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 李赋宁著 商务印书馆 2022年4月版

李赋宁是陕西人，但是出生在南京。他还在南京鼓楼幼稚园的时候，家里楼上住了一位同乡大学者。小李赋宁很调皮，楼下有一辆人力车，他喜欢去弄响上面的车铃。那位大学者屡次被打扰，走出书房阻止了小孩好几次，但过一会儿李赋宁又忍不住去按，学者忍无可忍，打了他几下。这位学者就是李赋宁父亲的好友吴宓。

1935年李赋宁考入清华大学，父亲希望他学水利子承父业，也有人希望他学政治，李赋宁去工字厅咨询了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吴宓特别鼓励了李赋宁，也就奠定了李赋宁“学英语、教英语和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

一般人看李赋宁这本自传《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会比较关注李先生对英语的热爱、学习与教学。但是我更关注的是这本自传里面提供的这些小故事，这跟我自己最近的研究兴趣有关。

最近我组织了一个共读小组，叫做“共读抗战时期叙事”，因为觉得抗战时期人们的心态，跟当下疫情中的心绪是有相似之处的。关于抗战的叙事之中，西南联大就是一个重点的对象。西南联大最重要的叙事者无疑是汪曾祺。李赋宁和汪曾祺有没有交集？

他俩的交集从不同开始。李赋宁1917年出生在南京，后来到北京读了中学，从求学经历来看，他与1921年出生的何兆武更有相似之处。比如李赋宁说他是先喜欢上鲁迅，然后才读的水浒传，而何兆武说他在大学之前就没有读过《论语》（《上学记》），这两位所受的教育是当时最新式的教育。

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则不同，他少年时由拔贡祖父亲授八股文，临帖，父亲好友教《史记》，跟父亲读过《三国》《水浒》《红楼梦》，到了高中才接触新文学，迷上屠格涅夫与沈从文。某种意义上，汪曾祺与李赋宁、何兆武的家世与教育，也决定了他们的道路的不同。

1939年汪曾祺到昆明去参加联大的考试，这个时候李赋宁已经在清华读研究生了。1940年，李赋宁毕业以后在外文系任教员，开了“法文一”课，同时开法文课的有闻家驷、吴达元、林文铮、陈定民四位法国留学生、名教授。但汪曾祺在好友朱德熙（也是李赋宁朋友）的推荐下，与另外四位同学一起选了李赋宁的课──这给了初出茅庐的李赋宁很大的鼓励，执教数十年后，他一直记得这几位同学的系别与名字。

此外两人似乎并无太多交集。汪曾祺相关物事再在李赋宁自传里出现，要到1969年了。北大西语系师生前往昌平北大200号分校农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师生用英语对话，房东大娘听得很不耐烦。法语系学生用法语斗争地主，地主听不懂，只知道在斗争他，吓得发抖。与当地农民联欢时，李赋宁唱了一段《沙家浜》选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才算找到了与贫下中农的共鸣点──《沙家浜》正是由汪曾祺主要执笔的。

在我们共读抗战叙事的时候，有位朋友提出说，在他想象里，抗战这么大的一个人口转移与教育资源重组，那么多外省的人到昆明这种边陲之地，一定是会“成就一批人，废掉了一批人”。

我引申了一下：“我感觉应该像剥洋葱一样，从一些很小的实际情况开始追寻。比如：联大的学生，多少来自城市，多少来自乡村？地域分布是怎样的？本土与外乡学生的比例如何？比例有没有逐年变化？这些外乡（东部）学生，在西部待了四至八年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惯、思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杨振宁、李政道、马识途、汪曾祺夫妇、朱德熙、许渊冲、吴讷孙、何兆武有其代表性，但他们都是被‘成就’的。穆旦呢？巫宁坤呢？杨毓珉呢？还有那些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的名字，名册都收在西南联大的入学档案里，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那些淹没在历史尘埃里的，就是“废掉”的人。

“废掉”的人里，像汪曾祺反复写过的蔡德惠，像后来留在重庆的吴宓先生，都可以算在里面。还有一些人，当时并没有被废掉，但是他们的命运十分蹭蹬。比如李赋宁与汪曾祺都写到的朱南铣。

朱南铣比李赋宁低一级，清华哲学系。无锡人，毕业于上海中学，“国学基础雄厚，还通晓日文、满文，又喜哲学和数理逻辑，可以算得上文理兼优的高材生”。

汪曾祺是通过朱德熙认识朱南铣的，他俩是上海正始中学同学。朱南铣当时几乎是所有同学佩服的对象，学贯中西，博闻强记，学的是哲学，但花了很长时间钻研滇西地理。“他爱到处遛，腿累了就走进一家茶馆，坐下喝一气茶。全市的茶馆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馆，并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厕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至于被尿憋死。”（《一半光阴付苦茶》）

在汪曾祺笔下，朱南铣最大的特点是“好胜”。“他最讨厌在吃饭时有人在后面等座。有一天，他和几个人快吃完了，后面的人以为这张桌子就要空出来了，不料他把堂倌叫来：‘再来一遍。’——把刚才上过的菜原样再上一次”，喝酒决不肯比别人少，朋友们都只能让着他。他从不看时人的学术文章，有时间宁愿看上海滩的八卦小报。

朱南铣后来进了上海三联书店，又随三联书店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他通满文，所以做《红楼梦》的考证。李赋宁说“陈梦家先生对他很欣赏。钱锺书先生和他是同乡，也说他是怪才”。汪曾祺在《未尽才》里写道：“他把关于《红楼梦》的独创性的见解都随手记在一些香烟盒上。据说有人根据他在香烟盒子上写的一两句话写成了很重要的论文。”汪曾祺熟读《世说新语》，内心最喜欢这种带名士气的“逸才”（跟他自己一样），但李赋宁教授所见则不同，他说：“我想这样的怪才不能有更大的贡献，一是精力过于分散，二是缺少机遇。看来做学问还是要既专又深，这是一条规律。”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是一个传奇。不过，完整的西南联大不止于那些后来成名成家的人，从各种回忆中拼贴、记住那些“废掉的人”，才能理解那段历史与历史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