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刚刚接到电话，敬爱的四叔吴佑福在广州去世了。四叔的形象在我心中一直很高大。他1米75的身材在广东人里算是高的，棱角分明的国字脸，浓浓的自然卷发，黝黑的皮肤，很有军人气质。他是父亲兄弟姐妹中唯一在国内的，所以感觉很亲。

爷爷的祖籍是广东潮州，在泰国曼谷经商。他共有8个子女，都出生在曼谷。1940年，泰国实行排华政策，关闭了所有华语学校。爷爷为了能在家庭中延续中华文化，就送父亲（排行第三）和四叔去香港上学。

那年父亲15岁，四叔11岁，作为小留学生，开始了独立人生。他们就读的是铜锣湾罗利山的岭英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我家是佛教家庭，两兄弟对读圣经不感兴趣，但汉语和英语的底子都是那时打下的。

1939年四叔离家前一年全家福。后排左1四叔吴佑福，后排左2父亲吴佑寿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香港，英军经激战后投降。日军占领香港即开始疯狂屠杀香港人民，父亲和四叔每天都在惊恐和饥饿中度过。苦熬了几天，父亲得知在一个偏僻的港口有船可以离开香港。两兄弟上船已是深夜。客轮泊在近海，船上都是难民，几无立脚之地。突然，人群汹汹，向下船的舷梯涌去。

问人才知道，客轮在进港时触了水雷，现在底仓进水，正在下沉。哥儿俩跟着人流登上接驳在客轮上的一艘小渡轮，立足未稳，人群中又传来一阵惊呼，说要沉的是这小渡轮！于是父亲和四叔拉着手向客轮跑……

在两只都可能立即沉没的船当中做二选一的抉择，这听起来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但在海上一片漆黑，寒风刺骨的当夜，这是在选择生存或死亡。也不知两兄弟是怎么解这道题的……

有惊无险。船到汕头，父亲和四叔回了潮州老家。祖屋还在，老家已没有近亲了。这时，日寇又占领了潮汕地区。在道路上，遍地都是日寇杀害的平民尸体。四叔吓得不敢动，父亲就一手蒙着四叔的眼睛，一手拉着四叔向前走……

当时泰国是日本的盟国，父亲和四叔是不愿回去的。他们在梅州中学借读了一年，又决定去重庆。在去重庆的车上，父亲缝在衣袋里的现金被扒手全部偷走，兄弟俩立时处于食宿无着的境况。幸而父亲手上还戴着一条奶奶给的金手链，用剪刀把金链一节节剪下换钱，才坚持到重庆。

之后在1944年，父亲和四叔辗转到了昆明。四叔的学业和年龄不够上大学。他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先修班，1946年转入北平清华大学机械系。1948年，在解放战争的热潮中，四叔经清华地下党推荐，去东北加入了解放军东北野战军。

1949年冬，父亲带领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到东北实习并参观老解放区和重工业基地，在沈阳火车站碰巧遇到四叔。那时的四叔，身高已超过父亲，一身戎装，英气勃勃。

第四野战军（前东北野战军）正准备解放海南岛，急调一批会讲广东话的指战员，四叔在派遣之列。战役中，四叔发挥工科学生特长，用卡车引擎将木船改装成机帆船，为强渡雷州海峡作出重要贡献。他本在后援单位，在坚决要求下，领导批准他参加渡海登岛作战。四叔跟随大军，碧海丹心，一举攻占海南岛。

1950年4月30日攻克海南最后要塞——榆林港海军要塞。左3为四叔

战争结束，四叔所在部队接管了海南铁矿。四叔在1950年21岁时，担任了驻矿军代表。海南铁矿位于昌江县石碌镇，是当时海南唯一的大型国有企业，也是世界闻名的富矿。石碌铁矿石品位高达69%，是炼特种钢的上选原料，在炼优质钢时，如能部分使用海南铁矿石，也可大幅提高钢的质量。而且海南铁矿是露天矿，开采成本极低。 海南铁矿石长期是我国重要出口换汇物资，在钢铁元帅升帐的年代，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据父母回忆，那时四叔经常来北京出差，军装的皮带上别着手枪，真是威风凛凛。不过好景不长，1950年代中期，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他的朋友向组织上展示了与四叔的往来信件。四叔在信中对一些社会现象口多微辞。他受到批判，并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四叔成为右派的过程也颇令人唏嘘。由于日寇掠夺式开采和解放前夕守军的破坏，解放后铁矿长期不能生产。1955年朱德元帅视察铁矿，由四叔向朱总汇报铁矿情况。朱总指示随行的各部委负责人全力支持铁矿恢复生产。之后四叔主持了加快矿场清理和采掘设备购置，并领导修复了位于东方的水电站。

经全矿职工奋战，终于在1957年7月1日，海南铁矿采出解放后第一批铁矿石。7月1日上午，在铁矿庆祝大会上，宣读了四叔亲拟的向北京朱总司令报喜的电报。当天下午，矿党委就召开会议，四叔第一次被批斗，并最终被划为右派。全矿职工欢欣之日，正是四叔伤心之时。

经历了急风暴雨般的运动后，四叔黯然下台。因为还有清华机械系肄业的牌子，就留在矿上当了工程师。想想四叔当年，可能也有些青年知识分子的“通病”，为此付出了不大不小的代价。说“代价不大”，是相对而言。临近解放大军登岛之前，在1949年11月，岛内琼崖纵队开展了血腥的除奸运动，一批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学生兵被清除了。

风暴间歇里，四叔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这时的四叔，隔一两年还会来北京出差。他身穿工作服，是南方制式，腰身掐得很紧，腰间不见了传说中的手枪，而是挂着一只方盒卷尺。每当闲谈到物件的尺寸，如柜子有多宽，床有多长时，他就会习惯地掏出盒尺量一下。

四叔的兴趣从评判社会现象，转移到更多地考查事物的物理特征。日子一天天往下过。直到有一天，南方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四叔被称为“海南岛的牧马人”。他再次意气风发，在矿总工程师的位置上大力推动铁矿生产建设。

2013年四叔在海南铁矿。恢复生产50周年纪念墙建于2007年

可又是好景不长。1979年，在四叔就要被提拔为省冶金厅副厅长时，他查出患有肾癌，从此“进步”的脚步慢了下来……

这些四叔都看得开。他不能释怀的是由于家在边陲，孩子们没有机会得到优质的教育。这算是支边知识分子对祖国的另一种奉献吧。当地生活艰苦，当我们在北京用暖气取暖时，我在海南的堂弟堂妹要为妈妈烧的每一餐饭上山砍柴。

矿区附近的黎人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时代，不仅不能为铁矿提供农副产品，衣食还需矿上帮助。台风季节，海运中断，矿里吃饭都成问题。优秀一点的中小学师资多迁回了内地……

接待来京出差的四叔或收到他的南方来信，是我家生活中的热点事件。由于和四叔的联系，我从记事起就知道，几千里外有亲人。与四叔的交流让我对那陌生的远方，有了朦胧又真切的感知，也让我深受教益。四叔退休后迁到广州附近的南海居住，在南海他度过了安适的晚年。

朋友从微信发来一首童年时的歌——“我们的田野”。廖昌永在歌里唱道：

……森林的背后，有浅蓝色的群山 ；

在那些山里，有野鹿和山羊；

人们在勘测，那里埋藏着多少宝藏……

我想，在那沸腾的群山里，除了宝藏，也会埋藏着一些凄婉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你听说过这些故事吗？

2016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