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也许会有读者问道：今天再谈论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笔者认为，清华开办国学研究院，吴宓、陈寅恪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自然愿意参与，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却是最早提议创办清华国学院者，他为何会如此？再联想到他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口号，不是很令人深思么。

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毕业证书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之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教授）”的称号，已经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认同。不过，这一称号究竟起于何时，又是何人或何单位（团体）首次提出至今似尚无定论。此外，除了这“四大导师”是否还有他人也可能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 据说有数人清华校方曾与其联系，只是此事较少被人关注。

据现有史料，最早提议清华开设国学研究院者是胡适。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发函聘请胡适、张伯苓、范静生等人为“清华大学筹备顾问”，信中曹云祥指出清华改为大学是当务之急。同年十月，筹委会通过了《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其中明确提出清华要设立“研究院”，“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曹云祥为此请教胡适应该如何创办研究院，并邀请胡适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胡适的回答是“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这是孙敦恒在《清华国学院记事》一文中所述，胡适之言当为第一次出现“研究院导师”这一称号，如今在论及清华国学院成立缘由时大都引用孙氏此文。只是这毕竟不是胡适自己所写文字，其中提到的有关“研究院导师”事是否符合胡适原意尚待确认。查胡适日记书信及有关资料，尚未发现与曹云祥就清华开设国学院事商议的内容。不过，1923年《清华周刊》第268期在该刊记者所写《与胡适之先生谈话记》中，有胡适谈到清华如果改为大学后如何开办国学的文字：“清华既有大学之议，现在便该开始罗致有名的学者来充教授之职。……要聘请好的国学教授，薪金必要同西文部教授薪金在同一比例之上。……要聘好的国学教授，先要定一个标准，国学教授绝非只是什么举人、进士、师爷、幕僚便能担任的，请不到合格教授，大学终是办不好。”在1924年第309期的《清华周刊》又有该刊记者采访胡适的文章，题目还是《与胡适之先生谈话记》，其中胡适透露出他和曹云祥校长、张彭春教务长已经有多次接触：“办大学总以先得人才为主。美国芝加哥大学办了几十年很是不振，后来有煤油大王等捐助经费，新任校长旅行全国网罗到杜威等十几个大学者，优给薪俸，然后回来办理，两三年间居然成为美国著名大学之一。现在清华曹先生、张先生据我方才谈话所得，也在注重这点，这是很好的。……不过办大学也不能因人设科，计划也要先有的，曹先生和张先生也都有计划。”据上述材料及有关清华校史记录，基本可以确认胡适和曹云祥校长、张彭春教务长就开办国学院事有过比较具体的商讨。

就胡适个人而言，他对担任导师一事其实极为向往，早在留学美国时他就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此日记写于1915年5月28日，彼时胡适24岁，俨然已有成为国人导师的想法，因此他不是不想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而是知道自己在国学方面和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人相比有较大差距。

从上述材料中很难确认清华国学院对欲聘请的学者究竟是给予“教授”名号还是“导师”名号，虽然国学院是参照西方大学的“导师”制度和中国古代书院制度所创办，但在宣传所聘请学者时其实有些“漫不经心”，例如在所刊登的招生广告中，不但没有称梁启超他们为“导师”“教授”，甚至称他们为“讲师”，清华1925年3月25日在《晨报》和4月1日在《益世报》所登广告就是如此：

北京清华学校招考研究院学员广告

本校今夏开办大学同时更设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注重个人指导及专题研究。本年先办国学一科，已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为讲师。现定于七月六日起在北京上海武昌广州四处同时考试，录取研究院学员三十名至五十名（确数视成绩定之）。学费宿费免收，并有奖学金额。……

此外，还有“专任教授”的称呼，涵义当和今天的“特聘教授”差不多，都有特别重视之意。如清华1926年4月10日起在《申报》上连续刊登多日的广告：

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招生

本校硏究院于去年秋季开办，以硏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爲宗旨。本年仍就所办国学一科扩充范围，专任教授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现定于七月十二日起在北京上海武昌三处同时考试录取学生二十名至三十名，学费宿费免收。……

而且清华即便是在刊登图书出版广告时，也没有出现“四大导师”或“四大教授”的称号，如1926年8月31日《申报》所登出版信息：

出版界消息

《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出版。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自去年开办以来成绩卓著，所聘敎授如王静安、梁任公、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之辈，均一时有名学者。陈寅恪留欧十余年，精通东西学术，现巳到校，下期起即行授课。近闻该院刋行王静安敎授所著之《蒙古史料四种校注》一书，作为该院丛书第一集，用中国上好纸张印行，现巳出版，定价三元。欲购者可直接向该校研究院丛书发行处函购云。

值得注意的是被聘为讲师的李济和“四大导师”并称为“一时有名学者”，这也是有人认为应该是“五大导师”的缘由，因为李济被聘为“讲师”而非“教授”不在于其学术水平，而是他彼时在清华只是兼职，主业是应美国考古学者毕安琪（Bishop）邀请一起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对此他曾在教书和研究二者之间如何抉择有所犹豫，后在丁文江的劝说下才决心以考古为主。吴宓在日记中对聘李济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1925年5月16日、17日日记中都有他和曹云祥与李济、毕安琪会晤的内容。等到当年7月李济聘为讲师事终于定下，吴宓11日日记中出现了曹云祥设宴招待的文字：“是日正午，校长宴王国维、赵元任、李济于工字厅。P.C（即张彭春），及宓为陪。为欢迎赵、李二教授、讲师也。”赵为“教授”、李为“讲师”，吴宓用词非常谨慎。此外，在吴宓为《清华学刊》第351期所写一篇文章中，他把四位教授和李济并列时依然是使用“教授”“讲师”两种称呼，绝不含糊其辞：“今幸得王静安、梁任公、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诸先生为教授、讲师。（陈教授须明年二月到校）诸先生为通国人之所熟知共仰，无须赘词介绍。”

在那个时代，学者如果不是在某校任全职一般只能被聘为讲师，如鲁迅1920年之入北大，梁启超1922年之入清华都是如此。此外，因为梁启超后来兼职过多，不能把更多精力放在清华国学院，吴宓甚至透露出想改聘梁启超为讲师的想法，此见于他1925年12月29日日记：“谒校长。（一）明年拟改梁为讲师。”不过此事并未实行，一方面大概曹云祥没有同意，另一方面也因为吴宓的研究院发展计划遭到张彭春等人反对，他急需得到梁启超的支持。事实上数日之后即1926年1月6日、8日，吴宓两次拜访梁启超并得到其支持，只是在教授会议上赵元任、李济支持张彭春，而王国维保持中立，梁启超即便支持吴宓也无济于事。此事后来虽有变化，但吴宓的意见并未得到真正尊重，终于导致他愤而辞去研究院主任一职，并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愤激之言：“无论如何办法，宓对于清华之办研究院，实不能不谓失望。而今之所谓专治国学、修行立名之士，其行事之不可问，盖有过于新文化之党徒也。”

据齐家莹的《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梁启超直至去世时一直被聘为教授，1928年初梁启超身体已经很差，曾写信请求辞去在国学院的教授职务，后经挽留他决定改为国学院的通信导师，但经学校评议会讨论还是聘为教授，并决定不另请人。“通讯导师”这一称号还可在王国维去世后清华欲聘罗振玉接替却被罗氏拒绝一事得到证明。1928年《国立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刊》第18期曾刊登校长罗家伦的邀请信和罗振玉谢绝的回函，罗家伦信中明确提到聘罗氏为“通讯导师”。本来按照罗振玉的学术水平和声望被评为专职教授或导师完全可以，但既然王国维被聘在前，罗振玉虽然和王国维是亲家，但在学术上俨然以王国维的引路人和伯乐自居，自然不肯在王国维之后再去清华补缺。大概是考虑到这一点罗家伦才只是聘罗氏为“通讯导师”，言外之意就是不必到清华授课而只需“遥指教鞭”。即便如此罗振玉也不可能接受，因为一旦接受就好像自己是王国维的学术接班人，感觉辈分上都要小一辈，他当然无法忍受。

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创办人，吴宓曾撰写有《清华学校研究院章程》等重要文件，其中对所聘请学者是这样说的：“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数人，为专任教授。”“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得由本院随时聘为特别讲师。”他并在日记中对如何筹办国学院、如何说服曹云祥聘请陈寅恪及拜见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当面送聘书等事有详尽记录，但这些记录中未有“四大导师”或“四大教授”的说法，只是称其为“教授”“先生”或直呼其名。

事实上，直到1929年，罗家伦以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身份在谈到该校师资时也没有使用“四大教授”“四大导师”的说法。据1929年4月19日《申报》，罗家伦到校任职后向记者谈清华时特意提及陈寅恪、赵元任等教授名字：

（问）闻先生去后新聘敎授讲师多人人选甚严、可得闻欤？

（答）在余任内去职之敎授有以裁撤学系而去职者如农学体育等系敎授，是有以当求更适当之人担任者，……至于以前即在清华之敎授，如赵元任先生在授音韵学，陈寅恪先生授佛经翻译及唐代西北史料，唐钺先生授心理学，叶企孙先生授物理学，陈达先生授人口问题等课，熊庆来先生亦重新请回主持数学功课，后请孙光远先生助之。总之清华敎授人选，总算是可以向学术界交代得过去，余聘敎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

不过，彼时报纸在提及研究院时偶尔也有“导师”的说法，如《晨报》1928年2月25日就有“国学馆之研究生与导师”这样的文字。在清华所列之学生与所指导教师名单时，也可见到“导师”或“指导教师”的说法。综合上述种种，大致可以认为，从清华聘任王、梁、陈、赵四位学者任教角度一直都是聘他们为“教授”，但从国学院所设置之导师制度以及教学方式和师生关系角度，又可以称他们为“导师”。著名学者戴家祥当年是国学院的学生，他对此的解释是：“王国维先生所订章程强调个人自修，教授则专任指导，每个学员应就一己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导师和题目。他特别看重学生和导师之间密切的关系，专从请业，可以使学生短时期内，在国学根抵及治学方法上都有所收获。”

由于李济是聘为讲师又较少参与国学院活动，所以人们更多称呼的是“四位教授”或“四位导师”。之后或者出于对他们的尊敬，或者出于多少夸大性的赞美，即可能把“四位”之中的“位”临时改为“大”，久而久之即为约定俗成之说法。至于最初是何人说出已很难考证，但很可能出自清华大学的高层或管理人员。

例如现在学术界对“四大导师”一语来源的认定，基本上归于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所引用张彭春的一段话：

第二天张仲述和梅月涵两人坐汽车来接我们到清华园去，说，房子都预备好了，张说你们这四位大教授我们总特别伺候，梁任公王国维都已搬进房子，现在就等元任和陈寅恪来。(上次刘寿民先生来还笑我说四大教授的名称，但是这个名称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如此称呼的，刘先生或忘了，或没听见过。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四位导师，其余的都是讲师或助教。时逢在那时还得了一个助教的名称呢，其实他缺的就是以后没好好地读完大学。

张仲述即张彭春，当年与赵元任、胡适等人一同赴美留学。他是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的胞弟，时任清华学校教务长。他和赵元任关系很好，赵元任被聘主要就是他的推荐。在杨步伟所引张彭春的那段话中，张所说的“你们这四位大教授”明显带有开玩笑的意味，但也说明清华校方的重视。至于陈寅恪则得益于吴宓与梁启超的推荐，而以吴宓推荐最为重要，付出心血也最多，其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录。

总之，梁启超和王国维的被聘来自胡适的推荐，而胡适推荐的另一人章太炎却拒绝了清华的邀请，其实在此之前章太炎就拒绝过蔡元培请其到北大任教的提议，因为在章太炎眼里，根本就不认为在新式大学教书是做学问。不过，章太炎的拒绝倒是给吴宓一个推荐陈寅恪的机会。从这方面看，估计清华校方一开始就有为国学院聘请四位导师或专任教授的计划，这可能才是后人称他们为“四大导师”“四大教授”最初的根源。

此外，冯友兰在谈及吴宓时也有称王、梁、陈、赵四人为导师的说法：“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看来，“教授”也好，“导师”也好，无论是清华校方还是这几位学者都是认同的，至于后来加上什么“四大”的前缀，则显然出于人们对他们的高度赞美。不过，“导师”一语较之教授还多少有些层次更高的涵义，意思就是在学术和生活待遇上都高于普通的大学教授。学术上如何可能人言人殊，但清华给予这四大导师的待遇确实很高，不但薪酬高于一般教授，而且在住房、设立专门的研究场地和配备助手等方面都落实很好。当然，作为刚开办时唯一的特聘讲师，李济也享有和四大导师一样的待遇，例如清华付给他的薪水数目就是在美国考古队所支付工资后补足其差额，保证其收入不低于其他四位导师。从这方面看，说彼时清华国学院有五位教授或五位导师也并无不可。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彼时在清华大学内或者在国学院师生中，日常交谈时或者有“四大导师或教授”的说法，但并未形成共识，查阅有关资料也并未出现于彼时的新闻报道中。那么，究竟是何时报刊杂志中出现“清华四大导师”或“四大教授”说法的呢？

笔者据“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等查阅，除了杨步伟的那段回忆性文字，1949年之前报刊和1949到1985年报刊中没有出现清华“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的提法。现有较早提到“四大导师”或“四大教授”的是蔡尚思的《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发表于《探索与争鸣》1986年第六期，其中写道：“清华研究院一共只有四个教授，由于王国维不愿担任院长，就只设一个主任，而以王氏为首席教授。”此处没有明确提出“四大教授”，却第一次提出王国维是首席教授，据笔者查阅尚未见其他文章这样说，不过很多文章在列举“四大教授”时，要么以梁启超为首，要么以王国维为首。当然，诚如赵元任所言“说有容易说无难”，笔者的查阅很可能有遗漏，也期待更彻底的查询结果。

此外，汪景福所写的《杰出的考古学家李济》刊登于1988年第六期的《文史杂志》，其中说“李济与同时执教于该院的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时称‘四大导师’”，把李济和王国维等并称“四大导师”而不提陈寅恪显然有误。此后戴鹏海在所写之《中国第一本艺术歌曲集——新诗歌集》中也提到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此文发表于1992年第六期的《音乐爱好者》。稍后有关清华大学举行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的几次报道中也出现了“四大导师”的提法，说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后此类说法即日渐普遍。

至于清华国学院的“入围导师”，意谓学术水平和声望与“四大导师”差不多、且清华校方与之商谈过者。除却前面所说的胡适、罗振玉、章太炎外，曾经进入清华国学院视野或者主动与其联系者尚有数人。大致而言，国学院想请者人家不来，个人想来者国学院又不感兴趣。这里先说陆懋德，他为清华学校1911年留美生，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1925年时任清华旧制部史学教授。据吴宓日记陆懋德从1925年5月筹办国学院时即与其联系，至当年12月24日，陆懋德找到吴宓，“自荐为研究院教授。旋又自往见校长，谓校长允彼在研究院授一课，增给月薪五十元云云。”为此数日后吴宓见校长，商谈内容之一就是陆懋德兼任研究院讲师事。1926年1月5日清华召开校务会议，明确国学院“只作高深之研究，而不教授普通国学，教授概不添聘”，如此陆懋德欲被国学院聘任教授事已无可能。陆氏本为清华史学教授，却还是想被国学院聘为教授，足以说明彼时国学院教授身份较之一般教授要高很多。

此外，据吴宓日记史学大师柳诒徴也曾进入清华校方的视野，但阴差阳错终未成为现实。

还有一位可能被聘者是吴秋辉（1876-1927），名桂华，字秋辉，自号侘傺生，山东临清人。侘傺者，失意而精神恍惚貌也，语出屈原《离骚》和《九章》，吴秋辉以此为号，因其平生不得志也。据《临清县志》，吴秋辉“为人貌寝又不修边幅，而天才卓越，目空千古，视时辈蔑如也。”他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最擅长者是金石学和《诗经》研究，好发惊人之论，敢于批评大家。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和戏曲研究巨著《宋元戏曲史》，学术界赞颂者居多批评者很少，既是不敢也是不能，吴秋辉却能从史实错误、翻译错误等方面给予尖锐批评。又如人们常说孔子删诗而成《诗三百》，吴秋辉却说相反，其实孔子是增诗的，那305篇中多出的五篇就为孔子所增，因孔子是殷商后裔，故增加了《商颂》五篇。此说真假与否姑不论，论断之大胆已足显示其学识不凡。

说到吴秋辉与清华国学院的关系，和他与康有为的一次笔墨官司有关。康有为一次在济南作公开演讲，内容是根据《礼记》阐述其“大同”主张。演讲辞在报刊发表后，受到吴秋辉的严厉驳斥。康有为自然予以反诘，但没有几个回合，康有为竟草草收兵主动罢战，这是很少见的。大概康有为意识到对手不是平庸之辈，纠缠下去没有好处吧，估计就是这次笔战给梁启超留下深刻印象。梁启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期间，又有学生送给他一册吴秋辉的《学文溯源》，他自述“归而读之，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此时吴秋辉生计日困，虽著述丰富却无力印行。在朋友介绍下他致函梁启超，希望梁能助其出版。信发仅四日即得梁启超复信，梁在信中对吴秋辉的治学给予高度评价：“先生识力横绝一世，而所凭借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启超深信不疑。大著不可不谋全部分公之天下。若出版之资一时不给，启超愿出全力负荷之。”可惜吴秋辉又有所动摇，出书之事未果，其中细节俟考。梁启超却因此对吴秋辉更加看重，不久即派人请吴秋辉来京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同时北京大学得到消息，也表示愿聘吴秋辉为教授。能同时得到国内两所最著名大学的邀请自然是莫大的荣耀，但吴秋辉尽管生活窘迫却不为所动，而是婉言谢绝。他考虑的是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世人大有不同，难以为人接受，因此不适宜到学校任教。一说为身体不佳故谢绝，俟考。

吴秋辉本来擅长词章，但在山东省优级师范学的却是数理，据说仅仅因为报考时有人认为他肯定报考文史科，结果吴秋辉偏偏报考数理科并且考中，也许这就是天才的任性罢。据其友人张默生回忆，吴秋辉总是每天下午六时才起床，八时吃饭，夜里从不睡觉，他自己说曾五年没见过太阳。他说在白天什么混账王八蛋的声音都有，当然不能研究学问，只有夜晚才是他进行学术活动的时间。他说世上糊涂人太多，不知利用晚上，所以在学术上永远没有明白的时候。吴秋辉还喜欢养猫，他特意挑只有一只眼的猫，因为他本人只有一只眼有视力。据说张默生去拜访吴秋辉，顺口称赞吴秋辉的猫。吴秋辉笑着说：“我的猫果然不错，它确实相当聪明。可惜只有一只眼，不能到国外留学，得不着什么学位罢了。”张默生知道吴秋辉是讽刺那些不学无术的中国留学生，也就大笑起来。

晚年的吴秋辉贫病交加，面对满室文稿，怅然叹曰：“吾以数十年之精力研讨古籍，今方彻底了悟，著述未及一半而病入膏肓，岂非命耶！ 天之生我，果为何者？”1927年5月28日，吴秋辉病逝于济南，享年51岁。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了他的《侘傺轩文存》，吴秋辉九泉之下有知也许可以瞑目了。

写到这里，也许会有读者问道：今天再谈论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 对此笔者的回答是——清华开办国学研究院，吴宓、陈寅恪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自然愿意参与，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却是最早提议创办清华国学院者，他为何会如此？ 再联想到他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口号，不是很令人深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