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关于西南联大最知名的一段叙述是：只存续8年，却先后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院士和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西南联大师资雄厚，陈寅恪、叶公超、吴宓、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钱锺书等人都曾在西南联大任教。图为《九零后》剧照

2018年，徐蓓执导的五集纪录片《西南联大》在央视播出，获得了不错的口碑，豆瓣评分9.4。她决定再拍摄一部同题材的纪录电影，在大银幕上公映。时隔两年，大部分老人已没有条件再接受第二次采访，包括翻译家巫宁坤在内的三位亲历者已经过世。

《九零后》采访了16位老人，平均年龄96岁。老人们住的房子几乎都很小，只能挤进最简单的设备，摄影机很难移动。老人们的生活清简，除了接受采访，他们只是看书、打字。

有出品方建议，出场人物太多了，观众记不住，应该选最知名的三位作为主人公。徐蓓知道人物少而精会更有吸引力，但她决定冒险，哪怕只用一句话，也要让拍到的老人尽量都出镜。“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在大银幕上呈现联大校友的机会，可不可以尽可能多呈现他们的风貌？”徐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它兼具了史料价值，经过了岁月，也许保质期会很长。”

以前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多着墨于它雄厚的师资，但《西南联大》播出后，讲述学生群像的第三集却反响最大。徐蓓一改过去的“上帝视角”，从亲历者个体的角度来讲述西南联大的故事，“我始终觉得，把个体生命故事讲好了，一段历史才显得丰满和立体，它的传播才有价值，才会让人感受到一种美感，这个美不是视觉上的美丽，里面有伤痛、有惋惜，有时候甚至有愤怒，呈现的是一种多元的美感。”

翻译家杨苡当时已满百岁，通常谢绝采访。徐蓓上门拜访，她答应先见见看，一聊就聊了三小时，离开时徐蓓说，“明天我们再来拍啊。”“还要来啊？不拍了吧。”等正式拍摄，杨苡还是精心穿好衣服，端端正正地坐好。她从少女时代的暗恋讲到联大的往事，侃侃而谈，最后坦荡地总结，“反正是一生无愧，但也是虚度”。

杨苡摆弄着她的小收音机，反复听过去的老歌。徐蓓让她像往常一样听音乐，摄影机在一旁拍。画家赵蘅是杨苡的女儿，她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头”，大家都不说话了，“我意识到是都被感染了”。她把这个场景画了下来。拍摄结束后，徐蓓发现杨苡脸上有泪水，她和杨苡拥抱，老人在她耳边轻轻地说，“Just for you”。

收音机里播放着美国歌曲《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年轻时》），这成了纪录片《九零后》的英文名。以往有关西南联大的作品，杨苡都拒绝观看，“没必要的，我都讲过了”。赵蘅哭笑不得地劝她，“你只是其中一个人，电影又不是你的传记”。

听说电影的选曲，老太太又不以为然了，认为《友谊地久天长》更合适。这首在电影《魂断蓝桥》里男女主人公因战火分离时出现的插曲，当年曾唱遍昆明：“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我们也曾历尽苦辛，到处奔波流浪。”

2021年5月29日，纪录片《九零后》在全国公映。“西南联大一直是文化界一个经久不息的热点，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和书籍不断出版，为今天的读者尤其大学生再现了一个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可复制的传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者唐小兵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们对于西南联大的诠释与理解寄托着我们的大学理想，尤其是对于知识人何以自处的省思。”

“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

许多西南联大的亲历者都将其作为一生最珍贵的回忆。诗人冯至在散文《昆明往事》的开头写道：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南迁，合并成立联合大学。师生兵分几路南去长沙，后来又再次搬迁至昆明。路途遥远，部分教师和学生乘火车至香港，再乘船到越南，辗转回到昆明；另外336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两个多月到达昆明。

当时在昆明，仓促建起的校舍是泥土糊墙，一下雨就叮当作响，四十个人住一间通铺，夜里被臭虫咬得无法入睡。空袭警报不时响起，大家都要往郊外跑，也就是汪曾祺笔下的“跑警报”，他认为这个词紧张中透着从容——“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已故历史学家何兆武在西南联大度过了七年，读过四个系，认为那是“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他说那时候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甚至人不见了也没人过问，“这种作风非常对我的胃口”。

西南联大的老师讲课很多是中英混杂，内容不守陈规，兴之所至，全凭自己的喜好。何兆武上过钱穆、雷海宗两位历史学家教的中国通史，各有一套理论体系，但都讲到宋代就结束了。有人教中国哲学史，一年下来只讲了《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有涉及。

当时的国文课大师云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庸等人轮流上课，每人上两周。《九零后》里，联大校友、物理学家杨振宁直言，这种教学方法不是最好，因为不太系统。翻译家许渊冲与他意见相左：“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

如此艰苦卓绝和颠沛流离的环境，却孕育了未来中国最重要的一批知识分子。徐蓓试图用纪录片来回答：“西南联大为什么能？”三校的风云际会形成了新的土壤，“最关键的还是老师”。

联大校友、作家马识途回忆，当时的茅草屋教室不隔音，一次课上，教授听见旁边的教授正在讲同一个话题，听了半天觉得他的观点不对，就把课停下，跑到隔壁教室去找对方理论，两人当场辩论起来，学生就在底下听。

在联大，学生从不把老师的观点奉为圭臬。即便是吴宓这样的国学大师，巫宁坤评价他“课讲得不好，英语都是陕西味的”，他更欣赏当时的新锐诗人卞之琳。何兆武有一次偶然听见物理系才子杨振宁和黄昆的对话，黄问杨是否读过爱因斯坦最新发表的论文，杨振宁把手一摆，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每当有人问起，西南联大为什么在艰苦条件下培养出那么多人才——这个问题，汪曾祺、何兆武、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等人都回答过，他们的答案都一样：“自由。”

何兆武在《上学记》一书里谈到，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二是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那段日子，我们的内心依然是充实的，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

1957年，杨振宁（左一）与李政道（左三）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人均为西南联大学生。（资料图/图）

“他们呈现给这个世界的是赤子之心”

关于西南联大最知名的一段叙述是：只存续8年，却先后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院士和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九零后》在南京大学路演时，一位女生站起来问徐蓓，自己算了一下，西南联大那些高山仰止的学生加起来也就两百多人，大部分人还是普通人，就像如今大学里的大部分人也将成为平庸之辈，“你怎么看待西南联大的普通学子？”

徐蓓读过很多联大学生的回忆录，发现西南联大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怪人”很多，“也有很多吊儿郎当的，特别有想法、特别有个性的人，上了一年的学说，‘老师，不行了，我要去挣钱去’，放下书本跑到缅甸去做生意，做了两年生意回来，‘我继续学吧’。当然也有很多人就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文凭。”

徐蓓采访的联大校友里，不只有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还有人一生做着普通的工作。联大校友关英出现的篇幅不多，她退休前在地质出版社工作，后来用退休金捐助了32所希望小学，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特别干净的一个灵魂。”徐蓓感叹。

在杭州观影现场，一位观众站起来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和片中的老人比起来，他父亲只是一位平凡的人，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从小到大我也没觉得父亲有什么特别过人的地方”。但他重新回想，发现父亲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心，对人充满了理解和同情，我父亲经历过很多坎坷，但他从来不说，没有抱怨过这个时代或社会对他的不公”。

“不管他们是什么地位、他们的遭遇如何，他们呈现给这个世界的是赤子之心，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徐蓓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

马识途接受采访时105岁，他说自己“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聋了，好在我的脑子没有糊涂”，他仍然在努力看书写字。许渊冲当时98岁，摄制组进门时，他正在吃奶油蛋糕，说起话来中气十足，翻译时脸几乎要贴上电脑屏幕。

面对这些老人，徐蓓第一感觉就是“可爱”，这种可爱是她拍摄的初衷。后来她读到一段话，忽然意识到可爱的背后是什么——“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同学评价他：“稼先赞赏一个人，或一个行为的用语是pure（纯粹）。谁的思想纯洁，境界高尚，他就说这个人真pure。他的这个标准，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至同学们干脆就叫他pure。这个外号是对他的特点与本质再恰当不过的写照，真好像是一个透明的人。”

徐蓓被击中了，立即决定把这段话放在片子的末尾。“这些老人共同的特点，你会觉得他们很pure。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很多，就像巫宁坤，他在你面前特别温和，就像生命当中没有翻过这一页，坦坦然然地，该哭哭，该笑笑，该讽刺就讽刺，该怼你的时候就怼你，就是这种状态，特别美好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