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2022年1月4日上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副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在线分享了其新书《清华与“一战”：美籍教授的中国经验》，围绕四位清华美籍教师探讨了近代中美学术思想的交流。本次讲座由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合办。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副研究员担任主持人，近代史研究所赵妍杰副研究员、冯淼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张焮助理研究员，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宗亮博士，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刘超研究员担任与谈人，线上近150人参加讲座。

选题：从陈寅恪到美籍教员

讲座伊始，陈怀宇副教授结合自己长期以来的治学经历，介绍了新书的写作缘起。实际上，此书是其研究陈寅恪的衍生成果。他在撰写《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过程中，系统研读了民国时期清华、哈佛等中美两国学校的校刊校报、学会会刊以及地方报纸，注意到一批于“一战”前后来清华任教的美国学者。同时，吴宓等不少著名学者的回忆录、日记里也提到这些清华美籍教师，其中包括交换教授麦克罗（Robert M. McElroy,1872—1959）、华科特（Gregory D. Walcott, 1869—1959），以及长期任教的麻伦（Carroll B. Malone, 1886—1973）、谭唐（George H. Danton, 1880—1962）四人。陈老师基于多年在美国教书的亲身体验，决定写出在中国任教的美籍教员的故事，以作为一种回馈，也为中美友好做出些许贡献。

相比早期对陈寅恪的研究，陈老师在思考有关美籍教员问题时，已更加了解美国学术体系和教育机制的发展脉络。通过阅读大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史论著，他注意到这一时期美国迈入进步主义时代，高等教育经历着巨大变化，新办的研究型学院培养了一批有高级学位的学生。上述提及的四位来华美籍教师就是在这种学院体制中成长起来的，深受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中麦克罗、谭唐均积极倡导并参与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由于这些跨国知识分子与美国社会观念变化联系密切，可以通过他们的在华经历探究民国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思想影响。

为何会选择这四位美籍教员作为研究对象？陈老师指出，相比杜威、罗素、司徒雷登等大人物，这“四大外籍导师”虽知名度不高，但对清华学校建设、学术制度发展贡献良多，对部分清华学生影响深远。他在研究陈寅恪时，就意识到以往学术界太注重中国留美学生自身的学术发展，或强调他们在美国名校的交游，少有关切其在国内的启蒙外籍老师。站在中美交流的整体角度而言，应给予这些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定历史地位，立起属于他们的“中美友谊纪念碑”。《清华与“一战”：美籍教授的中国经验》，陈怀宇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清华与“一战”：美籍教授的中国经验》，陈怀宇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视角：全球化时代的个人生命历程

在近代中美关系史上，除传教士、政治家、外交官等群体之外，在华美籍教员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在成立初期雇用了不少美籍教员。陈老师认为，在“一战”大背景下，这一群体将个人对美国政治、伦理和生活方式的理解与实践带入清华，反之其在华经验也影响了自身的人生轨迹。

基于中外档案、书信、报纸期刊等史料的搜集，他开始思考如何将“小叙事”与“大叙事”关联起来。实则，这一批清华美籍教员的跨国经历和思想变化无不与近代中美高等教育发展密切相关，也受到“一战”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废科举、兴学堂，教育改革为清华学校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同样，美国国内高等教育和学术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逐渐崛起。但这更多受欧洲教育制度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不过，“一战”导致“西方”内部分化，很大程度上转换了欧洲与美国的强弱关系，促使美国知识分子积极反思长期对欧洲教育和学术的借鉴。因此，书写这些美籍教师如何与中国结缘，必须考虑从全球史视野来考察欧美教育与学术对他们的塑造，以及他们如何影响中国的教育与学术，进而勾勒出20世纪初中美欧教育、学术、思想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钩沉“一战”背景下四位美籍教员在清华的教育、学术和日常生活是这本新书的主要内容。陈老师强调，全球化时代个体生命的历程极为复杂，需从不同的角度、身份来考察历史人物的行为和选择。他按个体、群体和美国公民三个层次逻辑，依次介绍了麦克罗、华科特、谭唐与麻伦的个人生平，并以“共业”和“别业”两方面讨论了他们在清华的各项活动。其中，重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四位清华美籍教员与部分中国学生的交往，由此改变了后者的学术生涯，后者也扭转了前者对中国的看法。譬如华科特将汤用彤、程其保带到哈姆林大学，推荐李济去克拉克大学学习；麦克罗回国后积极组织中美协进会，注重中美文化交流。二是他们参与清华学校建设的情况。以谭唐为例，他应该是较早在清华学校介绍优生学的外籍学者，并参与不少清华校务的组织和管理事务。三是中国经验对四位美籍教师的影响，特别是学术旨趣的转向。例如专攻德语专业的谭唐后来转向做中国研究，原学习西洋史的麻伦则成为最早研究圆明园的欧美学人。陈老师总结道，四位美籍教员的在华经历产生了双向影响，一方面他们改变了部分清华学生的个人命运，推动了清华学校制度的建设和清华在美校友网络的扩大；另一方面，他们来到中国后，对中国的认知有所变化，逐渐关切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之命运。

与谈：多维度的中美学术思想交流史

在与谈环节，诸位嘉宾围绕陈老师新书发表了精彩评论。张焮助理研究员主要从海外中国学角度谈及个人体会。他首先认为，本书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在华美籍教师群体，某种程度上开辟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领域，呈现出“侨居地汉学”更为复杂的面相。以往有关“侨居地汉学”的讨论集中在学院体制外的业余中国研究者，但从陈老师新书可以看到，学院体制内同样有一批外国在华的专家学者从事中国研究，并努力参与到美国中国学的建设之中。基于丰富的中国经验，这一群体对美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谭唐、麻伦等人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向专业汉学家转型，他们作为中国学家的身份是否被普遍认可则有待商榷。其次，“一战”前后清华美籍教员的中国研究，也引发张焮助理研究员对现代美国中国学发端的思考。他表示，学界通常将费正清视为现代美国中国学之父，并强调“二战”对美国中国学的深远影响，可是这本新书折射出另一种学术叙事。早在“一战”前后，部分在华美籍学者已经开始尝试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当时意义上的“当代中国”。这就引出美国中国学的现代起源是否可以追溯到“一战”前后的问题。最后，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有关“中国经验”的探讨还可以从思想和学术方面进一步深化，就美籍教员与中方教员之关系加以讨论，以及对清华学生和其他中国学生进行横向比较等。

宗亮博士认为，陈老师新作是一本多元主题相融合的著作，蕴含了丰富的学术史脉络。一则可以从中看到清华早期的校史，二则涉及到“一战”史相应的问题。此书通过学术思想的角度揭示了“一战”前后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很好地实践了徐国琦先生所提出的“共有的历史”这一概念。此外，这本书给“一战”史和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非常清晰地梳理了四位来华美籍教授对“一战”的态度和学术经历。宗博士重点提到新书附录部分有关海外中国学的几篇文章，将中国史学研究的视野扩展至国际范畴，颇有理论性建树。就史料而言，他表示，陈老师擅长利用和挖掘外文材料，能从“不起眼”的史料中抽丝剥茧，细心分析其中的蛛丝马迹，对美籍教员与中国学生的交游做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他还特别推荐陈老师的另一本新书《读书何妨为人忙》，就如何撰写学术类书评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冯淼助理研究员主要围绕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学术思想表达了个人观点。她首先也提到，古代史专业出身的陈老师不仅注重长期性的历史文献搜集，而且史料运用自如，特别善于将多样的史料编织进同一叙事之中。这本新书从全球史视角出发，以多条线索展开全球化时代下个人生命体验的叙事，由此又反观出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在研究方法和写作叙述上颇为新颖。随后，冯淼助理研究员就本书研究内容谈及了自己的所思所想。在她看来，这四位“小人物”的“共性”在于，他们均折射出时代的思想光谱，有利于我们理解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学院精英价值观念的演变。她认为，书中四位美籍学者应该是进步主义时代保守的自由主义精英，有别于当时社会科学领域相对激进的自由主义学者。从美国思想史角度看，进步主义时代的主流思想回应的是美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包括城市化、人口暴增等。与此相伴的是，这一时期科学与理性主义的增强，大批学院内部的学者欲通过科学化的专业知识来理解和改良社会。可是，陈老师书中的四位美籍学者对科学主义尤为警惕，担心后者带来专制和社会主义倾向。除了凸显偏保守和稍激进的多重思想面相，四位美籍学者的个人经历还折射出进步主义时代相关理念的跨国实践。可以看到，“一战”前后一批美国学院精英在跨国活动中，推动了美国文化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赵妍杰副研究员从四个方面重点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收获。首先，她结合自身对《学衡》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兴趣，肯定了陈老师对学衡派学术脉络和学术交往的关切与梳理。其次，她认为这是一本以“人”为叙述主体的中美近代教育交流史著作。此书从“共业”和“别业”出发，讨论了四位美籍教师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结构中相同和不同的作用，彰显出“人”的生活与思想在全球语境中的流动和变动。这四位清华美籍教师的人生历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再次，赵妍杰副研究员指出，陈老师新作对全球化的学术社会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在全球语境下，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学术训练和政治立场可能完全迥异，但本书将这些元素有机地编织了起来，并绘制出一张全球网络。不仅如此，书中对全球语境点到为止，叙述节奏张弛有度，体现了陈老师的学术眼光和叙事能力。她引用此前侯旭东老师对“关系的视角”的论述，强调人和事是在丰富的历史世界中相互关联，只有将人和人、人和物、人和制度、事件相衔接，透过富有层次的人与事才能展现出动态的、多维面相的历史。在史料解读方面，陈老师注重文本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意涵，对档案资料背后人物关系和情感的分析堪称典范。最后，她也提到，“一战”的确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可在本书叙事中的重要性仍较“隐蔽”。

刘超研究员就教育史研究路径提出了一些想法。他认为，这本书不仅挖掘和运用了诸多原始外文档案，在研究路径方面更是超越国别，将清华放置于全球的范畴之中予以考察。就现有教育史和大学史研究而言，这本书从全球史视野探索当时中美两国知识精英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思考，颇具典范意义。随后，刘超研究员也提出一些意见和体会。他认为，一是可以从心灵史出发，进一步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变化和情感体验。除了生活经验和课程教学之外，四位清华美籍教师的内心体验和观念转变也应纳入历史叙事框架之中，包括中国经验是否给他们带来了心灵触动、是否导致其文化观念的调适等问题需加以探讨。刘超研究员表示，他希望了解的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还应阅读到有关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历史，了解当时中美精英对世界有着怎样的历史想象和未来憧憬。二是结合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同时，应该在历史叙述框架中突出“人”的核心位置，强调“人”的生命体验和成长演化，不能失去历史科学的独立性。陈老师新作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让我们看到曾经的个人生命和情感。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理论重要性，而是呼吁将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互作补充，规避和警惕历史研究的模块化倾向。三是从学术史来说，可以继续探讨清华在20世纪20年代末之后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清华在中外学术的地位愈发重要，值得我们做承续性研究。

主持人吕文浩副研究员谈到，陈老师新书使其更加认识到历史在不同语境下的多面性。陈老师通过搜集美国所藏的档案资料，钩沉了四位原本“不太有名”的美国知识分子的跨国经历，重建他们所认知体验的世界。吕文浩副研究员围绕优生学在华传播问题，提及此前并不知晓谭唐将美国优生学介绍到清华的这一史实，潘光旦先生学习优生学是否受到谭唐的影响值得考究，优生学在地化的发展路径也可作进一步论证。他最后表示，即便本书题为“清华与‘一战’”，但恰好是通过这些中层人物，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中的清华。

作为近代史研究所新年首次学术活动，此次讲座历时近三小时，最后在愉快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本年度，近代史研究所将一如既往地为学界同仁带来多元化的学术活动，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