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东中学子赵德尊简介

1933年6月东北中学毕业留念。

赵德尊，辽宁辽中人。1931年12月入东北中学高二班学习。1933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清华大学“左联”支部书记、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学委秘书、全国民先总队部秘密党团组织委员，参加并组织领导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创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参加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历任太行山冀西、晋中地委统战、组织、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书记，率领地方部队和民兵参加“百团大战”。1943年10月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4-6月出席中共七大。1945年10月参加赴东北干部团，任团党组组织委员。1948年10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9年5月任新的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1950年3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1953年1月兼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同年4月，调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兼东北局秘书长。1954年8月任东北制药总厂副厂长。1965年8月任沈阳化工研究院副院长。1978年10月任沈阳化工研究院党委书记。1979年2月恢复工作，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2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5年9月离休。党的七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2012年2月1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9岁。

凿刻于1936年的“保卫华北”石刻。

在北京植物园樱桃沟内，有一块巨石，上面刻着“保卫华北”四个大字，是由清华大学学生赵德尊和北京大学学生陆平于1936年所刻。他们是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走出的流亡学生，一位毕业于东北中学，一位毕业于东北中山中学，两校都是专门接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他们经历了东北沦陷之痛，有着更深切的危机意识。

1936年7月，华北局势日益严峻，为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培养和输送抗日骨干和新生力量，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在香山樱桃沟举办了第一期夏令营。营员来自北平多所大、中学校的民先队员或具有双重身份的共产党员，共200余人。樱桃沟内的一块山石就是当年的“讲台”。大家围坐在山石旁，听杨秀峰、黄松龄等教授分析抗日战争的局势，听总队长兼军事教官白乙化等阐述军事理论、作军事报告。大家在这里争相传看《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等当时很难见到的党的文件；热烈谈论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和爱国志士的抗日活动；激烈争辩当时的社会问题、理论问题，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赵德尊是具有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营员，入营后的某一天，他决心在那块山石上凿刻“保卫华北”四个大字，以表达当时广大抗日青年的心声。在凿刻过程中，同为营员的北京大学学生陆平（后来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循声走过来，于是两人交替合作完成凿刻，四个大字呈十字排列，每个字有六七寸大小，字体方正有力。

如今，“保卫华北”四个大字仍然镌刻在樱桃沟的山石之上，继续向人们讲述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46年于北安留影。

流亡北平入东北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在沈阳第三高中上学的赵德尊和同学们在宿舍里突然被隆隆的大炮声惊醒，接着看见一道道闪亮的火光从日本租界发出，一发发炮弹飞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方向。第二天，各校停课，沈阳沦陷。

赵德尊不得不回到在沈阳北关的租住处。赵德尊曾撰文回忆：“我在家里呆了半个月，怒火中烧而又无可奈何！房东家住宿的还有两名同泽女中的女孩子，还在幻想着哪天复课，没想到在家里遭遇日本兵的欺侮，房东家哭声一片。我的心火腾地一下冒出来，在家里坐立不安，真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10月初，接到住在北平皮库胡同东北难民收容所的同学康国钧的来信，待沈铁通车，我就在门口向屋里的妈妈喊了一声‘我走了’，当即跑到皇姑屯车站扒上火车，流亡到了北平。”

赵德尊看着橱窗里的北平地图，找到了皮库胡同的东北难民收容所，这里收容的多是东北流亡学生和教师。据先到的同学讲，之前他们每天到市府门前喝大锅粥，等他到来后，这里已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接管并得到张学良资助，每天发10大枚铜板，合计两角钱，可以买5个火烧（烧饼）。

最开始办的叫自励中学，12月12日，根据张学良手谕，王化一奉命办东北学院中学部事宜（1932年初改称东北中学），接收了自励中学全部师生。12月22日，东北学院中学部举行开学典礼仪式。据赵德尊回忆，学校当时有流亡学生共三四百名，分编为高三、高二、高一、初三、初二、初一和补习班。学校进行军事训练，聘任东北军军官任教练，总教练姓傅，下设3个大队，都有东北军军官教练。当时没有教材，发白字本，东北教师教国文、数学、英文、三民主义等。这对东北流亡青年来说，不算什么苦，大家都可接受，因为总算有了个家，又可学点知识。

赵德尊被分配到高二班，班上共有三四十名同学，他于1933年夏毕业。

考入清华领导学生抗日救亡

在东北中学时，赵德尊曾团结全班同学进行了一些革命活动，毕业后又组织了同学会，但半年才能聚会一次，很松散，没有力量，他很想找到一个进步组织来领导。1933年9月，赵德尊带着对光明的渴望与向往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考清华时，他虽然数学不及格，但作文《路》以鲁迅先生的名句“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为路”结束，得了高分，从而被录取。这种例子在当时很常见，一些学生偏科比较严重，但是清华因他们在某些方面有特长而破格录取。

在校期间，赵德尊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山川均的《社会主义简史》等，还听北师大教授杨秀峰讲“社会发展史”的课，开始懂得一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开始用学到的理论分析残酷的现实情况，并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

1935年，华北局势加速恶化。时为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的蒋南翔执笔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震撼人心的吼声，号召民众起来抗日。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中，赵德尊表现得异常勇敢，中共北平市委正式批准赵德尊为中共正式党员。入党当晚，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大愿得偿，生死以之，抗日救亡此其时！”

赵德尊还参与创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在党的领导下，这一抗日救亡组织被推向全国。

1936年3月31日，为了抗议当局镇压、悼念狱中冤死的17中学17岁的郭清同学，北平各学校组织了抬棺示威游行。在这次游行中，赵德尊被捕，被关押了一个月左右。在狱中，他和其他被捕的进步学生及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申府等坚持斗争，用小纸片办《牢狱之光》，放风时相互秘密传递，相互鼓励。赵德尊还发展两名同监牢的青年入党。后来经过多方营救，清华校方保释赵德尊出狱。

出狱后，赵德尊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团结同学扩大党的领导和影响，如办清寒食堂、海燕歌咏队、秘密发展党员。西安事变后，他在学校开展各种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离休未敢忘忧国

1937年6月，赵德尊从清华大学毕业，立刻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

七七事变后，他听从党的召唤，投身到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之中。此后，无论是战斗在太行山上还是奔赴延安，无论是创建北满根据地还是在后方搞土改，他始终牢记要让人们过上好日子，随时做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准备，并为此鞠躬尽瘁。

1950年3月，年仅37岁的赵德尊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年轻的省委书记。1953年4月，他调任东北局工作，后因政治原因被降级使用。他长期在沈阳工作，曾先后担任过东北制药总长副厂长、沈阳化工研究院副院长、党委书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赵德尊先后就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省委政法委书记，为黑龙江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民主与法治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1984年11月，在佳木斯黑土地上留影。

1985年，72岁的赵德尊向党中央三次提出辞职、退休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但他认为，工作上可以离休，共产党员的身份和职责不能离休，也永远不会离休。2004年10月25日，他致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赞扬原辽宁省委书记郭峰同志住院期间拒收礼品的“六不”做法，建议在党内倡导这种廉洁自律的好风气。胡锦涛同志批示：“应在全党主要在领导干部中倡导这一好风气。”

赵德尊晚年照。

郭峰、赵德尊都是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走出的流亡学生，早年流亡的经历使他们对党和人民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赵德尊曾撰文回忆这段流亡的求学经历时说：“我们那一代的东北中学同学，很多在革命和建设中牺牲了，我一想起他们心里很是难过，对1931年入东北中学至1933年夏毕业这一年半多时间的生活也很是怀念。以后迁往鸡公山的同学，也都经历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的考验和锻炼，对全国各族人民，对东北父老兄弟，没有愧对！所以我称在东北中学度过的时光为峥嵘岁月。”

告翁书——

“华夏有脊梁，英豪何畏难”

亲爱的爸爸：

今年是您离开我们的第9年，借东北中学报道的机会，我想和您说几句贴心话。

1953年您到东北局工作不久，受到批判而被撤销了党内外职务。在我们搬家到东北制药总厂宿舍时，您叮嘱我们不要提什么意见，要和大院里的小朋友打成一片。您买了化工学和医药书籍攻读，适应新的工作需要。您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日常生活要靠妈妈照顾。一次装午饭的饭盒中忘了放勺子，结果您没吃饭又原样带回来；厨房屋顶被楼上冲坏了，您出去看看说“哦，漏了”，就又进屋看书去了。妈妈说您“油瓶子倒了不会扶”，但你们就这样相濡以沫走过了一辈子。政治上经历了风风雨雨，您没有一点怨言，乐观处之，这点对我的教育很深。

1970年，您和妈妈到辽西最贫困农村插队落户，您每天捡粪，妈妈养鸡，小弟弟挖野菜。您一辈子粗茶淡饭，每顿饭有个蘸酱菜就行。您和妈妈给每只鸡起了名字，在墙上列有光荣榜，记录每只鸡下多少蛋。当我抱着孩子来乡下看你们时，你们今天说杀这只鸡，明天说杀那只鸡，直到我走，也没舍得杀一只鸡，但鸡蛋没少吃。

1979年，当中央“事实解决”恢复您的工作时，化工部和另外几个省都想请您去工作，但您选择了重返黑龙江。除了1945年您随着中央赴东北干部团到黑龙江工作过，人熟地熟有感情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边境紧张，您认为共产党员就应当到最艰苦的第一线。

赴任时，您和妈妈严格按规定只带了小弟弟一人，其余子女都留在沈阳。

我在沈阳建筑研究院工作，单位让我组建“科技开发公司”并任经理，当时缺经费就想搞点外贸，您知道后说“干部子女不许做买卖”。小弟弟也因为您在省委工作的关系，不让他进省委机关工作。您以身作则，一丝不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为子女谋官铺路。

您是长寿之人，一生生活俭朴、有规律、爱运动。在沈阳时，您每周日骑自行车去市文化宫打乒乓球；休假去大连游泳，不止一次把眼镜掉到大海里；年龄大了，还坚持每天走4000步，每天坚持读书看报，看电视除了新闻联播，永远是中央五套体育节目。

您一辈子廉洁奉公，在91岁时还向黑龙江省委和党中央建议在党内倡导辽宁省委原书记郭峰同志廉洁自律的“六不”做法。2005年，当您看到房改后的房产证时写过一段话：“吾革命一生，产权从不在念。今逢盛世，党的政策关照，有一房产成了有产阶级。今将房产赠与吾儿沈平。”我们其他子女均无异议。您和我们说：“我没给你们谋官位和财路，也没给你们留下任何财产，留给你们的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来从艰苦中来，去更清白而去。”

生前，您不愿因私事给我打电话，经常写信，我保存的几十封来信就是您留给我的精神遗产，我会牢记您的自勉诗：“历史一长河，奔腾永向前。华夏有脊梁，英豪何畏难。回首怀先烈，放眼赖后贤。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女儿：赵萍

　　2021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