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53：“太太的客厅”的最后时光

1950年，林徽因（右二）与清华营建系教师在清华园工字厅

“谈笑有鸿儒，只我一个白丁在旁画图。”

那是在清华大学胜因院12号，林徽因的最后一个家。后来成为建筑学家、工程院院士的关肇邺那时23岁，刚从清华大学营建系毕业留校，那段时间每天来这里，帮老师林徽因画图。

老朋友金岳霖、张奚若、周培源等时来造访。这样的下午茶时光，关肇邺能依稀感觉到30年代那个著名的北总布胡同3号“太太的客厅”的氛围。但无论是年华的逝去、人事的凋零，还是大环境的改变、健康的恶化，都早已今非昔比。眼前这个常年绵缠于病榻的林徽因，只能用“瘦骨嶙峋”来形容。

林徽因床头放着一张她20年代风华绝世的照片。她指着说：“看啊，这就是当年的林徽因。”接着是一声轻轻的叹息。

时间已走到1953年，林徽因不满51岁生命的最后时光。

“建筑意”

关肇邺的父亲是清末最后一届进士，他家曾住在故宫东华门旁的一个四合院，算是书香门第，自小受到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他觉得，也许是这些原因，梁思成先生会找他去帮助工作。

1952年5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担任主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担任副主任，林徽因担任委员。梁思成当时社会职务很多，每天都要进城去，设计纪念碑的工作主要是林徽因在做。但她生病卧床，梁思成就调刚毕业的关肇邺去帮忙。

关肇邺还未毕业时，就曾跟着梁思成画图。1950年任弼时去世，梁思成接到设计墓碑的任务，由于时间紧张，便让关肇邺也画了两个备选方案。最后任弼时夫人陈琮英选中了梁思成设计的一个方案，不过关肇邺还是获益良多。

林徽因也在系里担任教授，不过读了四年，关肇邺几乎没有见过她几次。营建系前两班学生，也就是46级和47级生跟她接触较多，有的还听过她的床边讲座，48级的关肇邺就无此机会了。

1953年2月，关肇邺奉命来到清华大学胜因院。

胜因院是抗战胜利清华复员后兴建的教授住宅区，由林徽因本人参与设计，有两层砖混小楼，也有平房，皆为独栋，梁家所住的12号楼为平房。

关肇邺在梁家客厅用板子支起一张简易的绘图桌。隔壁就是林徽因的卧室，他画好随时拿进去让她审阅修改。

有时梁思成也在家。关肇邺发现，这对夫妇的生活方式非常学术，对话常带典故。两人时不时会争论起来，还相互打赌，然后让关肇邺去图书馆借书，看谁赢了。林徽因还会纠正梁思成的英文发音，当着关肇邺的面也不避讳，非常直率。

营建系的人都知道，作为国徽主要设计者的林徽因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国徽可不是商标，不能太五颜六色。1953年前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中国建筑彩画图案》，请林徽因审稿并做序。她对其中太和殿所用彩图的效果很不满意，写信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聒噪喧哗，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确是个失败的例子。”

“她的脑子和嘴都非常厉害。所谓‘太太的客厅’，其实也是因为很多人都想来跟她聊一聊，因为她说话又有内容又有水平，而且又很尖锐。她要是批判一个什么东西，她可以用尖锐而幽默的话，说得你没法反驳。”关肇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53年3月初，梁思成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原定时间为一个月，没想到斯大林突然去世，代表团中断日程参加了整个悼念活动，一待就是两个多月。

林徽因常给梁思成写信，告知纪念碑设计的新进展。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会被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抄来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一天她写道，他们当天的工作是给将给郑振铎主任和北京市委秘书长薛子正的信修正后大家签名发出，“减掉复杂性质的陈列室和厕所设备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确单纯许多”。

除了参与组织工作，林徽因的主要任务还包括为碑座和碑身设计全套纹饰。她时常是一阵长时间痛苦的咳嗽，喘成一团，稍稍缓和一些，就接着指导关肇邺的工作。

关肇邺说，纪念碑碑身并不是垂直的，而是略微有一点弧线，使得碑体美观，不笨重，又能增强稳定性。梁林二人告诉关肇邺，要注意这些细节问题，有机会到十三陵的话，要去摸一摸它的碑，体会它丰满、稳定的感觉。

林徽因靠记忆列出一个书目，让关肇邺去清华大学图书馆借来。书上有一些古碑拓片，林徽因从中选出不同时代的一些碑边图案，给他讲解分析其风格特征，让他按照纪念碑两层须弥座各个部位的形状尺寸，分别用两三种风格绘图来加以比较。

林徽因倾向于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唐代风格，让关肇邺多看看唐朝的图案。她说，南北朝时期的雕刻图案线条都是硬邦邦的，类似欧洲中世纪刻板的风格，而到唐朝时，图案就有欣欣向荣的生活气息了，叶子和花瓣都很丰满、优美，类似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风格，图案反映着人文主义情怀。

关肇邺有一次把浮雕的线条画得太柔弱了，林徽因看了说，这是乾隆taste，怎能表现我们的英雄？关肇邺也用玩笑的口吻说，如果让我自己来画，我只能画光绪taste了（意即更“俗气”一点）。

吴良镛曾回忆，林徽因有次拿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花纹设计和一些中国古代图样对他讲，怎样就是丰满、有深度的，怎样就是单薄、贫乏的。“她把植物花纹、图案忍冬藤之类当做有生命的东西，眼中看到它的天地。”不过吴良镛也听说，当时一些参与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人并不欣赏林徽因的一些图样，嫌其太旧等等。

林徽因规定，在帮她工作期间，中午必须在她家用餐。她自己食量极小，荤素不同的四样菜，盛在很小的碟子里，送到床上去吃。给关肇邺的是同样的几样菜，盛在大盘子里，端到客厅去吃。中午吃完饭，她会午休一下，关肇邺接着画图，她醒后就叫他一声，说进来吧。有一次，关肇邺不小心路过她门口，瞥到她骨瘦如柴的身体，以后就非常注意回避。

林徽因的母亲也跟他们同住，林徽因让关肇邺称“老太太”。老太太整个上午总在卫生间里窸窸窣窣做她的事，林徽因隔着门对关肇邺喊：“不要客气啊，有需要就请她出来，否则她总是占据那‘战略要地’的。”

当时关肇邺刚留校任教，没什么课，几乎每天都去梁家，一去就是一整天。林徽因对工作安排得很宽松，倒是舍得花时间来喝茶谈话。关肇邺基本上只是上午画图，40％的时间是在陪她聊天。有时候她忽然拿出几张钞票，让他去买点儿点心或者花生米，说咱们聊一聊。但关肇邺买回来以后，她又吃不了。

那时候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已工作，住单位宿舍；儿子梁从诫在读北大，平时住校。以前儿女绕膝，高朋满座，现在身边没有人了，关肇邺觉得她很寂寞。

常来的只有金岳霖。梁家当年住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金岳霖就住她家后院；搬到新林院8号后，金岳霖又住对门的新林院9号；搬到胜因院后，依然比邻而居。他来时无需通报，自己到沙发上坐下，摇头晃脑地看远方，摆弄太阳镜，喝茶翻书，林徽因也不一定出来相见。有时出来，他就手持一本洋书，为她诵读。

林徽因精神好时，总是滔滔不绝地在谈话，大部分是回忆往事。她的谈话极富感染力。关肇邺记得，她有次讲起自己婚后与梁思成去欧洲旅行，到西班牙格兰纳达的阿尔汗伯拉宫，一睹著名的“狮子院”。当时天色已晚，暮色苍茫中，二人雇了马车穿行在树林里，四下空无一人，只有蹄声得得。到离宫时，天已全黑，守门人放他们进去。他们在寂静无人的宫中，穿过几重庭院，最终进入四周环廊的庭院，突然看到月光下，一群狮子从喷泉下奔出。林徽因说，两人当时就觉得，那份神秘、浪漫，那种异域风格的建筑之美，不正是对他们所谈的“建筑意”的最好诠释吗？

“垂帘听政”

那一年，关肇邺前脚离开，楼庆西后脚也来到梁家。

楼庆西比关肇邺低一级，1953年3月提前毕业，留在建筑系做助教，被分配在建筑历史组。

楼庆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建筑历史组教师阵容很强，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在这个组，还有刘致平、赵振之和莫宗江，这三人都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老人，也是古建界第一代学人。

梁思成和林徽因40年代在四川李庄完成了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本书成为高等学校建筑系的通用教材。但梁林并不满意，决定组织建筑历史组重新写一部《中国建筑发展史》作为教材。

编写组由梁思成亲任组长，每个老师分时代编写，赵振之写元代的，莫宗江写辽代的，刘致平写更早期的。林徽因不是编写组成员，但一直参加编写组的活动。1953年五六月间，楼庆西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编写组每周在梁家客厅开一次汇报会。开会时，林徽因就在隔壁卧室的床上“垂帘听政”。她说话声音不太大，有时候听不太清楚，梁思成就跑进去问，再出来转达她的意见。

营建系第一班学生朱自煊曾回忆，最初系务会在梁家开，林徽因总是隔着过道喊“思成”，梁思成马上赶过去。时间一长，难免产生了一些问题。大家决定日后系务会改在系里开，并派朱自煊去跟林徽因谈。林徽因十分委屈，朱自煊反复强调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身体健康，但也很难抚慰她的不平，最后只好到对面把金岳霖搬来解围。

除了在组里当“小秘书”、做一些事务性工作，楼庆西还领到了两个任务：一是绘制建筑史里所有的插图，二是拍摄古建筑照片。这对他这个刚毕业的助教来说，是不轻的负担。

秦汉两代的宫殿建筑群早已荡然无存，如何表现建筑纹饰是一个难题。楼庆西回忆，当时梁、林指导说，建筑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大型工艺品，因此可参考玉器、铜器等器物上的花纹来表现建筑纹饰。

每隔一阵，楼庆西就要去梁家请梁思成批改审核所绘建筑。事实上在家的只有林徽因，因而她渐渐成了审查图纸的唯一老师。

每次去时，林徽因坐在床上，后面垫一个枕头和被褥，手里拿着一块小木板，边看图边给他改。

有一阵楼庆西在临摹铜器上的饕餮纹和漆器上的云纹，林徽因看了以后说，你画这些图纹，一定要知道它的来历。比如青铜器是灌注出来的，所以上面的花束是有棱有角的，是硬线条的；而漆器是用毛笔画出来的，线条就比较柔软飘逸。

当时林徽因正带着工艺美术组的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研究敦煌壁画图案，她以敦煌图案为例告诉楼庆西，忍冬卷草纹原是古希腊罗马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经西域传入中国后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因为，敦煌石窟是沙石质，不能在其上雕刻线条，只能手绘，而且绘制这些卷草纹的中国工匠对罗马卷草不熟悉，熟悉的是中国艺术里的龙纹、云纹，这样就在唐朝逐渐融合成了标志性的“唐草”。

2014年3月，楼庆西偶然在一堆老图纸中发现了一篇名为《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的手稿，稿子没有署名。楼庆西发现，其中一些内容，六十多年前林徽因就曾和他谈过。他从内容和字迹两方面考证出，这篇小题目大视野的论文，作者正是林徽因。

把敦煌元素应用到景泰蓝上

1953年时，常沙娜出入梁家已快两年了。

对于第一次见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情形，她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1951年4月，她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刚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院中断学业回国不久，在帮着父亲常书鸿筹备在北京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这是为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举办的，展出了父亲领导的敦煌研究所临摹的所有壁画摹本、六朝写经、唐代绢画等。

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来看展览。梁思成个子不高，远没有常沙娜想象的那么魁梧，给她的印象是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林徽因气质高雅，但已经病得非常瘦弱，平时几乎不能出家门，却执意要来看展。展览是在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的。午门城楼很高，无论谁来看展览都得沿着高台阶一步一步走上去，林徽因走两步就得歇一歇。

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进展厅就呆住了，梁思成的嘴唇微微颤抖，林徽因清秀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研究所的临摹品都是原大的，敦煌石窟各个朝代的壁画画幅本来就很大，那么多摹本集中展示，令人震撼的敦煌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两人不是走马看花，而是如饥似渴地逐一观看，在壁画摹本前停留最久。后来两人分开各自看，中途梁思成几次走过来提醒林徽因：“徽因，你休息一会儿。”

梁思成问常沙娜：“你小时候也在那里临摹壁画？”常沙娜说是的。林徽因问她，现在有工作了吗，常沙娜说自己只学了两年就回国了，也没有文凭。

当天，梁思成告诉常书鸿，希望常沙娜能去林徽因身边，在敦煌图案方面配合她做些工作。常书鸿本来的想法是送女儿到中央美术学院继续学绘画，但常沙娜自己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

1951年下半年，常沙娜正式受聘于清华大学营建系，成为工艺美术组的一名助教。林徽因与住对面的一位教授相商，腾出一个小房间给常沙娜住。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出口换汇重要来源的工艺美术品行业商品滞销，困难重重。清华营建系接受了北京特种工艺（当时对工艺美术的称呼）公司的委托，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对传统工艺品进行新图样设计和图案改良。

后来，刚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染织专业毕业的孙君莲和钱美华也来到工艺美术组。

那两年，每天或隔一天，上午十点多钟，林徽因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就到她的床边，听她讲课和布置工作。林徽因会具体告诉她们，这段时间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每次讲课后，还会列出参考书目，建议她们晚自习到图书馆阅读。

常沙娜回忆，林徽因的思维极其活跃，想法如涌泉不断，只是身体太差了，想到了却没有力气动手做，的确非常需要人手协助。她总是倚着一个大枕头躺着，说话一激动脸上就泛起红晕，明显很吃力。梁思成太了解她了，过一会儿就走过来看看，关切地说：“你又激动了，休息休息。”林徽因也只好无奈地靠在大枕头上休息一会儿。

梁家的家庭生活是英国式的。朋友们有时来喝下午茶，他们谈国家建设，谈抗美援朝，谈教学，也谈哲学、文学、艺术，其中北京的城市规划是谈得最多的话题。往往一说到要拆城墙，梁思成就激动起来，有时候林徽因也插进去发议论。他们非常担心中国的传统建筑会随着大规模的建设而覆没，担心北京会失去原有的古城面貌。

林徽因还几次抱病亲自带着三个组员到濒临停产的景泰蓝、烧瓷工厂实地调研，看老师傅们掐丝、点蓝、打磨、施釉、烧制。

最初，他们对景泰蓝的认识是“庄重端丽”，于是主要借鉴风格相近的古代铜器花纹，经过多次试验，他们发现景泰蓝的表现能力很强，还能表现出古玉的温润、宋瓷的活泼、锦缎的富丽等。尤其是敦煌文物展览，给了林徽因很大的启示。在她的指导下，常沙娜设计出了很多有敦煌元素的美丽的景泰蓝作品。

林徽因认为，新图样设计并不是单纯设计花纹，形体是第一位的，其次是颜色，再次才是花纹。过去大家一向推崇的乾隆时期的景泰蓝虽然丝工极其精细，但绝大多数配色并不调和，因而只宜近看。而好的设计必须也宜于远看，远远摆在桌上就有整体感，令人赏心悦目。

但这种设计理念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中国花纹就是龙和凤，有领导干部在参观北京特种工艺公司时批评新图样的景泰蓝不是中国花纹。梁从诫在回忆文章中也谈到，林徽因的试验在当时的景泰蓝等行业中未能推开，设计被采纳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蓝仍以传统图案为主。

而且，这个试验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

各奔东西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建筑系并入清华大学营建系，改名为建筑系，梁思成任系主任，吴良镛任副系主任。

营建学系取《诗经》“经之营之”意。梁思成认为建筑工程系名称太窄，希望将之办成一个融建筑、城市规划、园林景观、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为一体的综合环境设计系，赋予建筑学以广义的内涵和任务，这是一次大胆的探索。而院系调整后的新体系和过去完全不同，以学苏为纲。吴良镛回忆，林徽因哭了。

1953年下学期，营建系里凡不是搞建筑的人员都离开清华，各奔东西了。

画油画的李宗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美术史的著名学者王逊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擅长陶瓷、模型等工艺的高庄与常沙娜一道被分配到了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孙君莲被调到中国贸促会，钱美华回到北京特种工艺公司。

对林徽因来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不只是她和梁思成一手筹办起来的清华营建系，还有她视如生命的古建筑。

1953年8月20日，由北京市政府出面，召开了一个“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主持人是副市长吴晗，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言。林徽因抱病做了长篇发言。中途她疲惫异常，以至吴晗请她喝口水、先歇一会儿再说。

最终，这一派的意见没能得到采纳。1954年后，北京的文物古建筑保护形势逆转，城墙被拆除，牌楼被拆迁。对梁思成“复古主义”和“大屋顶”的批判，风雨欲来。

这年冬，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病倒了。为了便于他们养病，北京市委秘书长薛子正专门为他们在城内修整了一个大四合院，并安装了暖气。

吴良镛去看林徽因。当时梁思成已住进同仁医院，只有林徽因躺在一间大屋内。偌大一个四合院里，空荡荡的。她并不谈自己的病，而是与吴良镛谈了关于建筑思想和理论的许多问题。吴良镛感到，她明显地在困惑与彷徨，似乎已疲惫不堪，“失去原来的锐气了”。

不久，林徽因也住进了同仁医院，病房就在梁思成的隔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拒绝再吃药。1955年4月1日，她安静离世。

常沙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感到特别自责的是，1953年她离开清华园以后，没有再去看望过两位先生，特别是在林徽因病重时也没有机会去医院探望，再次见面时，已经是在她的追悼会上。

后来每次去八宝山公墓，她都要在林徽因墓前默默站一会儿。墓是梁思成亲手设计的，上面那块汉白玉花环，来自林徽因设计的天安门纪念碑图案。碑上用营建社特有的字体刻写的“建筑师林徽因墓”几个字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毁，成了一座“无字碑”。

现在，墓已修复。只是那块有些残破了的汉白玉花环，是当年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的试刻纹样原件，却无法修补，也无可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