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能勤勤恳恳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也从不趋炎附势。这是联大教育我的结果。”

▲胡邦定 图/西南联大博物馆

2022年6月1日，西南联大杰出校友、国家物价局原副局长胡邦定逝世，享年100岁。他是西南联大1946级的学生，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成为他一生的养分与重要时期。

晚年接受采访时，胡邦定说：“我是个很平庸的学生，在学术上毫无成就，在事业上也没有什么建树。但我能勤勤恳恳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也从不趋炎附势，应该算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我想，这是联大教育我的结果。联大有许多学富五车的老师，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教学岗位；联大有许多同学，刻苦钻研，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终生辛勤奉献。这些都是我的榜样，也是联大教育的成果。总之，我感谢联大增我智识，教我做人！”

1942年，胡邦定高中毕业，报考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系。在胡邦定的印象中，当时已经成立三年的西南联大有两个优点：一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从蔡元培先生开始奉行，由他传到北大，再到清华和南开，成为西南联大的指导思想。二是西南联大里大师如云，集中了当时清华、北大、南开几乎所有的学术精英，对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胡邦定14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胡家举家迁至四川。内迁的复旦大学离他家不远，两个哥哥分别在复旦任教、学习，父母希望他也能留在复旦读书，一家人相互照应。但胡邦定对西南联大心生向往，他暗下决心：非去昆明不可。

1923年，胡邦定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一个中产家庭。他从小患有小肠疝气，不能剧烈运动。哥哥们上正规学校，他只能进私塾。一个老学究带着十几个学生，整天背书、写大小楷、对对子、做作文。他从6岁读到12岁，换了四个老师。第一个老师教他方块字，第二个老师开始教他背书，他先后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读《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秋水轩尺牍》等。1930年代中期，世风日变，学习数理化、英语成为普遍要求。他才改上正规学校。

▲年轻时的胡邦定

初中毕业那年，胡邦定发现哥哥的书柜上有本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作者是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其中一章讲社会发展史，讲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及社会远景，论及为什么有剥削、人为什么受欺负……他细细翻完，大开眼界。“对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天地。这本书决定了我的一生，我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学习进步的书刊。”

胡邦定有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高一入学就加入了读书会。同班同学每年都到重庆带回大量外国书籍出版局的书，读书会成了小图书馆，书籍在会员中互相传阅。这些书涉及大量的政治、经济学，在当时都是禁书。胡邦定等人铆足了劲儿看，甚至还啃下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阅读这些书籍后）我们中学形成了一股左派群体，也是我政治思想上的转折点。”

尽管初高中的阅读积累多与政治和经济有关，但胡邦定选择了历史系作为专业志愿，“我报考历史系，有个很幼稚的想法：通过学习历史，知道人类发展的规律。当时我对社会现状不满，但自己去革命，我没有这种想法。我就觉得社会总应该向好的方向发展，向合理的、平等的、自由的方向去发展。因此想通过学习历史找到一条路、找到一种规律。”胡邦定回忆。

当时大学录取不会发通知书，得知录取信息几乎全凭运气。胡邦定哥哥坐轮渡时，看到船上有人拿了一份报纸，上面是西南联大录取名单，他的视线穿过那人的肩膀，看到胡邦定的名字，才得知了弟弟被录取的消息。

胡邦定从重庆出发，历经8天的波折和辗转，终于顺利到西南联大报到。自此，西南联大正式出现在他的生命中。

▲2021年6月1日，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学生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旧址前走过 图/人民视觉

群星灿烂

一入学，胡邦定就见到了众多国内名家硕儒的风采。大一新生必修国文，老师有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罗庸、沈从文……教英文的是叶公超、钱锺书、潘家洵、卞之琳、杨周翰、王佐良……伦理学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胡邦定听说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多次到国外讲学，以为是一位洋派十足的教授，可冯友兰第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却穿着蓝色长袍、黑马褂，蹬着一双中式布鞋，戴眼镜、留三寸长须，一张口是浓浓的河南口音。联大课室容量有限，全校大一学生在校内空地上上课，周围松树环绕。冯友兰戏称“古有孔子杏坛讲学，我们今天在松林授课……”胡邦定喜欢历史学家吴晗主讲的中国通史，他不按时间顺序从先秦讲到明清，而是按专题结合时事讲解，深入浅出。也喜欢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主讲的逻辑学，他总是提问题让学生思考、讨论，很少下判断。

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生活十分艰苦，甚至难以维持健康。胡邦定回忆，西南联大“后期比前期苦，老师比学生苦”。学生有公费资助，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能兼个家教赚些零花钱。老师则拖家带口，负担沉重。

1943年昆明物价比1937年涨了404倍，西南联大教授的平均工资为3697元，算下来不如抗战前的10块钱。闻一多为养活一家八口人，除去在西南联大教书，还在昆华中学兼任全职教员，仍不够贴补家用，只得公开挂牌刻图章补充收入。教授《隋唐史》的陈寅恪长期患有眼疾，与营养不良有直接关系。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和几位教授夫人制作定胜糕，做好后韩咏华送到食品店冠生园请求代卖以换取费用。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这批教授依然硕果累累。以胡邦定所在的文学院为例，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新世训》《新理学》《新事论》、闻一多的《楚辞校补》等都在这一时期完成。胡邦定晚年撰文回忆，称这一时期教授们身体力行“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对我们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策。”

比起著书立说的教授，老师们的启发、示范更让胡邦定获益。晚年时，胡邦定仍对陈寅恪上课时讲的“古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记忆犹新，“他讲新发现、新见解、新成就……这才是最最震撼人心的启示。做一个学者，如果不能融会贯通，没有创新精神，只能是个书虫。”胡邦定回忆，“（老师们）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和思路，使学生知道怎样做人，知道做学问原来可以这样做、那样做。”

大师们的风骨也在课外。胡定邦回忆，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四校学生自治会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反动派在学校外鸣枪示警，切断电源，会场一片漆黑。正在演讲的教授费孝通振臂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还是要呼吁和平！

▲西南联大最后一届学生自治会全体理事合影，第一排右一为胡邦定 图/西南联大博物馆提供

联大生活

胡邦定进校时，男生宿舍全为草顶，冬暖夏凉。一间房摆20张双人床，相对的两张床为一个单元，中间放长桌，上吊一盏电灯。通常一个单元的四个同学为自由组合，别的单元既不同系、也不同级，虽然相邻床近到一翻身就能碰着，呼吸相闻，却互不来往。

1943年暑假，胡邦定到昆明一家公司打工，挣了600法币。新学期开学前，他全部用来买了一双车胎底皮鞋，准备穿到毕业。可当晚就有小偷潜进宿舍，把地上的鞋都偷走了。此后每次采访，他都会提到这件事，说那个小偷“大获丰收”，因为同学们通常身无长物，偷无可偷。

尽管桌上有电灯，但昆明的实际电压远不够220伏，灯光昏暗。图书馆座位因此格外抢手。但图书馆仅有800个座位，而学生超过1600人。图书馆晚上7点开门，6点就有人在门口等候，大门一开，学生们蜂拥而入抢位置。“有的男同学为了照顾自己熟识或者心仪的女同学，每天都特别殷勤占个座，这是比请吃焖鸡米线更受欢迎的骑士行为。”胡邦定回忆。

除了图书馆，茶馆也是一条路。学校附近有好几家茶馆，每家可容纳五六十人。茶馆老板用110伏、200瓦的大灯泡，格外亮堂。但里面人多，有的在看书，也有人聊天、打牌，不如图书馆安静。

1939年刚刚创办时，西南联大有大量社团，但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很多联大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转到州、县隐蔽。1941年底，“倒孔运动”（ 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与联大先后发生两次纠葛，联大同学名之“倒孔运动”）发生，蒋介石派人到昆明逮捕参与的学生，导致另一批学生离校。自此，西南联大的社团活动基本停摆。

1943年下半年，胡邦定受到邀请，和另外11个男同学组成合唱团，分男女高低音四个声部，由于没有女同学参与，合唱团名为“僧音合唱团”。1945年，西南联大成立高声唱合唱队，以歌唱爱国、抗日、民主主题歌曲为主，口号是“我们要为光明而歌唱”。“一二·一运动”期间，合唱团员还走上街头，高唱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歌曲。

1944年初，历史系成立级会，决定办壁报，起名《潮汐》，由胡邦定和同学李凌负责。壁报是西南联大学生对时局、政治、社会、生活发表意见的园地，贴在西南联大的“民主墙”上。壁报各有特色，知名的《现实》常翻译《Time》上的文章，也写时评，论及国家大事。

胡邦定回忆，在训导处登记后，得到一块单人床大小的木板，二人用报纸糊平，再用连史纸（以嫩竹为原料，碱法蒸煮，漂白制浆，手工竹帘抄造，纸白如玉，书写、图画均宜）盖上。胡邦定请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学画了报头寄来，以蓝天和奔腾的潮水为背景，右上写有“潮汐”二字。稿件由本系同级同学撰写，定稿后，每篇文章用钢笔蘸着黑墨水誊写在同样大小的连史纸上。

胡邦定还记得，1944年5月4日，他和李凌做《潮汐》到凌晨3点，拿去悬挂时，已经挂满了《文艺》《生活》《现实》《耕耘》《民主》等二十多份壁报。“我们虽穷，却愿意挤点钱来买纸张文具，花时间、精力约稿、看稿、改稿、抄写、出版，没有私心杂念，凭着一股热情、一种信念，思想上或清晰或朦胧地想表达一种理念，追求一个目标。”

1945年，胡邦定决定休学一年，前往云南建水县的建民中学任教。这是一所由中共地下党支持办学的学校，有一批热心革命事业的青年教师。胡邦定与马识途、裴毓荪等校友相识，共同开展革命教育。1946年，胡邦定加入中国共产党。

接受西南联大博物馆采访时，他回忆：到了1946年6月14日，是我入党的这一天，我现在到死也记得（这天）。（入党宣誓）就在翠湖，那时候昆明的警备司令部就在翠湖，门口有两个持枪的警卫在那里走。我举手宣誓（的时候），我看得见他们，他们不一定看得见我，这件事我永远都记得，是很有意思的。反动的堡垒在那儿，看着我们在那里举手宣誓入党（却没有察觉）。

▲2021年6月1日，昆明，民众在西南联大博物馆内参观 图/人民视觉

生要站着生，死也站着死

2009年，胡邦定从北京乘坐动车去天津，140公里路程不到半小时。1950年代，他常走这条路，至少花费3个半小时。他不禁感慨科技进步之快，回忆60年前的行路之难。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南开复员北上，未毕业的学生自由择校，他选择了北大。离开时，学校发了15万元法币作旅费（按购买力计算，约合现在人民币两千元左右）。云南没有出省的铁路，到北京需要先坐大巴，花上八天经贵州到长沙，乘粤汉路火车到汉口，换轮船沿江而下到上海，再乘海轮北上到秦皇岛，最后改乘北宁路火车经天津到北平。曲折一路，才能找西南联大校歌里说的“复神京，还燕碣”。

1947年毕业后，胡邦定进入天津《大公报》任记者，北京解放后，成为北京《大公报》编委，分管财经宣传。1973年调国家计委、国家物价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副局长等职，1994年离休。1981年《价格理论与实践》创刊，胡邦定任主编达25年，曾主编《当代中国的物价》一书。

2002年，胡邦定出版文集《市场杂记》，由时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知名新闻人范敬宜作序。范敬宜称他“既吃透了经济工作，又吃透了新闻规律”，是自己非常敬佩的一位老报人。

胡邦定在报人时期主持评论工作、从政时期起草大块文章，但他实则对短文情有独钟。晚年出版的《鸿爪集》《联大杂忆》，皆是短文集。

▲纪录片《九零后》剧照，胡邦定

胡邦定一生都充满了西南联大的印记，曾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长期负责《西南联大校友会简讯》主编工作，笔耕不辍。2021年5月，有关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上映，当中也出现了胡邦定的身影。他与许渊冲、杨苡、潘际銮、马识途等16位年龄超过90岁的专家学者一起，回望求学时期西南联大的青春岁月，讲述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故事。

2015年，胡邦定做客音频节目《西南联大系列：毕业生的故事》，节目尾声时，他回忆自己在西南联大时唱的一首歌《跌倒算什么》，主持人请他唱两句，他推说自己年事已高，嗓子不复当年。但聊着聊着还是忍不出唱出来：“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也站着死，站着死。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声音颤抖，却字字铿锵。图片

（宋雨晗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资料：《市场杂记》《鸿爪集》《联大杂忆》《九零后》《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系列：毕业生的故事——胡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