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满足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需要，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就是在中国内外形势最为严峻、生存条件最为艰苦恶劣的八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却在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方面创造出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奇迹。2020年1月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在了解西南联大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的光荣历史后，习近平深有感触地说，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深刻启示我们，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艰苦简陋的环境，恰恰是出人才的地方。我们现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激扬爱国之情，立牢报国之志

2018年5月，习近平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感情，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西南联大留给世人的不仅是辉煌的校史，更有丰富的精神食粮，这就是爱国、科学、民主。尤其在抗战的烽火连天之中，爱国恰恰又是这个占据中国学术高地的大学最鲜明的旗帜。

“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北大、清华和南开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爱国之情。7月14日，潘光旦、沈履、郑之藩等人联合北大等校教授密电在庐山与会的校方代表，“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敌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此后，国民政府做出了南迁组建临时大学的决定，考虑到承续国家文化命脉的重要性，三校教师背负着逃亡的屈辱纷纷南迁。

“水击石则鸣，人激志则宏”。在抗战时期，作为“授道解惑”的师者，联大教师将激扬学生爱国之情，立牢其报国之志贯穿于校园文化。

首先，著书立说，以激发抗战斗志。抗战的防御阶段，由于国民政府抵抗不力，国中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悄然兴起。联大教师针对这些消极文化现象展开有力的反击。历史系教师整编教材，先后推出了《国史大纲》《中国史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清史探微》等经典史学名著。

其中，钱穆起笔写《国史大纲》的时间为1938年后半年，此时正值国内投降主义迎风而炙的危急时刻。他放弃自身学术兴趣，专心于通史的撰写，一年乃成。在书的“引论”中，钱穆立场分明地对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并恳切要求国人树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与尊严，保持对自身文化与历史的基本敬意。史学家牟润孙在评论《国史大纲》时说：“读钱氏之书，当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热血沸腾，奋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

哲学家贺麟则对文化虚无主义展开了反击。他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实为文化危机，因此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己任。1940-1941年，贺麟先后发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五伦新解》）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前文开始提出“新心学”的基本思想，后文则集中体现了“新儒学”的思想。以此为基础，贺麟创立了以“新心学”为核心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努力复兴儒学，以解决当时的民族危机。尽管贺麟的哲学思想体系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但他主张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使中西文化相融合的观点，则正面回击了文化虚无主义的谬误。

其次，制定校歌校训，以激越抗日热情。联大开校不久便成立了以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在内的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由罗庸、冯友兰作词、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被确定为校歌。该校歌分为两阙，上半部分陈述联大由来，国恨时艰，词云“绝缴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下半部分则表达了联大师生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念，词云：“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校歌抛开雄洪激扬的曲调不谈，仅字面意思便有催人奋进、激越爱国主义情绪的深厚力量。

作为流亡大学，联大不仅是书本知识的传承者，更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标杆。正因为如此，1938年11月26日，联大第95次常委会议决：该校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其中，“刚毅”用以承继三校教育的宗旨，而“坚卓”二字则代表着民族国家对学生道德和价值养成的期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强音。

翻阅这一时期联大师生的日记和回忆录。亡国的阴影、战争的残酷，以及经济条件的恶劣，使联大也存在师生流失的情况，且在校的师生中也不乏悲观、颓废之人。但是，中坚力量却始终坚守使命和责任，激扬爱国之情，最终立牢了师生的报国之志。因此，学生在勤奋读书之余，也通过举办文化补习班、壁报和社团活动等各种渠道开展宣传，将爱国主义情绪传递给后方群众。

砥砺报国之行，践行爱国情怀

习近平认为，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好学生的标准亦是如此。对于西南联大的师生而言，在抗战最为艰难的环境之中，要将一腔爱国赤诚化为报国之行动，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和牺牲。

首先，南下就职求学本身充满波折与崎岖。清华大学刘文典、陈寅恪，北京大学郑天挺、罗常培等人的西南之行一开始便受到日方及汉奸的阻挠，颠沛流离，辗转多地才得以上任。尤其是刘文典，素有“狂士”之称的他，在摆脱日方纠缠后，自天津乘船到达香港、越南，耗时两月余才进入云南，待步行抵达蒙自时，本人已是衣衫褴褛，消瘦不堪。当然，其他师生进入云南的道路也不平坦。由于战争的威胁，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不久便被迫西迁。如此一来，就有11位教师携250多名学生经陆路入滇。全程横跨湘、黔、滇三省，计3500华里，徒步历时68天才抵达目的地。

其次，战争年代治学和谋生无不艰难。到云南后，师生们并未到达治学求学的乐土。联大设施之简陋并未给科研和教学带来太多阻碍，而生活上的清苦，特别是吃饭这一生存问题却成为师生共同面对的危机。随着全面抗战爆发，物价飙升，联大师生们的生活每况愈下。据经济系教授杨西孟调查，若1937年大学教授工资为350元，则到1943年实际购买力仅有8元左右。梅贻琦夫人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教授的月薪在1936-1939年还能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能够半个月之用。朱自清最窘迫时竟身着赶马人才穿的毡斗篷，白天为衣，入夜则为被褥。华罗庚与闻一多两家共14口一度挂布而居，有诗为证：“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在饱尝生活艰辛的同时，战争的威胁并未远离联大。1940年10月13日、1941年8月14日，联大先后在日军空袭中遭受重创。校舍及各种资料被毁的同时，部分师生遇难，闻一多、华罗庚都在轰炸中经历生死考验。然而，正所谓，苦难砺志，多难兴邦。在日军轰炸中，联大师生反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激情。如朱自清所说：“敌机的轰炸是可怕的，也是可恨的；但是也未尝不是可喜的。轰炸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凭他在那个角落儿里，都认识了咱们的敌人；这是第一回，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民族，有了一个国家。”梅贻琦在告校友书中也指出“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灭此凶夷。”事实证明，联大师生确实在抗战的艰难困苦中、在侵略者的轰炸中越挫越勇，努力践行爱国情怀。

首先，福利待遇微薄而教师阵容强大。尽管赴滇之路历经磨难，在滇治学求学也充满了挑战，但西南联大在短期内就汇集了中国学术界的精英，可谓大师、名家齐集。历史学有陈寅恪、吴宓、吴晗等；哲学有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数学方面有陈省身、华罗庚等；物理学方面有周培源、吴大猷等。截止联大结束为止，先后到联大执教的教授有290余人，副教授48人。其中不少是自世界知名院所而赴国难者，包括德国汉堡大学数学博士陈省身、英国剑桥大学哈代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华罗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范绪筠等。据联大1940、1942-1944、1946年教授出身统计显示，他们中间高达80%以上都有留学经历，而一半以上都来自升平的美国。如此强大、豪华的教授阵容，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其次，科研条件简陋而产出成果丰硕。如郑天挺所说，“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从实际情况来看，联大不少教师的代表作、成名作正是在抗战最艰难、生存最窘迫的时段产生的。朱自清在联大八年，独立完成了《诗言志辩》等七部著作；陈寅恪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岳霖出版了《论道》，完成《知识论》的10万字稿本；冯友兰完成了“贞元三书”，即《新世训》《新理学》《新事论》。学者们的丰产成就了联大的学术地位，在1941-1943年国府教育部科研成果奖中，除冯友兰和陈寅恪的成果外，联大还有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周培源的《湍流论》等共计20多项成果在列。

其三，就读环境艰苦而勤奋读书不辍。由于战争阻隔了交通，联大学生的生活更为艰难。“每天的伙食费仅一角”，一天两顿以大饼糙米饭充饥。为了生存，从家教到报童，甚至夜间打更的活计，联大学生均一一尝试。然而战争的逼迫，谋生的艰难也使得联大学子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晚七点不到，图书馆外便排出了长龙，门开一拥而入，“抢位子，抢灯光、抢参考书，”有人在争抢过程中，挤烂了书、笔记本，甚至手指头。“教室里有人隔夜就有占位子的”。学校附近的茶馆、云大图书馆，以及学校后面的山野沟地都成为学习的场所。校舍被炸后，在图书馆打伞看书便成为联大的一道盛景。

由此可见，联大学术报国和读书报国的道路并不平坦，而师生在砥砺前行的过程中终究未辱使命。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挺身前线杀敌固然可敬，但联大师生爱岗敬业和勤奋读书何尝不是在履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更何况联大师生直接入伍，参加远征军、八路军，或以技术专长服务于抗战的更不在少数。

怀忧国忧民之心，谋国民幸福之途

习近平曾对当代青年提出六点要求，其中就包括：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全面抗战打响之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阶级矛盾。据联大学子回忆，因抗日战争，蒋介石甚至成为大后方军民崇拜的对象。而联大师生却在目睹了中国社会真实现状后，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倍感忧心。

如前文所述，临时大学由长沙迁至昆明时，部分师生曾徒步跨越三省。亲历中国底层社会最真实、残酷面相，师生们内心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红白相间的罂粟花，瘦弱矮小的躯体”，由湘入黔，仿佛进入了另一国度，十来岁孩子就已吸鸦片成瘾，联大学生向长清在《横过湘黔滇的旅行》中这样写道，“我不信这全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过！”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与此同时，在旅途中亲眼目睹人民贫困、文化落后，以及政府统治的黑暗之后，原本在途中或执笔作画或引吭高歌的闻一多性情大变，他在学生面前丝毫不掩饰忧国忧民的情感。据学生回忆，闻一多在讲杜甫的《石壕吏》时，想起一个士兵因病被弃而自杀，痛哭流涕，感慨时隔千年之久中国社会竟每况愈下。他还时常吟诵《离骚》中的名句“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西迁途中的经历给了学生难得的教育，也给了联大教师极大的启发。常驻云南后，经常有教授牵头组织各种调查活动。其中，化学家曾昭抡带队的“西康考察团”，对西康的物产及生产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气象学教授张印堂带领学生赴滇西地区考察，收集了大量边疆资料；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多次带领学生深入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考察。这种经常深入了解国情、民情的调查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师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在治学求学之余，他们也积极思考中国的未来，并为此做出积极的探索。

早在“皖南事变”之前，联大的《群声》《冬青》《热风》等壁报刊物就针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42年更是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倒孔（孔祥熙）运动”。1944年，在抗战七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喊出了“争取民主，打到独裁”的口号。1945年下半年，内战气氛渐浓，联大先后出刊的壁报有20多个，对受降问题、国共谈判和后方工商业危机等发表了许多有见解的文字。

随着内战阴云逼近，联大师生以实际行动来回击国民党反动统治。联大剧艺社编演了《凯旋》《潘琰传》《告地状》等剧目，其中，《凯旋》一剧先后演出达40多场，使“反对内战”的口号深入人心。而联大师生反对国民党统治，谋求国民幸福之途的决心在“一二·一”运动中得到充分释放。

1945年下半年，针对国民政府积极筹备发动内战的行径，联大师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不满，他们联系多个学术团体通电反对，联络多个学校开展争取和平的聚会，甚至愤而罢课。不料，在12月1日，国民党军警分别袭击了联大和云大，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这次事件中，联大教授不仅积极支持学生行动，还充分发挥自身学识和社会影响力，促成这一运动朝着合理方向发展。运动期间，联大教授会先后召开9次会议，出席人数达到763人次，即80%左右的教授参与其中。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等教师明确表明罢课立场；费青、向达、冯至等人拿起笔讨伐当局的暴行；周炳琳、钱瑞升、燕数棠等人组成法律委员会维权。由于联大教授的集体出面、学生的英勇抗争，使得这一事件很快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迫使蒋介石当局做出了让步。

笃行教育本心，坚守强国之志

习近平认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对西南联大而言，为抗战培养急需的各种人才固然重要，但为战后重建和国家复兴储备人才则更有意义，在这一问题上，联大三常委具有高度的共识。

早在1936年，梅贻琦为清华校庆的祝词中就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他还鼓励学生:“现代战争，一打钢铁，二打科学，我们现在只有卧薪尝胆，努力学习，随时准备报效祖国。”至于张伯苓，本就为国难而兴建南开。1938年10月，即使到了抗战士气最为低迷的时期，张伯苓仍表示，“吾人对于最后胜利之信念，已坚定不移。”他还认为，“我国抗战系本自力更生之旨，”“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行救国之宏愿”。

正是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联大将办学作为立国兴邦的关键所在，引领众师生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较好地处理了国家抗战需要和教育长远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注重科学技术在国防军事方面的应用，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均有倾斜。例如新设航空、无线电和金属等研究所，添设航空工程系，在现有专业附设无线电电机修造部，增设军事卫生工程、兵器学、军用结构等科目。其中，航空研究所进行了空气动力学、滑翔机、结构材料等方面研究。由于资料图书短缺，联大还编译了军事教材和参考书。为提高知识的实用性，联大还请林文奎少校传授“航空常识”、舒伯炎少校教授“航空翻译常识”等。联大的一些教授也更改研究旨趣以满足抗战需要。物理学家周培源考虑到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而“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因此放弃了自己卓有成绩的相对论研究而转向湍流研究。

另一方面，贯彻“通识教育”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理念，在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格外用力。“战争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我们为什么挨打？我们要强盛，所以我们的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这几乎是联大师生共同的信念。既然要为强国、复兴培养人才，那么培养的途径和方式就不能急功近利。联大学子们对教授们强调基础训练印象深刻。理学院的郑桐荪这样劝诫学生:“很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尖尖的东西上去，很不稳定，很容易倒下来。你们要把基础弄得很宽，它就很扎实，这样你的学问才能够真正上去。”因此，即使在抗日最为焦灼的时期，联大的通识教育也贯彻得颇为到位。文学系加大了古典文学课程的比重，诗经、楚辞、先秦文等课程均在开设之列；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历史所占学分比重超过一半以上。另外，国文、中国通史还是全校学生必修的通识课程，其中，通史分别由钱穆、吴晗、雷海宗等知名教授来讲授。

事实证明，通识课程的开设助力了各类人才的成长，且得益于通识的滋养，联大学子中出了不少富有爱国情怀且德才兼备的国之栋梁。不少到海外深造的联大学子，学成即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报效国家。如量子化学家唐敖庆所说：“留下来，可能对自己的业务提高有好处，步子可以迈大些，但从对祖国的贡献来说，是有限的”。正是坚守着强国的志向，邓稼先、何炳林、黄昆等纷纷返回祖国。联大师生中达到院士级别的多达200人，郭永怀、赵九章、朱光亚等八人成为“两弹元勋”，而其他联大人也在强国之路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成就。

综上所述，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学术、道德和精神足以垂范的大学，是因为联大师生将爱国之情、报国之行、忧国之心，以及强国之志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谱写了西南联大爱国报国的不朽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