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如果有人以“世上已无蔡元培”为上联，征求下联，我会不假思索地填上“当今难有倪天增”。

倪天增曾是连任九年的上海市副市长，英年早逝于任上。生前他是上海市民有口皆碑的“平民市长”，死后久久为千百万上海人所怀念。

我因建立了一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上海经理部，经常出差到那里，关于倪天增的感人故事灌满耳朵。而我有机会与他结识，则是源于倪天增的胞弟、我的同班同舍好友倪高增。

在浙大同窗五载，我与倪高增结下深厚情谊。196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在兰州炼油厂，而我到了北京。“文革”前我们之间频有鸿雁来往，“文革”后联系戛然中断。后来我听说他以“反军”之罪，被送入“学习班”进行隔离审查，1969年4月我去兰州进行审干外调时，在另一同学余存烨引导下前去“学习班”探望，却被拒之门外。

尽管“文革”后倪高增被落实政策，但因长期不能适应西北的生活和气候，健康状况日益变差。当倪天增就任上海副市长后，倪高增向他发出了希望调动到上海的请求。秉公办事的倪天增没有答应，但兄弟情深，心里却一直惦念着弟弟的身体。大概与弟弟事先有过商量，一天他得悉我正在上海出差，就来电约我到他家去一趟，于是我在一个晚上到了他家，那时他已搬进康平路100弄9号的新居。

倪天增与倪高增兄弟二人长得很像，虽然初次见面我却毫无陌生之感。他亲切地招呼我坐下，在一番嘘暖问寒后，谈话切入正题。

“老谢，我知道你与高增的感情亲如兄弟，他在兰州的情况你也基本了解。他现在希望我利用副市长的权力把他调到上海，这种以权谋私的事我是不能办的。”倪天增望着我，没有把话说完。

“倪副市长，我完全理解和赞同你的做法，你看我能帮点什么呢？”倪天增言犹未尽，我却已心领神会。

“听说你和老家绍兴的领导关系不错，我想托你牵线联系一下，如果绍兴需要高增那样的科技人员，可否把他调到那里。绍兴的环境、气候和生活条件与上海差不多，有利于高增的身体好转。”倪天增恳切地说。

倪天增的一番话，使我深为感动，我表示一定尽力为高增帮忙，尽管我心里也没有谱。

没想到回到北京后不久，倪高增就来北京出差，特来看我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已经调到上海了。我听说后不觉一愣，看来倪天增最终还是给弟弟出了力。但倪高增很快纠正了我的错觉，他说这次调动与倪天增毫无关系，倪天增是不会帮这个忙的！只是因为遇到了一个机会，由于上海石化的三期工程建成投产，要建设年产30万吨乙烯等七套生产装置，因而向石化大基地兰州发出请求，请调一批专业人员来沪支援，他也成了援助人员之一。在新单位，他被任命为情报室主任。

我向老同学道贺，更从内心深深敬佩倪天增大公无私的品德。

1992年3月，倪天增奉命在中央党校进行三个月学习，至6月初学习结束，即将离京返沪。6月7日（星期日），我忙着安排为倪天增践行欲邀参加的贵宾名单，宴请时间定于6月9日（星期二）晚上。此前他刚刚接受了我与中川真一先生合办的日文杂志《友好21’》记者的采访，采访文章拟刊载于杂志的第三期。

临行前的这位上海市副市长备受关注，受到多方希望为之饯行的邀请，日程安排得满而又满，可谓“水泄不通”。作为一个小小的出版社社长，之所以能争得一席之地，全赖着他难以拒绝的“私人管道”——他在京的大姐倪继正和曾任张爱萍秘书、国防科委办公厅主任的大姐夫胡志实。

对于倪天增来说，大姐和大姐夫对他有着难忘的资助上学之恩。尽管倪天增之父倪维熊是宁波名人，但“老丈人家无恒产，靠的是每个月有限的工资，家口又多，过着极为拮据的生活……老丈人有子女十人，大部分具有高等学历，我俩也尽了绵薄之力，负担两个弟弟上清华大学的费用。”（胡志实《岁月留影》）

一切安排完毕，于是我向老胡去电，再次落实主宾倪天增周二晚上的日程有无变动。电话中传来了焦急的回答：“我们也正在等着他的电话，大概太忙了，没有回音，你先等一等吧！”然而在似乎特别漫长的等待中，到了傍晚时分，等来了老胡泣不成声的电话：“老谢，天增死了！”在一声晴天霹雳中，两个人一时都无语凝噎。怎么回事呢？

“四点多钟我从天增儿子打来的电话中获悉噩耗。为在上海举办东亚运动会造声势，天增不得不参加北京的‘名人网球赛’。上午十一时许，他在挥拍与袁伟民交手完毕后，即因急性心肌梗塞而猝然倒下，再未起来！”老胡哽咽地说，“姐弟情深，我们约定今天中午设家宴为他送行，一直等着他的到来……”

由于沉溺于工作，已感到胸有不适的倪天增长期未做体检，这次他接受了秘书催促，答应返沪后做一次全面体检，然而为时已晚。

倪天增去世后，他的亲属全部赶到北京，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吊唁仪式，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均以私人名义前来吊唁。我应倪高增及胡志实的安排，以他家属成员的名义也到场，在倪天增遗像前三鞠躬，算是对这位可敬的上海副市长送了最后一程。

年仅54岁、担任了九年副市长倪天增的猝死，噩耗顿时传遍大上海，全市市民无不为之痛悼。“倪天增”这三个字的分量在市民心中究竟有多重呢？

这位毕业于清华建筑系、一直从事上海工业建筑设计的科技人员，于1983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在上海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环境保护以及交通、邮电和安全等许多重要工作。倪天增在设计院院长和副市长任上主持和设计了上海许多重大建设规划和对后来有深远影响的开发工程，包括浦东开发、虹桥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等规划，并且提出了长三角经济圈、上海市地铁规划等概念，主导了防汛防洪工程、上海市重大水源工程、菜篮子工程等项目。倪天增是上海改革开放的杰出实践者和先行者。

然而更使他深得民心的则是他的平民观念，公仆作风，以及他的“四有”、“四无”的精神。在他的心中，有城、有民、有志、有情。与其说他是高官，莫如说他是新上海的设计师、建筑师，千余万上海市民的打工仔。

一天凌晨二时，重庆路的煤气管道突然暴裂，当很多居民还在睡梦中时，倪天增却第一个赶到现场，组织抢修，疏散居民，为居民送早点。一早又遇大雾，他又赶赴通车不久的南浦大桥治理交通。

1992年初，在寒潮袭击下的上海，大面积水管冻裂。倪天增亲临指挥抢修。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时的深夜，他来到一户居民家中，踩着“吱吱”作响的竹梯子爬上屋顶，察看水箱冻裂情况，慰问正在抢修房屋的工人。

为解决沉疴积弊的上海市民住房困难，倪天增不顾日晒雨淋，腹中饥渴，亲自指挥施工及协调各方关系，终于在两年中完成1.6万户解困任务。

在他的心中，无己、无家、无欲、无争。一心为公，两袖清风，正如朱镕基悼词所言：“市民公仆，勤政楷模，汗洒浦江，功在民心。”

担任副市长的倪天增，仍然住在南市区老城厢的一间不到16平方米的平房里。装修简陋，家具陈旧，每晚他就埋头在堆满书籍资料的小写字台上批阅文件。每天一早他家也要倒马桶，生炉子，他要负责给炉子里加煤饼，而用扁担把煤饼挑回家更是份内之事。市里想给他家批个液化气以代替煤饼炉，却遭到他的拒绝。

在当副市长两年后，倪天增终于搬进了一套并不宽敞的三室一厅住房。粉漆涂墙，碌片铺地，家具大都是从老房子里搬来的。为接待来访者，他花了40元钱买来一对人造革沙发，日久沙发开裂，露出了里面的海绵，弹簧也坏了。室内没有空调，炎夏时他在灯下批阅文件挥汗如雨；而到了寒冬，他冷得不得不用一条毯子裹在腿上御寒。这哪像上海副市长的家？但他自己总觉得住的条件已经超过一般市民，足矣！

一次市长朱镕基在上班后召开办公会议，到了预订开会时间，却不见倪天增的身影，在会议进行数分钟后，才见他匆匆进入。朱镕基中断了讲话，严厉地批评了倪天增不守时间的行为，对此倪天增一声不吭，默默地听着骂声。直到后来朱镕基才获悉，那天早上倪天增在上班途中恰逢一场车祸，导致马路严重堵塞，他立即下车进行现场指挥，使秩序得以迅速好转，而自己却迟到了。当了解真相后，朱镕基对自己的鲁莽批评后悔不迭。

自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后，曾多次上调倪天增进京担任建设部部长或更高职务，却都被倪天增婉言谢绝了。倪天增希望留在原岗位继续为建设新上海尽力，为上海市民服务，上海和上海市民在他心中是至高无上的，个人职位高低对他来说是无关重要的。

一生正气栉风沐雨替人民住行奔走鞠躬尽瘁，

两袖清风蹈火涉水为城市建设操劳死而后己。

一副挽联概括了倪高增这位平民市长的一生。

在倪天增去世五个月后，1992年11月，他被上海市政府追授为上海市市政建设特等科技功臣。这大概是他一生中获得的唯一一块功勋章，而且并没有佩戴在他的胸前。

功勋章是廉价的，而人心口碑才是无价的。上海市民记得倪天增，怀念倪天增，呼唤倪天增。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上海市领导支持百姓们的要求，编辑出版了《人民公仆倪天增》一书。

当我读着倪高增寄送给我的这本书时，一篇篇语言朴实的回忆文章，翔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平民市长一生中的点点滴滴。读着读着，我流泪了……

世上已无蔡元培，当今难有倪天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