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可他却以“事业是大家的”为由，几乎不谈自己，也拒绝写回忆录

2017年7月，庆祝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这是展览上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照片墙

21岁被选派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25岁成为北大副教授；35岁出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全面负责核武器研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70岁时，出任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80岁时，国家将一颗在他生日那天发现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在“两弹一星”元勋榜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朱光亚。20世纪50年代末，他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后，参与领导了我国全部45次核试验。张爱萍将军说，“朱光亚同志是我在核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位老师”；王淦昌病危之际还在说“朱光亚真了不起”。他是李政道的挚友，是钱学森“身后的人”，也是北大原校长陈佳洱最敬重的英雄恩师。

与他接触过的人，认为他有学者之气、儒将之风，是“众帅之帅”，可他却以“事业是大家的”为由，几乎不谈自己。

几个月前，朱光亚生平事迹展在上海科技馆开展。开展当天，记者见到了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在朱明远眼里，父亲传奇又神秘的一生，对他影响极大。

三进三出北大，每“出”都与核武器有关

解放日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几乎看不到写朱光亚的文章？

朱明远：其实不是没有人写，而是写了文章到他那里过不了关，不是被扣下来，就是因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父亲总说：“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他为人低调，一直远离媒体，很少谈及自己。即使在“两弹一星”元勋的行列中，他也是解密最晚的。直至晚年，父亲从幕后被推到台前，其人其事才被星星点点地披露。

父亲退休后，我们建议他写回忆录，父亲听了，只是笑笑，他永远保持一颗科学家的心，从不回忆过去。他总说，过去做过的事情总留有种种遗憾，如果有机会从头再做一次，一定会做得更好。他心里想的是未来，是那些充满未知、挑战和希望的，还没做成的事。

解放日报：在中国早期的核武器研制舞台上，朱光亚扮演了什么角色？

朱明远：曾经担任过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院士说：“在高层决策领导岗位，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他起着诸葛亮式的重要作用。”郑绍唐研究员说过：“如果把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比作‘中国的汉斯·贝特’，那么，当时作为主管科研工作的领导，朱光亚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奥本海默’。”然而，父亲在谈起和回忆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时，把自己比作了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他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有的还要筛选、过滤，选择主要的内容归纳上报。

父亲总说，自己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他的经历可以用“三进三出北大”来概括，每一次的“出”，都和核武器有关。

第一次是进西南联大学习物理，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为了科学救国，父亲被国民政府选派，离开西南联大（北大）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1950年回国后，又回到北大物理系任教。1952年第二次离开北大，他是赴朝鲜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一个任务是担任代表团秘书处翻译，另一个任务是作为观察员考察美国是否在朝鲜使用了原子弹；1955年5月回到北京，筹建北大物理研究室，任务是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后来研究室更名为“技术物理系”。1957年2月，父亲再次离开北大，出任原子能研究所中子物理室副主任。

父亲这“三进三出”，既是中国人实现“原子梦”的历程，也饱含了他对祖国的赤忱之情，和对科学事业的坚韧和执着。

在美国留学期间，朱光亚与一同来到美国并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李政道和杨振宁结下深厚友谊。图为1947年，朱光亚、杨振宁（左2）和李政道（右1）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聚会。

解放日报：回国研制核武器，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朱明远：1959年他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时，核武器的研制还是一片空白，最困难的是刚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技术人员专业知识不足，不少人从未见过铀是什么样子。当时的核武器研究院，父亲说既像工厂、又像学校，是个有些奇特的研究机构，当时各个实验室天天晚上灯火通明，每个人的情绪都处于激发状态。当时讨论工作的氛围是，无论是权威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可以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学术气氛非常宽松、民主，是真正的“群言堂”。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期，美、苏、英签订了《部分禁试条约》，这一条约签署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获得核武器，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父亲在调研后写出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还说“我们绝对不能上他们的当。我们不仅能试，还要抓紧时机，时不我待”。他和科技人员开座谈会时，大家都说：“想要捆住我们的手脚，这办不到！”这件事增强了他们攻克地下核试验技术难关，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的信心和决心。

他被称为“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

解放日报：说起朱光亚，有一封《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很重要，他有提过这封信吗？

朱明远：这件事说来有意思，父亲自己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我在国防科工委的一个研究所上班时，一位院士老所长跟我提起这封信，还说出几句信的原文，他那封1600多字的公开信里，使用了11个感叹号，情绪极为饱满。我一回家就问父亲，还有这么一封信？他点点头，就说了一个字“对”，就没有下文了。大家都认为那么重要的一封信，他却轻描淡写。

1947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左起：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

解放日报：当年，朱光亚和李政道一起被派去留学。

朱明远：是的，父亲讲得最多的同学就是李政道，几乎每次李政道回国，父亲都会陪同会见或者抽时间去见他。

1946年，国民政府要挑选出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的人才。西南联大的三位教授——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是物理学、数学、化学三个领域顶级的科学家。他们每人可以分别挑选两名助手，一同赴美。吴大猷先生从学生中选拔了父亲和李政道，还特意为他们开了量子力学课。此时父亲21岁，是清华大学的助教；李政道19岁，是西南联大的大二学生。在学习中他们互相切磋，共同的志趣让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坐船赴美，在横跨太平洋的十几个日日夜夜他们同舱共处，友谊也逐渐加深。

李政道后来留在美国，继续研究物理，他曾多次说过：“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做原子弹了，其他人都没有做。”

解放日报：朱光亚被称为“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怎样的？

朱明远：父亲的秘书黄铭也说过这件事，（上世纪）70年代，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参加重要活动的领导人名单，钱学森、朱光亚总是连在一起。这事被当时的《纽约时报》注意到了，就在一篇短文中称父亲为“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实际上，在中国战略武器的发展中，钱学森、朱光亚的确是很难分开的：前者负责导弹和卫星，后者负责核武器。他俩的办公室是相邻的，有事就商量，合作非常密切。就连看外文资料时，看到有张某国核试验场区的照片，钱老都会当即剪下来给父亲。

1991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图为朱光亚（右）和钱学森在会议期间亲切交谈

（朱明远 供图）

做起实验来很拼命

解放日报：在“朱光亚生平事迹展”中，他的笔记非常整洁，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吗？

朱明远：是的，父亲的启蒙老师魏荣爵说过，朱光亚的作业可以拿到书店当范本。在美国读书时，美国教授们也认为看父亲的答卷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是种享受，同学们也都认为他是“做起实验来很拼命的那种人”。

展陈里有很多朱光亚的手稿（刘雪妍 摄）

解放日报：他不仅是好学生，也是一个好老师。

朱明远：是的。1952年的时候，父亲被从北京大学抽调到吉林，组建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当时国家急需物理专业方面的人才，受形势所迫，只能是边建系边上课。二十几个教师白手起家，面对几百名学生，开设了三个年级的几十门课程。当时父亲年轻，以身示范，主讲大学一年级的力学、热学，三年级的原子物理学。他讲课思路清晰、概念透彻、深入浅出，而且板书也相当工整，一时间成为教师们的楷模。当时师资奇缺，为了培养教师队伍，父亲在讲完大课之后还会讲授一个班的习题课，给辅导教师做示范，并修改他们的讲稿。当时有位辅导教师在讲稿中只写了几十个字，父亲检阅时仅给他修改、补充就写了三页纸。

父亲热爱教育事业，也热爱他的学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跟我说一件事情，当年他的毕业论文是“盖格-缪勒粒子计数管”，需要一种实验用的很细的钨丝，还有一些特殊真空封胶，这些东西国内没有。为了保证陈佳洱做好论文，父亲把他从美国带回来的珍贵实验材料都拿来给他使用了。陈佳洱说：“我为这辈子能有幸成为朱光亚老师的学生，感到幸福和自豪。”

原子弹爆炸成功那晚，这辈子唯一一次喝醉

解放日报：在塔院（当时科学家的生活区）生活是种什么感受？小时候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吗？

朱明远：我的儿时就是在塔院度过的，（上世纪）60年代初，那里被农田包围着，有古塔、小河和成荫绿树，夏夜，蛙鸣声不断，没几年，田园风光就被繁华闹市取代了。我们住的是五号楼中单元302，邻居是邓稼先，楼下是程开甲，隔壁单元是周光召，后来住过五号楼的还有王淦昌、彭桓武、于敏等。

1974年，朱光亚和家人拍摄的全家福。前排右起依次为：朱光亚、许慧君；后排右起依次为：女儿朱明燕、幼子朱明骏、长子朱明远。

父亲的工作是绝密的，院子里的其他叔叔阿姨也一样，我们只知道他书架上摆的大部分是物理书，而且经常去西北出差。有一次出差回来，一些东西放在桌上，我就看着有个红色的小本儿，我翻开一看是个工作证，上面是父亲的照片，但写的是国营青海综合机械厂副厂长，名为“朱冬升”。

有次院子里的孩子们聚在一起聊天，有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我们没人能回答上来。这时候有人说：咱们回忆一下，是不是每次核试验，咱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北京？大伙儿一验证，果然如此，大家的爸爸妈妈都去了新疆、兰州那边出差，我们就这么确认了这个事实，觉得非常神圣，静静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

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人民日报》发了号外，到处都一片欢腾。老师安排我们就此写篇作文，我在作文里提到，要向我国的科学家学习、致敬。父亲看到后，很严肃地跟我说，核试验不只是科学家的功劳，那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解放日报：展陈里还有一件军大衣，这件衣服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朱明远：父亲这件军大衣，穿了十几年，旧了，也褪色了，可但凡冬季，他就喜欢穿。这件大衣不止一次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问时，他就很自豪地说：“我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当过英文翻译，在谈判桌上面对面地同美国佬较量过呢！”1952年时，父亲在北京大学任教，我的大姐明燕刚出生不久，父亲告诉母亲，他要“到东北打老虎去”，这一去就是一年多。

朱光亚使用过的物品（刘雪妍 摄）

解放日报：在解放军总装备部，人人都说朱光亚的健康秘诀是抽烟、喝酒、少锻炼，真是这样？

朱明远：父亲酒量很大，但从不贪杯，他说自己一辈子，喝酒只醉过一次，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天晚上。

父亲抽烟的习惯，是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养成的，而且他还可以吐出一连串又圆又大的烟圈，有人问他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吐烟圈技巧，他幽默地说：“这还要归功于板门店谈判。”原来，当时中、朝代表与美国谈判，常常是双方一言不发，静坐一两个小时，其间美国人会从鼻子里喷烟，从嘴里吐烟圈，于是我方谈判代表也开始吐烟圈，一次比一次多且大。父亲还开玩笑：“美国人谈判谈不过我们，吐烟圈也吐不过我们!”

2005年9月25日，朱光亚、许慧君夫妇与女儿朱明燕（右2）、长子朱明远（左1）、幼子朱明骏（右1）在中国核试验基地合影

解放日报：父亲给您生活习惯上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朱明远：多年来，父亲对我们的教诲就是“清苦一点不好吗”，所以，不慕奢华、耐住清贫，就是父亲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胜过世间任何有形的资产。1996年10月，父亲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港币。颁奖头一天，他对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要把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他还反复叮嘱不要宣传。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即便是中国工程院也没人知道这件事，外界更是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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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劳

不只是科学家的

■当时的核武器研究院，父亲说既像工厂、又像学校，是个有些奇特的研究机构，当时各个实验室天天晚上灯火通明，每个人的情绪都处于激发状态。当时讨论工作的氛围是，无论是权威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可以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学术气氛非常宽松、民主，是真正的“群言堂”

■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人民日报》发了号外，到处都一片欢腾。老师安排我们就此写篇作文，我在作文里提到，要向我国的科学家学习、致敬。父亲看到后，很严肃地跟我说，核试验不只是科学家的功劳，那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朱光亚长子朱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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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子城纪念馆里，展示着我国发现的第一块铀矿石，它被称为“开业之石”（王清彬 摄）

记者手记

致敬大漠中的胡杨

■吴頔

寻访东风航天城，我们在航天员吃饭的餐厅发现了一面照片墙，展示着每一位曾进入太空的中国航天员，同时还留出几处空格，虚位以待。“2021年，咱们这儿还有‘大任务’。”中心工作人员难掩自豪。

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不久前透露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今明两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预计实施11次发射任务，12名航天员将进入太空。

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一号”，已有11名中国航天员先后进入太空。而每一位航天英雄上天，身后都凝聚着成千上万人的智慧与汗水——有人说，这有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意味，的确，中国航天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大量的投入与牺牲。

今天的航天城里，有餐馆、有超市、有医院、有看电影的礼堂，有小区、有学校、有农场、有养鱼蓄水的水库，比早年无法在家洗澡、连打电话都要去邮局排队的条件改善了不少。即便如此，这里依然与外界隔离。城外依然是广袤无垠的沙漠，也不难想象数十年前这里是一片怎样的荒芜。但就是有这样一群人，如同这大漠之中屹立不倒的胡杨树，一扎根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却无怨无悔。

在航天城采访的第一站，我们便去了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760余名官兵、职工和家属。不少来航天城的参观者都会把这里选为第一站。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外有强敌环伺的严峻形势下，为了发展以“两弹一星”为突破口的国防尖端技术，人们来到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在十分有限的条件和科研手段下，突破了一个个难关。为了“两弹一星”事业，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普通的科研和后勤工作者，甚至是家属，都放弃了很多，也奉献了很多。

直到今天，依然有一大批人甘于深居大漠，为新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默默奉献，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延续着“两弹一星”前辈们的伟业。

总有一些人不理解：火箭升空、航天员上天、空间站建设，到底能为我们老百姓带来点什么？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值得数以亿计的投入？

航天科技绝非“无用”。例如，科研机构为获得更清晰月球照片开发的数字影像处理技术，后来成了核磁共振和CT诞生的基础。在面向太空的探索中，大量开发应用的新材料、新仪器、新方法，之后也可能应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以“两弹一星”为开端，到今天的载人航天，我国发展国防与航天科技不仅极大增强了国防实力，促进了科技发展，提升了国际地位，也推动了经济发展，提高了一代人的科学素养。

每采访一位航天城里的工作者，我都会多嘴打听一句：外出读书的孩子将来是什么打算？得到的答案非常接近：不管是学文科、理科还是工科，这里长大的孩子们都想要回来，继承父辈们的事业。

如今，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物质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航天的火种必将一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