离休后的姚锦新，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小院里安享晚年，直迄阖目。有意思的是，姚锦新以肄业生身份离开清华，乃弟姚克广也同样以此身份离开清华；他日后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姚依林。

这期间，清华还有一名“未毕业生”日后成为成就卓著的文艺名家，那就是何其芳。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他1930年考入清华外文系，但不出半年，就由于没有高中毕业文凭而被学校开除。失学期间，他还经历了一次“无希望的爱恋”。在失学又失恋的双重煎熬中，他阅读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直到1931年秋才被北大破格录取。进入北大后，何其芳很快迎来了创作的高产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佳作。1931年秋，年方19的何其芳发表《预言》，一举成名，成为诗坛新秀之一，出版了《燕泥集》和《画梦录》等著作。1938年，何其芳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共。此后，他一度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及朱德的私人秘书。由于受到器重，其文风大变，充满时代的革命强音。延安时期，何其芳的写作重心逐步由文艺创作转入学术研究。此后，他曾两次被派往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此时他主要从事文学批评、研究和教学工作。后来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何其芳措辞激烈，与胡风公开交恶。但何本人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被打为“走资派”。

稍后于何其芳，还有几位学生曾在清华短期学习，日后成为著名作家，其中有端木蕻良、黄秋耘等。

在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未毕业生”

到1930年代中期，随着政治风潮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清华学子投身革命运动。因政治因素主动或被迫离开清华的学子也大幅增多。这在当时甚至成为常态。而其中许多人物在社会运动中得到长期历练，日后也成长为政学等界的知名人物。

1930年夏，有个叫胡鼎新的青年考入清华物理系，因其喜欢文科，入学后随即转入史学系。当时中国政局变幻，各种思潮风起。胡鼎新进清华后，一面读书，一面参加社会活动，入学半年后即于1930年底加入了共青团。之后，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各项革命，鼓动同学直接投身革命运动。然而不久，他的身份暴露了。时任代理校长翁文灏找到他，劝诫道：“你现在演的戏太危险，会使戏台倒塌。我作为校长，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交出你的组织名单，保证在学校里不进行那些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大学。”他选择了后者，于1931年8月离校，成为职业革命者，担任了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西郊区委书记等职，并在“九一八”事变后参与领导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他因所谓“同情‘托派’分子”，被调离岗位。

胡鼎新回到家乡盐城后，于1932年加入中共。在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中，胡鼎新准备再赴北平继续革命。但迫于父命，他只得继续求学，于1933年秋进入浙江大学插班读二年级，并继续开展政治运动。1934年底，校长郭任远以成绩不及格为由，将胡鼎新等十余名进步学生开除。胡鼎新不为所动，继续留在浙大开展革命工作，直到1935年10月才离杭赴沪。抵沪后，因受周扬欣赏，他被委以重任，迅速成长为党在上海工作的领导者之一，并以“乔木”为笔名而为人周知。1937年夏，胡乔木抵达延安，此后长期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抗战时期，胡乔木与其盐城同乡、清华校友乔冠华并称一南一北两个“乔木”。

与胡乔木在清华的经历类似的是陆璀。陆璀1931年在邹韬奋建议下考入东吴大学，次年考入清华社会学系。1935年，陆璀担任了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一二·九”运动当天，陆璀手持大号筒，站在西直门外的站台上，向广大民众讲话。她的这一形象被拍了下来，并作为这次运动最具代表性照片而广泛流传，被誉为“中国的贞德”。“一二·九”运动的报道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也把陆璀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迫于当局压力，清华将陆璀开除，并送至他处加以保护。从此，她投入了更大的革命高潮。1936年，她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并加入中共，同年9月她受全国学联派遣，到日内瓦出席首届世界青年大会，把中国学生的战斗呼声带到了世界讲坛。1938年底，陆璀在法国工作时结识了饶漱石，随后结为夫妇。建国后，陆璀曾任全国妇联常委兼国际工作部部长等职。

“一二·九”运动中的陆璀

宋平于1935年转学考入清华化学系，并于1936年春开始参加革命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宋平随校南下长沙，并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当学校西迁昆明时，宋平并未随行，而是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直接赴延安参加了解放区的革命工作。1938 年至1947年，他先后在延安、重庆和南京工作，在渝、宁工作期间还担任了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

清华大学化学系建系90周年时宋平到访

与宋平同龄的姚依林，则在上海读高中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后，他在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11月，姚依林加入中共，并先后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1935年，华北危在旦夕，姚依林和黄敬、郭明秋等人具体组织和直接指挥数千名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随后又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1936年5月，姚依林奉调至天津工作，后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日后，他在彭真、聂荣臻等同志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工作。

陈云（右）与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姚依林（中）、副主任宋平（左）

在这一时期投身革命的清华学子中，熊向晖（原名熊汇荃）是个极为传奇的人物。熊向晖于1936年秋考入清华国文系，此后很快由官宦子弟转型为革命青年。是年12月，在国文系学长蒋南翔和物理系学生杨学诚介绍下，熊向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领誓人为张承先）。七七事变后，熊向晖于11月赴长沙临大报到。当时长沙正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蒋南翔向周恩来推荐了熊向晖报名参加。由此，他接受组织指示到胡宗南部“服务”，开始了为期12年的地下工作生涯。熊向晖以超人的智慧和胆识，巧妙地送出许多重要情报，屡立奇功。毛泽东盛赞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则称他为党的情报工作战线上“一人能敌万千军”的“后三杰”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长期从事统战和外交工作，深受周恩来倚重，在诸多重要外交场合中均以“总理助手”的身份出现。“文革”期间，他参加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1年的访华会谈，及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会谈，为中美建交做了大量工作。1971年，他还担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代表。

在清华有类似经历的还有陈舜瑶、杨述、韦君宜、吴承明、陈其五（刘毓珩）等人。此间，不仅大批清华学子因为革命工作而放弃学业，北大、燕京等北平名校也有一批热血青年为了革命而中止学业，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各界优秀人才，如北大的邓力群、陆平、袁宝华，燕京的黄敬、黄华、龚澎等，日后大都成为中共的重要干部。

新中国成立之初，因社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许多清华学子中止学业提前参加工作。其中就有个冀朝铸。冀朝铸乃冀贡泉之子、清华校友冀朝鼎的弟弟，他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于1950年毅然放弃在哈佛大学的学业，回到祖国，转入清华化学系学习。1952年，因对美谈判的需要，精通英语的冀朝铸提前离校，赴朝进入工作的第一线。这位极为优秀的青年才俊，未能成为清华的正式毕业生，但日后成了“红墙第一翻译”，也是外交翻译界教父级的巨公。

外交家冀朝铸

那些“未毕业”的研究生和留学生

当时，清华还有一个普遍成为“未毕业生”的群体，即清华的研究生及留学生。其“未毕业率”居于各类学生之首，其比例甚至低于毕业生不足三成的国学院。当时硕士毕业生非常少，其中社会学系办学多年，只培养了一名硕士，即费孝通。

清华研究院于1930年开始招生，迄于1952年，入学者甚众，而毕业者寥寥。据初步统计，当时清华研究生约有3/4未能毕业，更未获得学位。如1930级研究生罗香林、姜书阁均未毕业。同年，被录取为研究院新生的还有南开大学毕业的陈省身与吴大任；陈是中规中矩入学并顺利毕业，而吴的经历更显曲折。他考上后，因家贫向清华申请保留学籍一年，自己南下到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任助教。1931年秋，吴大任回到清华，再度与陈省身同窗。1932年秋，吴应恩师姜立夫之邀回南开任助教，从此再未回清华就读。1933年夏，他顺利通过首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考试，赴英攻读博士，日后成为知名的数学家。

数学家吴大任

杨绛从东吴大学转学到清华，1932年本科毕业后考入外文系攻读研究生。此间，她与外文系本科生钱钟书相识相恋。1933年,钱钟书毕业赴上海任教，杨绛也未及毕业就离校。1935年夏，杨绛与钱钟书在无锡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不久二人即同赴英伦入牛津大学留学深造。

此外，清华研究院1933级研究生的吴组缃、石璞、万家宝（曹禺）、王宪钧、周辅成、朱庆永、徐敦瑜、许宝騄、赵九章、傅承义、胡乾善、孙增爵等，也大都未毕业。

由于当时清华相对宽松的制度，有不少学生前来借读或旁听，清华还有一个为数相当可观的“编外学生”群体，其中有游学生、旁听生和临时借读生等，他们在清华的学业大都属短期和非正式的性质，但清华的经历对其往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是当时的外国留学生群体。作为民国时期国际交流最活跃的高校之一，清华的外藉教师为数众多，但该校的外国留学生却始终不多。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在清华的外国留学生前后总计约有三四十人。这批学子在清华大都不甚活跃，也几乎都未毕业，但其中的确有日后成就卓著者，其中最有名的是在清华研究院就读过的费正清。二战后，正是因着费正清等人的推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强势崛起，压倒了法、日等老牌的汉学研究强国，成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首席基地（巧合的是，抗战胜利后，正是在费正清和金岳霖的举荐下，清华校友陈梦家和赵萝蕤才获得燕京学社的资助去美国访学并取得丰硕成果的，而赵正是他在清华研究院的院友）。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环境

真正的精英教育，就必须保持“低录取率”和“高淘汰率”。作为民国时期精英教育的典范，老清华在人才培养中就始终保持极高的淘汰率。而这，也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清华学子中注定不可能成为清华毕业生。然而，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老清华历史上的未毕业生的比例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他们呈现明显的群体特征和代际特征。建校的最初20年内那些优秀的“未毕业生”们，日后以从事的专业领域居多，这与当时清华的精神气质和办学取向非常吻合。而“九一八”事变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国难的加深，越来越多的清华学子因革命事业而放弃了学业，日后在党政领域服务的校友也随之显著增多。

老清华的未毕业生，除了大多数因学业不合格而被依规淘汰的外，大致可分四种情形：一是因学历资格原因被迫退学的，如徐铸成、何其芳等；二是校内学潮而被开除的，如何鲁、刘永济、吴芳吉等；三是各人自动退学的，如胡风、黎东方、姚锦新、唐明照等人及楼邦彦、张宗燧等研究生，其主要原因是出国需要；四是由于政治原因或革命需要而主动或被迫终止学业的，如朱理治、胡乔木、姚依林、宋平、李昌、杨学诚、熊向晖、康世恩、荣高棠、张承先等，此类离校浪潮尤其集中于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前后至1938年初长沙临大期间（尤以临大前后为高潮），以及抗战后期至解放初。这批人物日后相当一部分都成为党政各界的高级干部，其中有的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跻身核心决策层（当然，此间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下，还能坚持完成学业的学子，也大有人在）。在日后中国的政学等界，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曾有过一个个并不显眼、但非常重要的清华校友群。在新中国的政坛中，就曾有多位清华出身的人物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世纪80年代曾跻身中央高层的清华校友中，胡乔木、宋平、姚依林都同期跻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都是抗战前在清华开始投身革命运动历练出来的，都是老清华的“未毕业生”（同期的胡启立同志则曾在新清华工作过）。此外，此后曾在老清华就读过的王汉斌、朱镕基等同志，日后也成为政界重要人物。

一般而论，学生是否能顺利完成学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有个别学生不能正常毕业，恐不足为奇；但名校学子在特定时期有如此高的“未毕业率”，的确可以反映出某些深层次的问题。这至少可以表明以下几个事实：

第一，当时如此高的“未毕业率”的确是与当时的清华所力行的精英教育的高淘汰率有密切关系——当然，那些因为学业不佳而被淘汰的学子，基本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第二，当时的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广大学子难以全心求学。这是造成当时许多优秀学子未能顺利完成学业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这与当时的学术环境及整体的社会环境有关。那时教育尚未大众化，高等教育尤属精英教育，教育与就业挂钩不甚紧密。学子们即便享受了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也常常“毕业即失业”，所以许多人并不特别在乎文凭。总体上，当时社会风气急功近利的倾向尚不是很明显，社会风气和用人机关比较认可真才实学。同时，当时的教育学术体制（包括学位制度）亦较宽松和灵活，而国内的学术共同体也较为包容，流动性强；高校教职对文凭、证书等形式性的东西并无太多刚性、刻板的要求；甚至许多知名学府在选聘教师时，也对那些无显赫学衔而有过人才华的人才网开一面，甚或“法外开恩”。在此环境下，学人和学子们也很少迷信文凭、学衔，他们更在乎的不是各种形式和名头，而是实力和实绩；他们更注重自己的兴趣和抱负，不会为眼前某些世俗因素所惑所扰。

如著名学者朱谦之在蔡元培时期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那学风活跃、人才辈出的环境下，他读书期间极为刻苦，博览群书，转益多师，并发表了若干高水平作品。但他认为，自己读书是为求学问，不是为文凭，他自己不愿参加考试，甚至入学不久就建议学校“废止现在学校考试制度”，还在北大第一次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对此，北大校方的表态是：学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北大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允许学生不参加考试；但北大为了检测自身教学成效，不能取消考试；如果学生不参加学校考试并成绩合格的话，学校将没有理由对学生授予学位。朱氏对此并不上心。此后，他本人果然未正式毕业就离开北大，此后往返游学于各地。1923年厦门大学聘其为讲师，此后黄埔军校又聘其为政治教官。1929年，他获中央研究院资助赴日本进修两年；1932年回国后，即长期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曾长期兼任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历史学部主任等要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朱谦之重返北大，任哲学系教授。——可以说，北大“肄业生”的身份对朱氏日后的学术生涯和获得学术行政职位，几乎毫无影响。

史学理论家朱谦之

应该说，类似现象，在那个时代绝非个别。清华国学院的几位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都没有正式学位。华罗庚更是典型，他通过自学成才而受到奖拔，成为世界级学者。在北大，钱穆、沈从文等也没有可观学历而同样获聘，并成为名重一时的教授。

“将相本无种”，“英雄不问出身”。人才的成长道路，总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越是在健康、包容、开放、有活力的社会中，人的成才之路就越宽松、越宽广、越多样。学校的平台和培养固然重要，但个人天资、努力以及机缘都同样不可忽视。这些清华学子虽然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毕业，但经过自身的奋斗而取得了突出成绩。

当然，学科差异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是存在的。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学子来说，是否毕业，对于他们能否尽速顺利进入学术界谋职的确有所影响，但对他们日后中长期的学术成就而言，影响则很有限。显然，后学生时代的努力，才是其成名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而对理工科学子来说，一旦离开学校，若无机会出国深造，基本上已不可能在原有专业领域内有大成就。至于从事社会政治运动的青年，他们主要需要在社会大舞台上历练和成长，清华作为一个教育学术机构，对他们的职业发展，意义就更有限了。

在回顾清华历史的时候，这个庞大的群体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意涵，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