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林徽音先生年谱》，曹汛著，文津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

1931年至1937年是林徽音一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好比是春天进入了夏天。正是日寇的野蛮入侵，把林徽音的美满欢乐残忍地摧毁了。

1937年8月，徽音和思成扶老携幼逃出被占领的北平。徽音心肠特软，她说她恨不得把城里所有的太太孩子都背出北平。这次逃难，他们经天津、济南、武汉，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10月1日到了长沙。在长沙等待安置，住所遭敌机轰炸，全家仅以身免。后来决定随西南联大转赴昆明，12月8日挤上汽车，中途在晃县汽车被征军用，徽音又得了重病，很久再上路，前后历时三十九天，才到了昆明。营造学社在昆明艰难起步，徽音已成病人，不能外出考察，只能留守做后勤了。

1940年11月，营造学社迁往宜宾附近的南溪县内的李庄，途中徽音病情加重，到了李庄，长期卧床不起，咳嗽发烧不止，挣扎在死亡线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闹得吃不上穿不上，可怜的家底也早已吃光当光，病人得不到治疗，又缺乏必要的营养，以至于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来打抱不平，向上司和政府呼救，替他们争取补贴。由于思成在营造学社的业绩，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敬重和注意。在李庄最困难时期，梅贻琦、罗常培、郑天挺等人都去看望慰问，费正清、费慰梅一直在关怀他们，也去看过他们，甚至李约瑟也专程到李庄看望他们。

这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也写信来邀请思成到美国访问讲学，费正清夫妇也力劝他们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思成复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徽音的散文《彼此》提到她认得有个人，过着国难日子，他说：“他为这可爱的老国家带着血活着，或流着血或不流着血死去，他都感到荣耀，异于寻常的，他现在对于生和死都必然感到满足。”徽音、思成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读起来真是能够催人泪下。

他们的爱国报国热忱，又和事业心融合在一起。1932年6月，徽音致信给胡适，说到思成跑路去，调查宝坻广济寺，“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1935年日本人逞凶查封《大公报》，办起《亚洲民报》，她极为愤慨，致信沈从文痛骂日本人。在长沙和去昆明途中，她致信沈从文，说她时时挂虑着前线战士的寒冷和死活，担心华北前线的防御，甚至“真想在山西随军”。陇海前线的激战，更使她兴奋，“整个心都像在那上面滚”。她把那些年轻的空军飞行员当作自己的子弟。

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进四川，你们怎么办？ 这时她已是病沉之人，在床上呻吟，她说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一般好说她是闲雅诗人，本来就不对。她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一身滚沸的血流，日寇吞并东北以后，她就写过《“九·一八”闲走》：“我不信热血不仍在沸腾”，“待从地面开花，另来一种完整”。战争的苦难和生活的熬煎深化了她的认识和情感，在昆明她写出了一首很好的抗战诗《除夕看花》和一篇非常出色的抗战散文《彼此》，在李庄她写出了《哭三弟恒》。

作为建筑学家的林徽音，抗战期间在建筑领域内，至少做了四件大事。

1941年底至1943年初，她协助思成完成一部《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第六章中的《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辽之都市及宫殿》《金之都市宫殿佛寺》《南宋之临安》等几节，全出自林徽音的手笔。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油印本“前言”中说：“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

1943年她协助思成完成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思成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苦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梁从诫后来回忆，写作《图像中国建筑史》时，父亲和母亲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从诫又说《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部分，“大半出自母亲的手笔”。徽音这段时间的建筑史写作，大部分都是在病床上完成的，思成帮她设计了一个连着床的活动桌架。

思成和徽音认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不能没有刊物，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成就，全是通过营造学社汇刊报道出去，在国内外赢得了声誉。《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先已出了六卷二十一期，由于日寇入侵被迫停刊，他们一直想着要复刊，佛光寺最重大的发现还没有报道出去。1944年他们决定恢复汇刊，没有条件就用土纸石印，照片无法制版就改用线描图，就这样思成一人主编出版了第七卷第一期，徽音一人主编出版了第七卷第二期。

在第七卷第二期上，徽音发表了《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这篇长文，为的是迎接战后大规模住宅建设，提供借鉴。这一期还发表了费慰梅著、王世襄译《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徽音为此文写了一段编者后记。这一期汇刊编完以后，徽音又写了一篇编辑后语。这是《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最后一期。林徽音为汇刊画上了最后的句号，也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旧时伦理道德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新时代提倡女权和妇女解放，但是知识女性仍然信守着“助丈夫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的成功为第三”那样一种准则。林徽音自己肩上挑起“两担云彩”，还得担负协助丈夫、照料家庭两副重担。抗战之前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家里最热闹的时候是十六七口人，除了自己小家五口之外，还有五口亲戚和他们老妈子，另外有六七个仆人，徽音担任家庭经理的角色。

抗战时期只有家里五口，可又雇不起保姆，柴米油盐锅碗瓢盆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全靠徽音一人，这时她已是重病之人，每天累得半死，上床呻吟，她哀叹她为什么还活着。社会上已经认识到，营造学社不过思成一人而已，李庄时候，思成代理社长，每年到重庆去为申请经费而小跑，徽音还得替他照料整个营造学社。以至于他们自我挖苦地说，思成是火车站，徽音是站长，有时候又反过来。

1943年8月，刘敦桢离开营造学社应聘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徽音给费慰梅写信说：“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果然，刘敦桢走后，他的助手陈明达也到西南公路局去了。思成说的“在战争时期的艰苦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她”。思成说的语重情长，可全是实话。徽音的毅力惊人、贡献突出，她和思成的同学陈植后来回忆，仍然赞叹不已。

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北平，思成应梅贻琦之聘，到清华大学创办营建系，徽音一到校立即为教师设计胜因院住宅。她投身教学，开了不少的课。当时教师不多，思成去美国讲学考察建筑教育和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中国代表期间，徽音带年轻教师主持教学。这期间她身体很坏，1947年底不得不住院做肾切除手术，她已经给费慰梅写了诀别信，又作了一首诗《写给我的大姊》，也是当作诀别的遗嘱。

《恶劣的心绪》也是手术前写下的。1946年至1948年徽音写了几首小诗，又接受杨振声、金岳霖的建议，整理一些以前的诗作发表。这几年她心情低沉，《恶劣的心绪》的诗题似乎可以代表整个时期的心境。她在抗战时期写的《哭三弟恒》也是这时发表，诗中说的“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更代表着她心境中的积极一面。

从1949年到1955年不幸故去这六年多，是林徽音作为建筑学家和设计师鞠躬尽瘁，发出最后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她完全告别了文学创作，文章风格也有了变化。这个时期的辉煌业绩，至少有六个方面。

林徽音参加和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这是全国政协交下来的任务，委托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进行设计。徽音和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高庄、朱畅中等，连续几个月的努力，方案中选，直到最后确定。1950年6月23日，政协大会以起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清华大学的设计。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明令公布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徽的设计，林徽音贡献出了一生的才华和诗意。

1952年，徽音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为碑座和碑身设计雕饰纹样和花圈图案。徽音一向喜爱雕饰图案，早在东北大学就开过雕饰史的课。为了这个设计，她找了许多资料，做了许多方案草图，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劲头，感人至深。

1950年至1951年，徽音应工艺美术界的邀请，深入到景泰蓝和烧瓷等工艺工场调查研究，掌握生产工具，帮助他们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又便于生产制作的新产品，她还亲自参与试制，挽救了传统工艺美术，救活了两个濒临关闭的老厂。她还为美术院校和美术界培养研究生，带研究生研读期间，对历代图案进行研究，分析其演变和发展规律，草拟了一个《中国历代图案集》的提纲。

为保护北京古城和古建筑，思成作了许多方案，提出各种设想，写了大量的文章，作过多次的呼吁。徽音协助思成写了《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又和思成合写了《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自己写了《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在《新观察》上开辟《祖国的首都》专栏，一连写了十一篇介绍北京文物建筑的文章。

1954年她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在一次讨论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拆留问题的代表会上，她抱病出席发言，鞠躬尽瘁，慷慨陈词，呼吁保留，并提出两全的可行方案，代表们都很赞成她的意见，可是三座门必须拆除早已内定，结果还是通过拆除！ 她和思成力主保留北京城墙，她称北京城墙好比是璎珞项链，还提出多开城门和豁口，保留城墙，在上面建成城墙花园，作为劳动人民的文化休息场所。他们知道，城墙一旦拆除便永远无法补救，所以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声泪俱下，请求刀下留城，从长计议。

中国不能没有建筑史，他们半生的奋斗，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寻找古建筑实例，历尽千辛万苦，就是为了要写一部中国人写的建筑史。抗战期间写出的《中国建筑史》一直未能出版，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后，他们也愿意对建筑史的发展提出新的认识、新的看法。就建筑专业的教学和社会上的需要而言，大家也盼着他们的建筑史尽早问世。思成在《建筑学报》1954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中国建筑的特征》。同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思成、徽音和莫宗江联合署名的《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同期学报的编者后记说“梁思成教授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连载文章，继续刊登”，又预告1955年第一期“将继续刊出《中国建筑的优秀实例》”。

到了1955年2月，突然发起批判梁思成的运动，1954年两期学报因刊登建筑史文章而遭到批判，1955年第一期学报已印出即将发行，也因为批判梁思成而下令全部销毁，已经印出旋被焚毁的那篇《中国建筑的优秀实例》，到底也不知道是思成一人所写，还是二人或三人合写。从这三篇文章的内容和发表次序来看，正是建筑史开头的几篇，他们显然是要把建筑史重写一遍。有关方面编了一部大型盒装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请徽音审稿并作序。作为这个领域的绝对权威，她提出了很多精辟见解和批评意见，分析清末彩画的没落，指出绘制的聒噪喧腾和失败“走样”，而编者却要她在序文中“强调优点”，这使她非常为难。这本书一直到林徽音逝世后才印了出来，徽音传世文章最后之作就是《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和《〈中国建筑彩画图案〉序》。新中国成立以后林徽音仍然是个病人，未能恢复元气。她带病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了不少文章，还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讲过“建筑史”“住宅概论”等课程，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到1954年，她开的“中国建筑史”等课程，大半是躺在床上讲授，学生走后她就发烧咳嗽不止，这样舍己芸人，讲课时仍然兴奋不已。

1954年冬天很冷，徽音病情转重，思成决定搬到城里过冬，以便治病，房子没有找好，临时借住在陈占祥家里。1955年2月，春节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气势凶悍，不容分辩，研究建筑史、古建筑和文物保护都被打成复古主义，“企图完成一部中国建筑史”也成了一种罪状。从此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剥夺了思成写作建筑史的权利，思成开创的建筑史学科从此一蹶不振，名存实亡。

徽音当时病情严重，住进医院，一次批判会后，吴景祥陪思成到同仁医院看望徽音，见到思成，谁都说不出话来，二人只是相对无言，默默相望，吴景祥看了也不觉凄然泪下。思成接连挨批忍受不了种种打击和折磨，也一病不起，住进了医院。3月31日深夜，徽音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思成。当时思成就住在隔壁病房。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说吧。弥留之际她想见亲人，有话要说竟未说成，4月1日清晨，凄然长逝。这时她才刚过五十岁，尚在中年。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林徽音的一生？

她一身幽馥的诗意，满腔滚沸的血液，又“挑起两担云彩”，在建筑和文学两个领域里，她的诗文小说和建筑文学中那种真奥之思、飞动之趣，那种衫裾缥缈、云衮霞缨的神彩，都是旷世超卓、罕有其匹。她又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日寇侵略中国，扰乱了她的学术生命，使她的才华未能完全发挥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她获得新生，鞠躬尽瘁，再放出生命的光彩，但一场“左”的、完全错误的批判运动，又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她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她的惊人毅力和创造热情，她的慈悲心肠和人格魅力，正是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

（本文摘自《林徽音先生年谱》，曹汛著，文津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