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32年出生的毛裕贵，于1954年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电力部北京技术改进局工作。

1958年，他响应建设祖国大西北的号召，调任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1961年，作为技术骨干支援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机械厂，1966年任定边县机械厂基层电工。

1975年起的十年内，毛裕贵主持了定边县砖井、安边、白泥井、城关等四座变电站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定边县生产生活面貌。

1984年，毛裕贵任定边县电力局副局长，1988年被能源部西北电管局评为高级工程师，成为榆林电力系统的首名高级工程师。

2021年，定边县授予毛裕贵“最美定边人·杰出人才奖”。

“能来清华念书，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毛裕贵成长于上海黄浦江边一个平凡人家，3岁时父亲因操劳过度患病去世，母亲独自一人抚养六个兄弟姐妹，她寄希望子女用功读书，将来可以改变家庭和个人的命运。毛裕贵从小学习刻苦，记忆力也特别好，从上海格致中学毕业后，他于1951年考取北方交通大学，从此一人北上求学。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毛裕贵被统一调整至清华大学电机系。

初到清华，一切都很新奇。“学校那么大，房子那么漂亮，能来清华念书，以前连想都不敢想。”毛裕贵回忆，他住的地方叫做“静斋”，是一个四层楼的学生宿舍。“窗上装有纱窗，墙上布满常青藤，非常幽静，令人感到幸福”——这栋建筑仿佛成为他学生时代一切美好的象征。身处葱葱郁郁的清华园，毛裕贵的想法却非常简单：“一个穷学生到了清华，懵懵懂懂，就希望能学好本事，将来分配一个好工作，把家庭和母亲照顾好，为国家好好工作，自己就心满意足了。”

毛裕贵每天早上七点开始上课，上到中午一点才午间休息，下午三点到五点则是体育锻炼时间。谈到清华的体育传统，毛裕贵特别提到：“当时的教务长钱伟长先生每天都会跟我们一起在体育场跑步锻炼。一年365天，天天不落。”每天下午的体育锻炼结束后可以洗个澡，六点准时吃晚饭，饭后有一点自由活动时间，毛裕贵喜欢听听音乐。晚上七点以后，他又拿着书和讲义，到图书馆自习。日复一日的忙碌，让他无暇探索美丽的清华园：“印象中的清华是什么样子的？我到现在也说不出来。我每天都从写有‘清华园’三个字的校门进进出出，也不知道它叫大校门还是二校门。另外的校门在哪里，我更不知道了，只记得每次参加国庆游行是从清华大学西门出去，坐火车到西直门，再从西直门到天安门。”只有到了周末，文工团和民族学院的学生来清华演出，才让毛裕贵在埋头功课之余，感受到几分校园生活的悠闲气息。

毛裕贵深知要珍惜在清华学习的每一天。“我们来到清华，有点像是突击学习。清华也下了大功夫，派了最好的教授，以最短的时间，给我们讲授专业知识。”很多教授给毛裕贵留下深刻的印象，如讲授“电工基础”的钟士模教授、讲授“高压工程”的杨津基教授、讲授“输电工程”的黄眉教授。“尤其是钟教授，胖胖的，讲课讲得可好了！我们特别喜欢听他的课。”毛裕贵回忆，那个年代学校采用苏联式教学方法，而现有的参考书都是英美的，因此教授们都自己编写讲义，上课时教授们在黑板上写，学生们就在底下做笔记。“在清华两年，我收获匪浅，学的专业知识比一般大学四年学的还要多。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学有所用，做出一些成绩，跟我在清华打下的扎实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年轻时的毛裕贵

1954年，毛裕贵从清华毕业，同学们都服从国家分配，天南海北，各奔东西。“当时成绩考核采用5分制，毕业时我每门功课都是5分，所以我是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的。”成绩优异的毛裕贵被分配留京，进入电力部刚刚成立的技术改进局从事科研工作。1956年，毛裕贵作为组长承担了“铝线代替铜线作为导体广泛应用于电力工业”的重大战略项目。在他的带领下，科研组很快有了突破性进展。

“扎根定边 ，我们总算是活过来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祖国大西北”的口号点燃了一代年轻人的梦想。1958年，毛裕贵响应国家号召准备动身前往兰州时，一位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专家建议他去西安，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配备了一套科研设备，在那里可以从事高压电研究。与此同时，与毛裕贵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女友也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来到大西北，被分配在西安户县一家热电厂。于是，这对恋人在西安相见，很快就结婚了。

1961年，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与陕西省神木县机械厂挂钩合作，对方希望支援一批技术力量，毛裕贵应援来到了神木县。在神木县，他却因为在“四清运动”中说错了话，被认为思想表现不好，调到了更加偏远的定边县。（1978年组织上为毛裕贵平反，并落实了政策。）

1966年，毛裕贵来到定边机械厂报到，成为了一名基层电工，一干就是十年。当时厂里仅有一台45马力的手摇柴油发电机，白天作为生产动力带车床，晚上则向县里输电，因为发电机本身容量很小，仅能支持几百户人家用电四个小时，每户人家只能点一个15瓦的灯泡。“在当时的定边，老百姓把一种叫麻子的植物炸成油，家家户户点麻油灯，黑烟把房间都熏黑了。如果想用电灯必须写申请，哪户人家能点上一只电灯，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毛裕贵夫妻本是上海的街坊邻居，从小在热闹的南京路长大，一起看过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从满是霓虹灯的大上海来到还没通电的小县城，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大到难以想象。首要问题是生火做饭。“当地老百姓做饭生火烧的都是羊粪。我们看着当地人一手拉风箱，一手抓一把羊粪往火炉里丢，就跟耍魔术、变戏法一样。我们必须学会这样做饭，否则就要饿肚子。”除了吃饭，用水也成了难题。那时定边没有自来水，全县用水靠两口大井，妻子力气小，常要靠邻居的帮助才能打上水来。当地井水特别寒，含氟量又高，本地人一般都把水烧热了再用，但妻子并不知道这些生活常识，直接用井水做饭、洗衣服，结果常年受寒，落下了病根，如今得了严重的风湿病，脚站不起来，手也伸不开，骨节严重变形，只能卧床修养。“我每天吃住在工地上，家里全靠老婆一人，在这样艰难的生活环境下，拖着娃娃，还要上班。但老婆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从来没有抱怨，没有拖我的后腿，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要淌眼泪的，”说到此处，毛裕贵有些哽咽，“幸运的是，我们总算是活过来了。”

“十年时间，终于建成四个变电站”

1975年，宁夏青铜峡水电站计划往马家滩架设一条110千伏的高压线路，定边县政府争取到了架设一条支线到定边的机会。为此，县里专门成立了“马—定110千伏输电工程领导小组”。定边缺乏专业人才，县领导听说毛裕贵是学电机的，把他从定边机械厂调到工作小组负责技术工作。就这样，毛裕贵走上了“拓荒”定边电力事业的道路。

从马家滩到定边要经过一片盐湖，而盐碱地区对输电线路具有严重的腐蚀性。为了协助研究防腐工程，已经四十多岁的毛裕贵每天都要和另外一位知识青年骑着自行车，在线路上一节杆子、一节杆子地采集土样，把土样送到西安化验其中的盐碱成分。“勘查线路常在荒滩野地，不仅车辆无法行驶，有时连自行车都骑不了，我们只好推着自行车走。有时候推也推不了，我们就把自行车扛在肩上，一路寻找杆位。”毛裕贵每天带着干粮，骑行几十里路，晚上回到家，“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要靠妻子帮忙扶着才能慢慢下来。

毛裕贵在变电站建设工地

1976年，县里开始动工建设变电站。“我学的是发电，但盖变电站是建筑土木的事情。‘200号混凝土’‘75号砂浆’这些专业名字我不了解，砂子、石灰、水的比例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更不要说一些混凝土结构里的钢筋结构排布，我完全是外行。但县里连一个懂技术的合格施工队员都找不到，全指望我一个大学生。我不干，工程就启动不了，定边20万百姓就一直用不上电。”为了定边的电力事业，毛裕贵只能硬着头皮边学边干，白天在工地上指导工人对变电站进行安装、调试，晚上翻阅工程建设资料。“我一天天在工地脚手架爬上爬下，啥都干，硬把工程撑起来。用了十年时间，终于建成了四个变电站。”

十年里，毛裕贵很少回家，多是在工地度过的，睡过野地，睡过麦草，也睡过帐篷。有一天下大雨，他本打算去附近的老乡家里吃饭，无奈雨天路滑根本就站不住脚，他只好躲在漏雨的帐篷里饿了整整一天肚子。“人淋湿了不要紧，关键是那些图纸和资料，如果弄湿了，我的活就干不成了。幸好身边还有一件雨衣，我赶紧用雨衣把那些资料包起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我就是这样干了十年。”

“定边的黄土地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定边县电力局第一届领导班子，右一为时任副局长毛裕贵

随着扎根定边年岁渐长，毛裕贵对这片土地也有了深厚的感情。“定边人非常朴实，你对他们好，他们对你更好。过去定边一年用电量不到1万度电，四个变电站修好后，装机容量达到4万千伏安，一年用电量高达几百万度电。我为定边做了贡献，定边人也对我非常尊敬。我们开着车把砖井变电站1.6万千伏安主变压器从西安拉回定边时，乡亲们拿着鸡蛋到公路上去欢迎我们。听到人们的欢呼声，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曾有乡亲对毛裕贵说：“毛老，您是大上海来的，能到定边太不容易！”毛裕贵回答说：“上海有黄浦江，定边有黄土地，我觉得黄土地和黄浦江是一样的，都是为革命事业工作。上海的黄浦江是我的第一故乡，定边的黄土地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毛裕贵退休了，他决定在定边安度晚年。空闲下来，他喜欢喝喝茶，读读唐诗、宋词，看看小说报纸，养养花草和金鱼。最令毛裕贵感到骄傲的是，他仍然坚持着清华体育锻炼的传统。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他开始打网球，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期间还带动了身边许多年轻人打网球。“开个玩笑，定边的网球活动是我一个人带动起来的。我们有自己的网球场，最多的时候发展了三十多个人。不过现在定边的网球活动已经衰退了，很多人担心我年龄大，怕我摔跤，不敢再跟我打网球了。我现在仍然坚持每天打网球，只不过改成了一个人练习。”

2010年，毛裕贵的姐姐与子女一起从上海来定边探亲，孩子们印象中的定边非常落后，以为舅舅住的是窑洞，出门骑的说不定是毛驴。来到定边，他们见到了宽敞的道路、车水马龙的街市、灯火通明的夜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小县城。毛裕贵告诉孩子们：“我现在老了，过去的事不提了。艰苦的生活早已经过去，定边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许多往事已被这位老人封沉在记忆之中，但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场景，那如甘草般奋力生长的人生，已书写了定边的新历史：如今的定边，早已实现了“企业有电用、百姓有灯点”，在定边国家新能源示范基地，风能、太阳能得到开发利用，毛裕贵的辛苦付出正在结出累累硕果，一颗璀璨的“塞上明珠”正在升起。

“母校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身在天涯海角的学子”

2011年，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时，毛裕贵收到了同届同学发来的校庆活动邀请函。得知自己被邀请回母校参加校庆，毛裕贵激动不已，可半月后又对家人说：“国家培养了我，可是我几十年碌碌无为，没有为国家做什么贡献，无颜回清华校园，还是不去了吧！”

2022年，清华大学111周年校庆正逢电机系90周年系庆，清华大学公众号下方一则留言感人至深，留言者讲述了一位“平凡的清华爷爷”在西北小县城建设电力事业的故事：“爷爷虽然远离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没机会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开疆拓土，但却无怨无悔将所学所长服务于民生、服务于基础建设……”学校想办法与留言者取得了联系，得知留言中的“爷爷”正是1954届电机系校友毛裕贵，于是邀请他通过视频来讲述人生故事和清华情怀，并在电机系建系90周年纪念大会会场播放了这段视频。他的故事令在场观众无不动容，很多人默默地流下了泪水。

从孙女口中得知了前因后果，毛裕贵感慨道：“我离开母校快70年了，但是我的母校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身在天涯海角的学子。母校还记得我们这些老校友，给我这么大的荣誉，我是又开心，又感谢。”

孙女曾经问爷爷，作为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去到定边那么偏远的地方有没有觉得委屈？毛裕贵摇摇头说，自己只是做了本职工作。当时国家有号召，建设大西北，是一代大学生的志向。国家有需要，不论是黄浦江还是黄土地，在哪儿都是一样工作。“我不但没有后悔，还感谢国家给自己一片发展的空间，能够展现自己的价值，让我亲眼见证定边电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我的一生非常平凡，但我感到非常自豪，没有什么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