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在20世纪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坚持十四年浴血奋战的“东北抗日联军”中涌现出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一大批民族英雄，而另有三位清华人也留下了光荣的名字，他们是：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

左起：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

一、他们因何没能拿到清华的毕业证书？

早期的清华学校虽然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但中共清华党支部早在1926年11月就开始建立。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分别于1926、1930、1928年考入清华，并先后成为清华早期共产党员群体之一员。

回望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成立还不到十年的共产党，在经历了被国民党右派几近斩尽杀绝的“至暗时刻”，力量极其微弱，幸存的党员全部隐匿身份，转入“地下”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既要完成大学生的学业，又要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秘密地进行革命工作，清华的共产党员所要承受的风险可想而知。这也成为他们都没有拿到清华毕业证书的主要原因。

三院遗址（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诞生地）

1．1930年算学系唯一的肄业生“老冯”

冯仲云（1908—1968，江苏省武进县人）是1927年5月1日入党，在1928年1月担任了第六任清华党支部书记，还曾担任过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委委员。

非常难得的是，在1930年10月出版的《国立清华大学第二级毕业纪念册》中，印有一张冯仲云的“毕业照”，还有同学对他的评价，一位署名“丞”的同学这样写道：

“‘革命和恋爱’这是时下一班青年的口号，我们的老冯从前也曾躲在房里偷偷地狂吻着‘他的她’的来信和照相过。可是他现在却时常在喊着‘恋爱这玩意儿，咱是不干了。’他虽不谈恋爱，可爱讲女人，谁和他熟悉的人，总知道她是三句不离女人的吧。他不长口才，可很会描写，经过他口里煊染出来的事物，灰色会变黑色，红色会变为绯色。他是直爽而诚恳，他的脑筋确乎很敏锐，可是他还吹‘老冯若使不……，也许脑筋还会好呢！’真是不晓得，老冯若使不……，他会是怎样一个人呢？”

冯仲云毕业照（1930 年4 月）

乍一看，在别人眼里，被称作“老冯”的冯仲云怎么也不会让人感觉他是“道貌岸然”的君子，更不会将他与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联系起来，同学们吃不准他是“怎样一个人”。

其实，这样的评价恰恰可以看作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我们一方面可以认为这是“老冯”在日常生活中用“大智若愚”的形象掩护自己的秘密身份，而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把革命者想象成不屑“饮食男女”的天生圣人。

但是，“老冯”终究是“党的人”，他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要发展党的组织，要做民众工作，在接到党的行动指令时，他都会无条件地去执行。就在“老冯”已经拍完毕业照，还没有完成毕业所需的论文或考试时，他参加了1930年4月20日（周日）北平工人和学生共同参加的示威游行。这次活动遭到了反动军警的镇压，被捕群众有180余人，“老冯”也在其中。

就这样，因为没有完成毕业程序，“老冯”的名字最终没能出现在1930届毕业生名单上。所幸的是，他在被关了五个月监牢后，竟然于1930年9月“逃离”魔爪。

1930 年清华算学会合影，后排右二为冯仲云

出狱后的冯仲云却得到一个很好的就职机会，“哈尔滨商船学校”需要一位数学老师，算学系的郑之蕃（1887～1963）教授就推荐了他。冯仲云于1930年10月来到哈尔滨，就这样开始了他在东北20余年的革命斗争生涯。

2．只读了一年半政治系的张甲洲

张甲洲（1907—1937，黑龙江省巴彦县人）192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0年上半年在北大入党。在此期间，他也曾经被捕，并在狱中与清华党员冯仲云相识。或许是与冯仲云的交往引发了对清华的仰慕，张甲洲宁愿放弃在北大物理系已有的学籍，也要考到清华来。

1930年秋，当他被清华读政治系录取时已经23岁，凭借其社会组织与活动能力，他一入学就脱颖而出，“自带”很高人气。与他同年入学的陶瀛孙（1909—2003）就是由张甲洲介绍入党，并成为清华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曾回忆道，“我们常能见到他——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性格豪爽而又待人诚恳的东北籍同学，活跃在清华园中。大家对他的印象是很深的”；“我在学校里对张甲洲是非常钦佩的”。

张甲洲在清华学生组织的平台上表现活跃。他曾担任过“第六级主席”和清华学生会中的“级代表”，学生会卫生科主任、民众教育科主任，同时还担任过《清华周刊》的编辑，负责“言论”专栏的组稿和撰稿工作。

1931 年清华大学学生会执委会合影，后排右二为张甲洲

在清华1931年出版的建校20周年《纪念刊》中，留有一张当时“清华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的合影，当时的大一学生张甲洲在9名委员中赫然而立，充满自信。此外，在1931年5月清华师生与校长吴南轩之间爆发的激烈冲突中，学生会紧急组织了护校委员会，张甲洲的名字也在15位委员之中。

也是1930年入学的胡乔木（胡鼎新，1912—1992），虽然只在清华读了一年多时间，但当时还没入党的他却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骨干。张甲洲与胡乔木在党、团工作的交集中多有联系。以至于晚年胡乔木在1983年1月18日给巴彦县委办公室的信中还特别强调，他“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

胡乔木怀念张甲洲的信（1983 年）

然而就在张甲洲上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日本公开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清华师生立即表明坚决抗日的立场。“学生会成立抗日救国会，并通电政府主战。21日，教职员公会成立对日委员会。27日全体学生大会议决停课三星期，施行军事训练，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春天，张甲洲联合几位在北平不同学校读书的东北籍大学生，毅然“投笔从戎”，秘密回到黑龙江省巴彦县老家，开始了与侵略者真刀真枪的殊死搏斗。这就是张甲洲曾经在北大、清华两所著名高校肄业，但又都没有拿到毕业文凭的真实背景。

3．还差三个月就能毕业的于九公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成为“国立清华大学”。在这一年的招生中，有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学生于九公被录取到经济系。

于九公20岁进清华，那时正好处在近代中国发生重大历史变革的时期，内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外部日寇觊觎，侵略不断。对于之前在齐齐哈尔读书时就领导过当地中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并遭受过军警逮捕的于九公而言，在新的环境中同样不会甘于平庸。

在1928年至1931年的短短几年间，清华曾经围绕“校长”人选问题出现过激烈的斗争，于九公这一届学生就完整地经历了“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三位校长频繁更迭，还有“叶企孙、冯友兰、翁文灏”三位教授间歇代理校务这样的奇观，直到1931年12月最终迎来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清华学生拒绝乔万选当校长（1930 年）

于九公当时是“反帝大同盟”成员，在驱逐吴南轩的风潮中表现积极，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在1931年5月被吸收加入党，而他的介绍人正是比他低两级的黑龙江同乡张甲洲。

就在于九公加入共产党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他积极参加清华学生自治会组织的赴南京请愿活动，并担任请愿团第三中队队长。请愿团冲破各种阻挠，于11月26日到达南京，发表《请愿宣言》，并向蒋介石当面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

通过此次情愿，于九公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敷衍态度，也彻底抛弃对政府出兵的幻想。经过短期准备，于九公与张甲洲一起，于 1932年4月逆风而行，秘密潜回被日寇霸占的东北家乡，从此开始长达十数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斗。而此时距离他可以拿到清华毕业文凭仅有不到三个月时间，其坚定的抗日信念完全可用“斩钉截铁、义无反顾”来形容。

二、最早走上东北抗日前线的清华三杰

冯仲云、张甲洲、于九公在相隔一年半的时间里相继离开“象牙塔”，成为最早走上东北抗日前线的清华三杰，而当时他们的年龄都没有超过25岁。

面对无比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和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其实他们既没有坚固的群众基础，又没有稳妥的组织保障，更没有可靠的物质后援，一切都要赤手空拳，“从零开始”。然而就是这样三位同样在清华园接受过高等教育，又是胸怀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就像三颗特殊的火种，坚定不移地投向苦难深重的东北大地，誓要燃烧起照亮历史的火焰。

1．冯仲云的白山黑水岁月

冯仲云1930年10月到达东北哈尔滨，应聘哈尔滨商船学校的教职。哈尔滨商船学校创办于1926年，是隶属于奉系军阀的半军事化学校。有关冯仲云的这段经历，在1931年12月版《清华周刊（副刊）》的“毕业同学消息”中有一段记载：

“冯仲云——他是清华被称为‘绝’者之一，你不要说他‘绝’，他在哈尔滨的商船学校教高级几何，是被称为第一流人物的。他住在一所临江小房子，夏天他那位‘腊味儿’也从北平赶去了，老冯每每得意的说，我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家，免除一切结婚费用，也得着小家庭的温存了。”

这段文字引申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冯仲云凭借在清华学到的数学分析与解题能力，成为让学生信服的“第一流人物”。在哈尔滨党组织与冯仲云接续组织关系之后，他就开始了以商船学校教授为掩护身份的地下革命活动。

1931年春夏交替之际，他那位在北平读书的“腊味儿”（未婚妻）薛雯来到哈尔滨与他成婚，婚后不久她也秘密入党，从此夫妇两人并肩为党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们遇到了重大考验：中共满洲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在这种形势下，临危受命的冯仲云在新组成的省委中相继担任了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省委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省委秘书处长，坚决地投入组织东北人民抗日的斗争中去。

在一段时间内，满洲省委与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失去联系，失去任何经费来源。当时的冯仲云在商船学校教书每月有260块银元的收入，于是他每月拿出180元作为党费。由于剩下的工资也常常被用于党组织工作的各种支出，以至于在严冬中无钱买柴火取暖，让第一次在东北过冬并已经怀孕的妻子“冻得卷缩成一团”。

从1932年开始，冯仲云担任处于领导中枢位置的省委秘书长一职，全面参与、协调党的各项工作。1934年10月，冯仲云被派去参加赵尚志、李兆麟领导的哈东抗日游击支队，并在游击队被改编后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中担任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他正式成为“抗联第三路军”政委时只不过32岁，但已从一个稚嫩青年学子成长为中共北满省委和东北抗联的重要领导者。1942年后他又奉命去苏联境内参加了“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整训领导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冯仲云、彭真、周保中在东北（1946 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冯仲云作为接收沈阳的抗联代表随苏军最先回到东北，在配合中共东北局领导的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4月起，冯仲云担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底。在曾经领导东北人民14年抗日斗争的诸多抗联领袖中间，冯仲云幸存地成为少数几位全程亲历者之一。

2．张甲洲与于天放的并肩战斗

张甲洲和于九公于1932年4月告别清华园，秘密回到黑龙江老家，迅速投入抗日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各种抗日力量纷纷抗击日本侵略军，其中，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力量就包括有张甲洲领导创建的“巴彦抗日游击队”。

1932年5月16日，张甲洲首先利用家族在当地的社会关系，联系到各方爱国人士和武装力量200余人。他们正式组建了游击队，勇敢地向侵略者宣战。而在此过程中，于九公就是张甲洲的得力助手，担任游击队特派员及交通情报站负责人。

1932 年巴彦游击队领导人合影，后排中间为张甲洲，前排右一为于九公

1932年8月30日，游击队攻下了巴彦县城，随后又连下几城，给哈尔滨以北地区的日寇和伪政权造成巨大威胁。1932年11月，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委。这一光荣史实已被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巴彦抗日武装的迅猛发展势头引来日本侵略军的强力镇压，没有根据地的张甲洲部虽然一度发展到二千多人，但在日伪军的围剿下，最后队伍只余下70多人，被迫于1933年初解体。

彼时的张甲洲化名为“张进思”，转入地下秘密工作。他利用自己的学识进入“富锦县立初级中学”（富锦中学），从教员开始逐步升为教务长、校长。他巧妙利用这一身份建立了抗日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并成为中共满洲省委在三江地区的地下工作领导人。

而在1933年3月，于九公先是被派遣到齐齐哈尔，组建满洲省委“龙江特别支部”并任书记。后来因为恶化的形势使得于九公必须转移，于是在改名“于天放”后，由张甲洲介绍其在富锦中学担任英文教员，以后又担任教务长。在张甲洲被日本人调任富锦县公署教育股长后，于天放又接任富锦中学校长。

张甲洲（前右5）于天放（前右4）在富锦中学（1936 年）

也就是说，张、于二人在长达近四年时间里，共同潜伏富锦，并肩进行地下抗日斗争。他们凭借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为松花江下游各抗联部队提供军事情报及物资援助，著名的“抗联”七星砬子兵工厂的部分设备与材料，就是他们设法输送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于二人奉命转入东北抗联独立师。然而在8月18日，张甲洲不幸遭遇敌人的阻击，中弹牺牲。当时他刚满31周岁。

3．冯仲云与于天放的战斗友谊

1928年秋天，冯仲云已升入“国立清华大学”三年级，而于天放（九公）刚入学。冯仲云曾回忆说，“虽然学的科目不同，可是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平时沉默寡语，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热烈的，是一个有理智的青年”；“他确信共产主义，认识共产主义是中国将来应达到的最终目标”。

于天放在张甲洲牺牲后，进入抗联十一军负责部队政治工作。经过他的卓越努力，这支部队逐步成为抗联的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

1940年“抗联第三路军”编成后，于天放担任第六支队政委，而冯仲云此时成为于天放的直接上级，他们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他们率领的游击部队“在富锦、绥滨沼泽地带和完达山系的七星砬子山越地带，进行过多次英勇的战斗”。

于天放撰写的《露营之歌》和《牢门脱险记》

1941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抗联各部队残存的力量奉命进入苏联境内整训。而于天放带领的东北抗联三路军留守分队却孤悬敌后，继续同日伪军进行殊死战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于天放始终没有放弃抗日的信念，用尽各种方式同敌人缠斗，直至1944年12月19日被叛徒出卖被捕。

无论日寇采用威逼或是利诱等各种手段，于天放都抱着宁死不屈的信念，坚决不投降，敌人只能决定对他执行“死刑”。就在最后的危急时刻，于天放在难友的配合下，利用一次转瞬即过的机会，击毙日本看守，幸运地逃出了囚笼。惊心动魄的那一刻，发生是1945年7月12日凌晨。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于天放饥餐露宿，昼潜夜行，躲过日伪军的重重搜捕，以惊人的毅力从北安跋涉300余公里，到达讷河县境内。在这里他听到了日本投降的喜讯，立即组织了“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宣传部自卫队”，迎接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的冯仲云，为老同学、老战友的英勇事迹感到由衷骄傲，他在1946年专门撰写的《东北抗日联军领导者之———于天放》一文中这样写道：

“是的，于天放在（松）江省的确是极有名望的，无人不知的民族英雄。他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是由于‘八一五’事变不久前，他从北安狱中脱逃，日寇在（松）江省各地通缉他，悬赏几十万元要他的头颅，还因为他是（松）江省出色的知识分子，艰苦卓绝的民族英雄”。

三、他们为清华精神增添了一抹血色

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的伟大斗争中，曾经有成百上千的清华人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走上战场。而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这三名共产党员作为东北抗日战争中的清华学子，更以他们独特的表现显示出无比可贵的气质，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增添了一抹血色！

必须强调的是，革命者不是苦行僧，也有七情六欲。但具有坚定信念的勇士与常人不一样的是，在需要舍生取义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与儿女情长“断舍离”。

张甲洲在即将前往抗日前线的前夜，对他的夫人刘向书说，“有可能此去凶多吉少，确实听到我牺牲了，是你的光荣，也是你的灾难”。令人悲痛的是，就在说过这些话后的第二天，他就真的“求仁得仁”，血洒黑土地……

位于富锦县的张甲洲烈士墓

无独有偶，1934年冯仲云在走上战场前，也将妻女送回江苏老家。临别时他对妻子说，“如果为革命牺牲性命，那这次就是我们的永别；……等革命胜利后再见面，这段时间可能要十年十五年了”。而当他们再得以相见时，真的是在经过九死一生的十二年后……

于天放的家就在呼兰县的某处乡村，他虽然在故乡游击了七年多，却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见过一次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女。

清华三杰在不同时点的言行，表现出的却同样是“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操，何时读来，都会让人对真正共产党人“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拳拳初心而心生感动。

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中，清华三杰却都表现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超凡脱俗的飞扬文采。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幕出现于1938年，在艰苦的征战途中，于天放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豪情，挥笔写下了一首荡气回肠的《冬征》：

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后来，著名的东北抗联《露营之歌》将这首诗歌录为“春夏秋冬”之第四段，铸就成为东北抗联文化遗产中的不朽篇章。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些抗日英雄的历史功勋。2014年9月1日，在国家民政部正式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师长张甲洲”名列其中。同时，张甲洲的名字也分别被镌刻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英烈碑”上。此外，冯仲云和于天放的名字也同时被记载在“百年清华”名人录上。

1955 年9 月，冯仲云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其实，还有一项值得彰显于世的殊荣，那就是冯仲云在1955年9月曾经获得毛泽东主席亲自颁授的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而冯仲云是当时仅有的四位没有被授予军衔，但被授予至高荣誉的“无衔”开国元勋之一。

这两枚勋章，意义非比寻常。正如冯仲云自己所评价的那样：“这两枚勋章不只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这是凝结了满洲地下党、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中千万英烈的鲜血，也是他们的荣誉。”

与此同时，冯仲云也成为清华历史上曾被同时授予“八一勋章”和“独立自由勋章”的唯一英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完全可以看作是所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牺牲”的清华英烈们共同的荣誉，是对清华精神的一种特殊褒扬。

四、结语

1932年的那个春天，张甲洲、于天放同时奔赴抗日战场，他们和先行一步的冯仲云一起，用青春的热血书写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光辉历史，成为东北抗联中永垂不朽的“清华三杰”。

可以说，不论以哪个时代的标准衡量，“冯、张、于”三人都是兼有远大理想和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今天，当我们追寻着他们从清华园延伸到抗日战场的足迹时，清华三杰视死如归的形象愈发清晰。

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前途的权衡中，他们都选择了需要付出鲜血甚至生命的艰难道路。这种勇气和担当给予后人的警醒作用和榜样力量，无论何时都将振聋发聩，催人奋进。

清华百余年的历史已经不断证明：博大精深的清华精神滋养、培育了一代代清华有志、有为的才俊，他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自觉地将个人命运和祖国、人民紧紧相系，最终成为一批批时代楷模、民族英雄。

此时我只想说：踏着前辈足迹而来的清华人，请记住自己所负的时代使命，赓续传统、砥砺前行！“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们将永远伴随我们！

（2022/5/11 撰于上海抗击疫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