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著名文史学者刘梦溪先生多年来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和学术人物，对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学术大师用力尤勤。日前，刘先生将自己三十年来研究王陈的文章都为一集，以《王国维与陈寅恪》为书名出版。本书写法带有学术传记的特点，有传，有论，有释，对王陈两位大师人生的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其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有独到论述。我们摘录两段文字，以飨读者。

《王国维与陈寅恪》，刘梦溪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11月第一版

王国维答允去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是一个曲折的故事。他本来已经同意担任北大国学门的导师，还写过堪称典要的“研究发题”。最后决定去清华而不去北大，他内心一定有特殊的权衡。

可以想到的原因，一个是，以静安一贯的思想，他可能不愿接受北大的“新潮”。另一个是，他已经感觉到北大似乎存在派系问题。这后一方面，他1924年写给蒋汝藻的信里曾有所透露：“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此说闻之日人）。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致蒋汝藻》（1924年4月6日），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4页）鉴于如是之看法，静安先生与北大的关系实维持在“远近之间”。

更重要的是，当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促使他决意与北大脱却关系。这就是北大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指陈皇室“占据官产”，“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等等。王国维看到后当即致函沈兼士和马衡，一一为之辩陈，并将问题置诸社会法律的高度，措辞强硬地写道：

诸君苟已取销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与其保护财产之法律，必有遵守之义务。况大学者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又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卤莽灭裂如是也。抑弟更有进者，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而保持古物不过学术中之一条目，若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诸君所欲保存之古物，欲求其不为劫灰岂可得乎？即不然，强有力者将以学术为名，而行掠夺侵占之实，以自盈其囊橐，诸君所谓文献将全为齑粉者将于是乎实现，不审于学术何所利焉？于诸君何所利焉？(《致沈兼士马衡》（1924年），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6页)

王国维在信函之末尾，特别注明，他是“以考古学者之资格”写这封信的，为的是“敬告我同治此学之友”，而不是以“皇室侍从”的身份来讲话。而信后面的“再启者”，更其决绝不留余地，提出取消他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研究生前来咨询事“饬知停止”，甚至已交给《国学季刊》的文章也要求“停止排印”（同上，第407页），等于完全断绝了与北大的诸种学术联系。

清华国学研究院礼聘王国维为导师，最早是胡适之的主意，尝特地向曹云祥校长推荐。但静安只答应考虑，并没有立即接受。后来胡适想到一个办法，即由溥仪下一纸“诏书”，王先生便不好不去了。所谓“诏书”，按已往的说法，实即其他师傅代写的一张条子而已，忠于自己内心的静安，却应命“受诏”，而没有“违诏”。

然则胡适的提议是谁去施行的呢？得有人将此事告知溥仪啊。近读外傅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终于找到了答案。庄士敦在是书里是这样写的：

自从逊帝逃入日本公使馆之后，王国维忠心耿耿，不愿离开他的皇上。他本是个穷书生，自然要找生活。国立清华大学便请他担任史学教授，这个职位对他是最适当不过的，他也很乐意接受，但他又不愿在这个时期舍弃他那个在“蒙尘”中的皇上而去。清华的校长和我是相识的，他写信给我，他说，只有一人可以使王国维前来就职，就是逊帝，请我对逊帝说一下，可否由逊帝叫他去教书，莘莘学子受惠不浅。我便把这个情形对逊帝说了，结果是逊帝一开口，王国维奉命唯谨。（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高伯雨译注本），2019年版，第258页）

原来王国维就聘清华一事，提议人是胡适，穿线人是庄士敦。这就里外皆无不合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依叙事而言，我参照各种相关资料复按，应可认定是翔实可信的。201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伯雨译注本，尤可信赖。译注人是有名的熟悉晚清史事的专家，有不确的地方，他都一一予以注出。此处他还注明，王国维是去清华学堂研究院，因为清华大学是1928年成立的，可见其严谨。

那么前往具帖拜请的是哪一位呢？是当时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吴宓自编年谱》1925年条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60页）这样，整个过程就严丝合缝地连起来了。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是一旨在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之机构。1925年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先生携全家搬入清华园西院十八号居住，并提议“多购置书籍”（《致蒋汝藻》（1925年4月13日），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3页）。所聘之导师除王先生外，还有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学者称“四大导师”。讲师有考古学家李济，研究院主任则是吴宓，都是当世大儒。在国学研究院开学之前，先生应清华学生会邀请，尝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为题做演讲，后来改定稿刊载于《学衡》等刊物。研究院九月开学，先生作为经史、小学科的导师，每周讲授《古史新证》两小时、《尚书》两小时、《说文》一小时。

听过静安先生课的国学研究院同学的印象是：“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视之，几若六七十许老人。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王静安先生追悼专号”，1928年第276—300期合刊，第68页），“他讲学的时候，常说‘这个地方我不懂’，但又宣称‘我研究的成果是无可争议的’。他这样讲，只能使我尊敬他”（白夜：《燕南园中访王力》，《随笔》，1980年第10期），“先生于当世人士，不加臧否。唯于学术有关者，即就其学术本身，略加评骘。”（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王静安先生追悼专号”，1928年第276—300期合刊，第70页）这大约就是置身学府的王国维的风格。至于为学之方法，先生给诸生以启发者尤多。一次对国学研究院同学姚名达说：“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的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姚名达：《哀余断忆》之二，载《国学月报》1927年第二卷8—10期合刊，第450页）可见先生学问精神之纯正。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陈寅恪与王的关系最密。梁启超、赵元任也都极服膺先生之学，遇有疑难，梁总是说“可问王先生”（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王静安先生追悼专号”，1928年第276—300期合刊，第70页）。

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

1962年，由俞振飞、言慧珠领班的上海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回程过广州加演四场，其中一场是专为政要和名流献艺。有陈寅恪的票，但当他拿到时，演出时间已过去好几天。他愤怒了。没有人描述过发怒的具体情形，但这个故事或者说事件，下至中山大学的教授和校方管理者，上至粤省最高领导，无不知悉，以至于后来还有人以此构陷陈寅恪。在物质和精神同陷贫瘠的六十年代初，能够有意外的机缘观赏昆剧名伶的演出，对一般的知识人士而言，也不啻幸运之星的降临，何况一生苦嗜京昆的寅恪先生，为不该丧失而丧失的机缘而懊恼，自是情理之常。但懊恼和大发雷霆是不同的两回事。不仅仅是对待学者的态度引起的反应，还有寅恪的世家子弟的身份赋予他与生俱来的对自我尊严的维护。

陈寅恪出身于晚清世家，他的祖父陈宝箴是1895至1898年的湖南巡抚，无论曾国藩、李鸿章，还是张之洞、郭嵩焘、王文韶等晚清大吏，无不对其投以青睐。而他的尊人陈三立，是同光诗坛的巨擘，襄助乃父推行湘省新政的翩翩佳公子。诚如吴宓所说：“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盖右铭公受知于曾文正，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深湛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噪，为晚清大吏中之麟凤。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1卷，第550页）

正是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陈寅恪的贵族史家的立场。

所以当1902年寅恪随长兄陈师曾游学东瀛路过上海时，遇到支持中国变法的李提摩太教士，李用华语对陈氏兄弟说：“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四十年后寅恪卧病英国伦敦医院治眼疾，听读熊式一的英文小说，叙及李提摩太戊戌上书光绪皇帝事，不禁发为感慨，作七律一首：

沈沈夜漏绝尘哗，听读佉卢百感加。

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

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

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此诗的题目极长，为《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巷故事自况也》（陈寅恪：《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5页）。观诗题引李提摩太“君等世家子弟”语及诗中“旧时王谢早无家”句，可以看出寅恪对自己家世的重视与怀恋。虽然，他从来不曾夸饰自己的世家身份，晚年撰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特申此义于弁言之中：“寅恪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絧，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甘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风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但终有限度。”（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7页）即《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诗题里面，也不忘声明“非敢以乌衣巷故事自况也”。

然而他的特殊的家世身份给予他的影响，还是像烙印一样反映在诸多方面。他看人论事，格外重视门第出身。不是蓄意了解选择，而是不自觉地与出身高门者有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最明显的是他的择偶。陈夫人唐筼，系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寅恪晚年对此一姻缘过程叙之甚详。他写道：

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先君先母虽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后来由德还国，应清华大学之聘。其时先母已逝世。先君厉声曰：“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寅恪乃请稍缓。先君许之。乃至清华，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谂。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6页）

寅恪先生择偶的经过，充分说明家世的因素在他心目中占有何等分量。不是见婚姻对象而钟情，而是因其家世而属意；而且终生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也算人生的异数了。而那轴署名“南注生”的诗幅，便成了他们定情的信物，伴随他们度过一生。当1966年的端午节寅恪先生为纪念这段人生奇缘，对诗幅重新作了装裱，并题绝句四首，其中第二首为：“当时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夙缘。果剩一枝无用笔，饱濡铅泪记桑田。”（同上，第237页）陈寅恪与唐筼1928年农历七月十七在上海结缡，五十一年后的1969年农历八月二十六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六天后的同年农历十月十二唐筼先生亦逝。我们晚生后学能不为他们因家世出身而偶然相遇并结同心的姻缘称贺感叹吗？

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一大贡献，是他经过近乎人类学者进行田野调查般的取证，对陈寅恪晚年所处文化环境之真相作了一次历史的重构。他复活了寅老身边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人物。冼玉清、黄萱、高守真这三位曾经给晚年的陈寅恪以精神慰安的“奇女子”，她们的家世都不无来历。黄萱为一华侨富商的女儿。冼玉清教授是被散原老人评为“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3页）的女诗人，有《碧琅玕馆诗稿》之作，“碧琅玕馆”的斋名就是陈三立所题。高守真的父亲则是香港一位通晓近代掌故的名流。

寅老的文化高于种族的学说，多见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实此两书的另一文化观点，是强调地域和家世的作用。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史有一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转移到家族。但“家族复限于地域”，所以他主张：“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页）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0页）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家族是一重要渠道，其出自学养厚积的家族的人物，才性与德传必有最大限度的融和，故寅恪先生与此一类人物有一种前缘夙契的亲近感，就不是偶然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