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上中学时对俄罗斯文学感兴趣，读了一些俄罗斯名著，心想什么时候能读俄文原著该多好啊! 正逢其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面向社会开办俄语广播学校，我极其兴奋地报名入学了。每天清晨六点打开收音机收听俄语课。十分幸运，我有机会直接去广播电台教学现场上课，面对苏联老师上课对我激励和推动很大。我坚持三年俄语学习，完成了广播学校的学业，并获得结业证书。

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出于对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兴趣爱好，我选择了俄语专业，并如愿考入哈尔滨外国语学校正规地学习俄文。入学时我向校方提出我学过俄语能否插班学习，校方特意为我安排了一次面试，看我的水平如何。通过面试，学校同意让我插班到二年级学习。当时授课老师都是移居哈尔滨的苏侨，他们使用纯正的俄语，且有执教中国学生的经验。在学校良好的语言环境下，我受益匪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我用俄语简短发言，感谢学校的栽培和老师们辛勤的教学。正当我毕业的那一年，学校正式升格为哈尔滨俄语学院，先后聘请了十多位苏联语言学专家来校培养研究生，我有幸被学校保送读研究生。苏联专家讲授了多门俄语理论课，譬如语言学概论、苏俄文学简史、俄语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俄语教学法等，这些课程对我以后的俄语教学研究很有帮助。

建国初期，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需要大量俄语翻译人员以及懂俄语的专业人才。与此形势相适应，清华大学决定成立俄文教研组，从各高校招募俄语教师以满足教学需求。当时教研组俄语教师多达上百人，成为全校规模最大的教研组。1957年我读研毕业，被招纳到清华大学俄文教研组任教，从此开启了我俄语教师的生涯。

当年清华俄文教研组老主任原先是教英文的，他自学俄文，水平很高，翻译了大量介绍苏联时政方面的文章。我向他报到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教研组第一位俄语研究生，交给你一项紧急的教学任务——教一个留苏预备班。”时间紧，任务重，我服从主任的安排，心里却有些打鼓。虽然我比其他老师多读几年书，却没有多少教学经验，担心完不成任务。既然得到主任的信任，我只好硬着头皮干起来。这个留苏预备班的学员是经学校领导选拔而来的，其中有教授、干部以及毕业班的优秀学生。我接受这个班的教学任务，深感责任重大，不敢丝毫懈怠，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我要自己编选教材，备课批改作业。每天上午授课下午辅导答疑，整天忙个不停。好在经过一个多学期的强化培训，学员们学会阅读专业书，具有初步的听说能力，教学效果明显，与此同时我也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接下来，我承担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俄语教学，教学任务繁重，每周20小时授课，晚上给学生辅导答疑。此时学生学习俄语的热情高涨，他们自己组织俄语课外活动，开辟“俄语角”，学唱俄语歌曲，开展俄语会话，教师们也积极参与其中。中苏友好时期，全校师生员工几乎人人都学俄语，校内一时呈现俄语热潮。俄语教师在担负教学任务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编著词汇、语法教学参考书。我与众多老师参与编纂“俄语最低限度词汇”，其他老师编著“科技俄语语法手册”。这些教学参考书当时获得好评，广为流传。

遗憾的是，俄语热潮好景不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逐趋紧张，苏联援建项目中断，苏联专家撤走，学校俄语热逐渐消退。俄文教研组开设的外语课从单一俄语转向单一英语。俄语老师随着改行转教英语，也是形势变化所需不得已而为之。我不舍俄语，坚持俄语教学岗位直到最后。最为严重的状况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革”一开始，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外语教育首当其冲遭到批判，清华大学俄文教研组被迫解散，外语教师被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文革”劫难长达十年之久，国家经济严重受损，科技停滞不前，知识分子丧失宝贵年华。

所幸的是，八十年代国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苏关系改善，清华大学俄语教学重获一线生机，恢复俄语教学。但事情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文革”后，大学外语教学清一色开设英语，忽视俄语。学校恢复招收研究生，其中一些学员“文革”前学的是俄语，他们强烈要求继续学俄语，研究生院领导才不得不同意为他们开设俄语课。可是谁来执教呢？俄语转英语的老师谁也不愿再回俄语教学，觉得十多年来不摸俄文，忘得差不多了。此时我自告奋勇愿意重回俄语岗位，接手俄语教学，但单枪匹马人手不够，无奈之下我从外校招入几名俄语毕业生充实力量。就这样组成一个小小俄语教学组，与往年庞大的俄文教研组实力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俄语教学极其困难，由于长期中断俄语，一无合适的教材，二无适用的工具书。即便如此，我们自己动手，编选教材，编纂辞书，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我先后给几届研究生教授俄语，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不少人之后派往俄罗斯一些名校留学，学成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后来有的成为教授，有的出任驻俄罗斯使馆参赞。他们至今不忘老师，这让我感到欣慰。

值得一提的是，我有幸于1987年第一次出国前往苏联，参加莫斯科普希金俄语学院举办的俄语教学研讨会，会上我介绍清华大学俄语教学概况，引起各国与会者的兴趣，其原因是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КАПРЯЛ）成为国际俄语教师协会（МАПРЯЛ）成员之后，我是第一个站在国际会议讲台上发言。会上结识了国外俄语界同行，开阔对外俄语教学的眼界，从此打开了与各国俄语界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通道。之后几年，我又有机会应邀参加苏联和东欧几国举办的俄语学术会议，并与当年列宁格勒工学院（ЛПИ）对外俄语教研组合作，互派教师进行学术交流，这对我们俄语教学研究帮助很大。在此期间我陆续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十余篇，有所收获。

1987年参加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国外俄语》杂志总编辑А.Н.Абрамович

在承担教学任务同时，我与同事们合作多年，从事编纂俄语词典工作以满足教学需要。我所主编的《简明俄汉科技词典》于1987年与读者见面。

1987年《简明俄汉科技词典》问世

为了适应新时代对外交流的需求，我牵头与外文系英法德日语教师合作，主编《六国语国际交往会话手册（汉英俄法德日语对照）》，终于在21世纪前夕出版，实现了我退休前的夙愿。

正当我八十岁到来时，国外同行在“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国外俄语”）期刊上发表文章向我表示生日祝贺，并认可我作为一个中国俄罗斯语文学家（китайский русист）为推广俄罗斯语言文化方面做出的成绩，就此足矣。

我退休之后，仍然关注国内外俄语教学的进展。2011年在上海召开第12届世界俄语大会 (ХII Конгресс МАПРЯЛ)，此次大会规模之大空前，来自四十多个国家一千多位俄语教师前来参会，其中俄罗斯派遣的专家学者数百人。我也有幸参加此会，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期间很高兴重逢老朋友，结识新同行。大会收集到国内外学者800多篇论文，反映当今俄语和俄罗斯文学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大会论文集是我收藏的宝贵资料，值得往后仔细参阅。

参加世界俄语大会（ХII Конпресс МАПРЯЛ）留影

人到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有限，适当做些力所能及喜欢做的事，有时想起什么写点东西。最近写了几篇文章：“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А.Шолохова в Китае”(萧洛霍夫作品在中国）,“Notes on the Language of Russian Scientific Texts”（俄语科学文本语言小议，英文版），发表在国外期刊上。

写文章的初衷无非是动脑动手，手脑并用，敲打电脑键盘上俄、英字符，延缓记忆力衰退。

回顾我六十年俄语教学生涯，心怀俄罗斯的情结，走过的路并非一路顺风，有得有失，有喜有忧，尽心尽力，无怨无悔。这就是我大半辈子的人生感悟。

2014年应邀出席俄罗斯国庆招待会