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的影响尤为直接。清朝定都北京后曾经建造过一批皇家园林，其中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最为著名，堪称“人类文明瑰宝”，其鼎盛时期曾被称为“圆明五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春熙院）。只可惜，这些园林在19世纪中叶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大都被掠夺焚毁，这也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如今，当年的“圆明五园”只剩与之存在“血缘”关系的清华园部分遗存，成为颇具研究意义的历史“化石”。因此，对清华园前世今生的研究，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对一个大学校史研究的范畴，已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对于这些清代皇家园林的研究，学界早已进行得非常广泛、深入，但挖掘史实、还原真相的空间仍然很大，待解之谜依旧很多。最近，在清华大学网站上出现了两篇研究文章，题为《清华园工字厅史探》和《熙春园演变历史新考》，作者是一位非历史专业的业余研究者刘沫女士。她的两篇文章提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论点，颇具新意，值得研读。

清华园工字厅1930年前后老照片与现存建筑今昔对照图

作者收藏的一张1934年清华学生在工字厅院子里面拍的老照片，十分珍贵。图中狮子“文革”中被毁。

工字殿并非熙春园初期建筑

现存的清华园工字殿(今称“工字厅”)究竟建于何时？提出这个问题，人们一定觉得奇怪，难道清代皇家建筑没有“工程档案”，一查不就清楚了吗？实际上，清代200余年间皇家建筑工程的建造，部分是由造办处“样式房”掌管，并长期由一个“雷氏家族”负责主持工作，其各代传人主持或亲自参与的有关规划设计文件，如画样、烫样、样式房《随工日记》及《旨意档》《堂司谕档》等，统被称为“样式雷图档”，是后人研究清代皇家建筑历史不可或缺的依据。因其具有巨大历史价值，在201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工字厅前殿

可是，依照中国传统建筑模式进行工作的“样式雷”家族，不可能具有类似于现代建筑工程管理要求的科学档案意识。从留存至今的“样式雷图档”中发现，大部分竟然真的没有记载相关工程的具体设计或建造年代信息。不管“样式雷”们当时的举动出于什么目的，都给后人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一个看似简单的建筑建造年代，因为会直接影响一个论断是否成立，就可能成为今天人们争论不休的大问题！

工字厅后殿

时至今日，围绕于清华园工字殿建造年代的所有考证，其基本依据都是一张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名为《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房底样》（样式雷图档111—0003）的图样，而这份图样也没有注明制图年代。因为此图是至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熙春园全貌图，于是，任何一位研究者想拿它当作自己考证熙春园历史的依据，都要首先判断图样的成图时间。

《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房底样》（样式雷图档111—0003）

在一本名为《熙春园·近春园考》的专著中，作者认为这张图成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由于在这张图样上，已经明确标有“工字殿”的位置、样式与规模，作者也因此认为工字殿是从1707年熙春园建园初期就同步建成。作者还引用其他论据，推断现存的清华工字厅就在早期的熙春园内，并且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八日，13位皇子为康熙皇帝庆祝六十大寿的地方。

对这个结论，刘沫首先从熙春园“身份”演变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在清代历史上，康熙皇帝曾分别御批几位皇子建造“赐园”，如现已基本查明，圆明园属于四皇子胤禛（即1723年继位的雍正皇帝），熙春园则属于三皇子胤祉（雍正朝避讳改名允祉）。雍正八年（1730年），熙春园被雍正收回另作他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一直到道光二年（1822年）的近60年时间里，分别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皇帝的“御园”。

熙春园的身份虽然只是“赐”和“御”的一字之差，但在封建王朝严格的等级观念中，就意味着“级别”不同的巨大差异，会给园内建筑物的形制、数量、质量等带来本质上的变化。刘沫的研究正是以此为突破口，并且有了意外的发现。

她注意到，建筑物的工字形组合布局含有封建社会特有的等级意义，它在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宫殿建筑的平面布局演变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及影响，故而两宋以来，帝宫正殿常有“工字形”布局出现。例如，在紫禁城中，作为皇帝正宫的养心殿就是一座工字殿。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工”字带有通天的会意。因此，明代以后新出现的大型建筑中，几乎仅有皇帝御用建筑中能见到这种布局形式。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圆明园内同乐园的工字殿为乾隆所建，绮春园内的敷春堂工字殿为嘉庆所建，绮春园内的清夏斋工字殿为道光所建。照此同理，熙春园内出现的工字殿也应该是在其作为某位皇帝的“御园”时所建，而不会是某位亲王私自违规建造。因为在清军入关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等级观念，于顺治九年（1652年）就在《钦定大清会典》中对亲王府的建制作了明确规定。房子的式样、间数都规定的“死死”的，一旦发现“触碰红线”，定当重罚，毫不姑息。

而此前研究者关于“熙春园工字殿是与1707年建园同步出现”的结论，恰恰忽视了工字殿、朝房等建筑形制所具有的等级意义；忘记了熙春园在雍正八年以前只有“赐园”身份；也没有清代“赐园”建造是不能“越规逾制”的基本概念。丢掉了这个核心概念，《熙春园·近春园考》有关清华园工字殿建造年代的研究显然失去了重要前提，结论的正确性自然要被研究者重新评价。按照“赐园不可能建造工字殿的逻辑”，得到的结论应该是：工字殿并非熙春园初期建筑。

局部图（工字殿平面图）

工字殿是嘉庆年间建造的省耕别墅主殿

对前人提出质疑，自然要有自己的观点。刘沫又是怎样去论证熙春园工字殿的建造年代呢？抓住工字殿是皇家御用建筑这一核心概念，也就把时间限定在了熙春园作为皇帝“御园”的时间段里，以熙春园第一次被收为“御园”的时间作为起点，工字殿就不可能是在雍正八年（1730年）之前。但要进一步确定建造年代，她同样也必须对《《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房底样》》的成图时间做出自己的判断。

刘沫判断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以文定图”。她找到了道光元年（1821年）十二月《为支领修理熙春园宫门等工备办物料给发各商所需银两事致造办处》和《为支领修理近春园宫门等工备办物料给发各商所需银两事致造办处》两份电子档案。而这些档案中有证实《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房底样》（样式雷图档111-0003）系成图于道光元年（1821年）的文字。这个时间明显晚于《熙春园·近春园考》作者认定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超过50年。

接下来，她就要结合另外一份清宫档案“说文解图”，通过解析《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房底样》来推测工字殿的建造年代，以及“省耕别墅”与工字殿的关系。这份档案就是清内务府于嘉庆八年（1803年）八月初五呈写的《熙春园内添盖省耕别墅工字殿等项活计销算工料银两数目等清单》（以下简写为“清单”），《清单》详细地列举了这年四月销算的一次新建（添盖）工程，其中明确有：“熙春园内添盖省耕别墅工字殿十七间”。《清单》的记载证明工字殿并不是熙春园初期就有，而是始建于嘉庆七年（1802年），同时也是嘉庆皇帝的“省耕别墅”主殿。显而易见，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证据。

被考证为“省耕别墅”的清华园工字厅外貌

再来看《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房底样》，上面明确显示，在道光元年时，熙春园中仅有一处工字殿（共十七间），这也就是后来更名为“清华园”的工字殿。就这样，《清单》和图样一起为今天清华工字厅的“生日”找到了出处，那就在嘉庆七年（1802年）前后，距今约220年。这就比之前《熙春园·近春园考》一书“始建于1707年”的定论向后推了将近100年！

其实，关于熙春园工字殿的建造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刘桂生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所著的《清华园溯源》一文中就已经有过类似推测：“工字厅这组房子究竟建于何年？这组房子，早年的记载中不见提到，而道光二年所绘的平面图中则已经完整地存在。这样看来，它似乎应建于嘉庆年间。”刘教授在这里提到的“道光二年所绘的平面图”，就是指的《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房底样》，他早在1959年就曾见到过这份“样式雷图样”。虽然他推断图纸为“道光二年”绘制这一点，与刘沫确定的“道光元年”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工字厅建于嘉庆年间”这一主要结论，这也说明，刘沫的论点并非孤立的，她的工作也证实了刘桂生教授30余年前的推测。

那么，“省耕别墅”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长期处于农耕经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为了显示对“农事”的重视，都要做出“重农”“劝农”的姿态。明清两代皇帝更是将这种活动推到了顶峰，除了仲春时节要到先农坛行“亲耕礼”，各种祭祀亲耕制度也是周密完备。为皇帝“亲耕”准备的田地被称为“弄田”，清代在圆明园等处就置有大片“弄田”。

除了“亲耕”，还有“观麦”“省耕”等“劝农”活动，此处的“省”就是视察、审视之意。于是“观畴楼”“省耕别墅”这类与农事有关的皇家建筑也随之出现。

档案显示，从乾隆帝将熙春园收为皇家御园起，就在园子北部和东部置有“弄田”专用于皇帝观麦省耕。在弄田之侧，乾隆先建造了“观畴楼”，而后嘉庆又建造了“省耕别墅”。为了将“工字殿”就是“省耕别墅”核心建筑的观点进一步“坐实”，刘沫还是以嘉庆八年（1803）八月初五的内务府《清单》对《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房底样》显示的“工字殿”及其附属建筑进行了详细解读。

在《清单》中列举有“省耕别墅”的7项特征，分别是：（1）主建筑“工字殿”，共有一十七间；（2）工字殿后殿有东钻山房一间，后殿的东西方向应该共有转角房七间；（3）工字殿西侧应该有两座面阔五间的房屋，并且其中一座前接抱厦三间；（4）省耕别墅南侧有宫门三间，宫门东边有转角房五间；（5）宫门前应有东西朝房各三间；（6）西侧应有宫门一座，宽三间；（7）西宫门南边应有转角房七间。而这7项特征与“图样”描绘的情况都能对应，二者完全符合。于是，刘沫做出了她的研究结论：“熙春园工字殿就是嘉庆帝的省耕别墅工字殿，始建于嘉庆七年（1802年）。”

实际上，关于省耕别墅是建在熙春园内的观点，圆明园研究专家张恩荫（1933—2018）先生早在1992年撰写的《清五帝御制诗文中的圆明园史料》文中就提出过：“熙春园，创建于康熙年间，乾隆三十二年归入御园。位于长春园东南（今清华大学西部）……。嘉庆七年，增建省耕别墅，为几暇课农之所。……因熙春园当时亦称御园，近年有文章误称省耕别墅在圆明园北路。其实此别墅建在熙春园内。”也就是说，刘沫并不是最先提出“省耕别墅在熙春园内”观点的研究者，但她以更翔实的证据确定了省耕别墅的具体位置，从而让人对这个观点更加信服。

熙春园遗存-清华园（工字厅）

“变化”是熙春园历史发展的主线

从熙春园到清华园的历史演变，至今已经超过300年。研究这段复杂的历史，需要利用掌握的各种证据，把握“时间、空间、人物、社会”这几个维度，充分考虑“时代变化、归属变化、范围变化、建筑变化”的叠加作用，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因素对变化产生的影响，再加以符合逻辑的推断，才有可能得出接近真相的结论。

在以往的熙春园历史研究中，学者们对这处皇家园林由“赐园”到“御园”再到赐园的过程似乎已经研究的很透彻，对熙春园、近春园、清华园之间的传承关系也算基本理清，对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九朝皇帝对这种演化的影响同样十分关注，但是唯独对熙春园“范围变化”细节对历史演变的影响没有特别在意。“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乾隆三十二年（1767）收归御园，道光二年（1822）被分为两座园林”的笼统说法，给人的感觉好像熙春园的范围从来都没什么变化，只是“分分合合”，产生或者更换不同的名称而已。

但是，真实的历史绝不是这么简单！读者在刘沫的文章中看到，她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新证据，从熙春园范围的历史变化细节切入，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那么，她是如何发现熙春园范围变化的奥秘呢？原来，是一张名为《熙春园周围大墙地盘样》（样式雷图档117-0012）的皇家档案图样启发了她的思路。这张图样上有两道围墙，刘沫将外圈一道命名为“熙春园大墙”，内圈一道命名为“近春园大墙”，而这道内圈大墙与《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房底样》中间部位用黑线标记的内圈大墙“如出一辙”，完全可以认为是同一道围墙。

熙春园周围大墙地盘样（样式雷图档117—0012）

刘沫针对两张图样反映出的情况提出了问题：熙春园、近春园这种园中有园的形式是怎么形成的呢？两道大墙的建造又是孰先孰后？她敏感地认为：这些问题将成为破解熙春园演变过程的“钥匙”。

也是由于图样没有标明建造围墙的时间和图样绘制时间，因此通过相关文档记载的时间判断熙春园和近春园围墙各自的建造时间仍然是首选方法。因为内务府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二月呈《奏为修理熙春园房间用过银两数目事》中记录有相关内容：添砌总长度达五百多丈的“熙春园西北二面虎皮石大墙和夹墙二道”，再结合图样上标注的相关围墙长度，刘沫认为外圈围墙就是奏折中所说的“大墙”，建成时间应该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

近春园遗址纪念碑

至于套在“熙春园大墙”内的“近春园大墙”建于何时，按照通常的正向思维方向，会直接认为“熙春园在先，近春园在后”。但如果逆向思维，有没有其他可能呢？恰恰在这一点上，刘沫利用掌握的清宫档案，包括：《熙春园永恩寺[地盘画样]》《近春园[地盘全样]》以及有关奏折等文件，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推理过程，最后得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其要点是：

1近春园大墙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而熙春园大墙建成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比近春园大墙晚了约60年。

2在乾隆三十二年之前，原胤祉熙春园的范围仅限于近春园大墙内的约192亩大小。乾隆三十二年，乾隆皇帝扩建熙春园，将几百亩弄田纳入园中，此后的熙春园范围东抵万泉河，北抵长春园南墙，面积约750至800亩。

3最有可能将原胤祉熙春园更名为“近春园”的人是嘉庆皇帝，更名时间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之前。更名原因是皇帝需要赐出一座园林，而原胤祉熙春园比较适合，因此将赐出部分起名“近春园”，熙春园其余大部分仍保持原名。从此近春园和熙春园比邻而居。

近春园遗存建筑构件

这些结论明确强调，熙春园的范围（面积）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小园”先建，再变“大园”的渐进过程，同时又伴随不断的分划、调整，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名称，由不同的主人使用，也衍生出诸多史话秘闻。虽然咸丰时期命名的清华园仅仅是熙春园最后的一部分遗存，但它却与熙春园的全部演变密不可分，一脉相承。因此，为了形象地说明熙春园在清朝200年间的演变过程，刘沫还特别在今天的清华园卫星地形图上绘制了四幅示意图，这一举措产生了“提纲挈领，事半功倍”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

熙春园演化示意图

结语

刘沫的所有努力，其实都在说明一个理念：从1707年诞生至今，“变化”始终是熙春园历史发展的主线。这不仅符合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继续深入研究必须秉持的基本着眼点。如果利用她得出的这些“颠覆性”论点，再去看待《熙春园·近春园考》等专著中无法解释的一些矛盾问题，或许就会找到破解问题的新思路。而这正是刘沫对熙春园历史研究做出的新贡献。

踏进浩瀚的历史森林，每个人都只是小学生，需要虔诚信念和敬畏之心。谁都可以从散落满地、杂乱纷呈的落叶中撷取几片加以剖析，但观点却可能大相径庭。争论“谁对谁错”没有太大意义，真理只有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才能得以催生。厚重的人文历史宝藏，永远闪耀灿烂光芒，探寻——永远在路上。这正是：圆明五园遭湮灭，省耕别墅幸遗存；扑朔迷离藏旧事，大白天下惠后人。

（2021.08.12 终修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